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我認為他是奧威爾的先驅——寫了一本以極權國家蘇聯為背景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他說，「在緬甸，我們有黎明的黑暗、中午的黑暗、不分晝夜的黑暗。」他停頓片刻，然後補充：「現在是最黑暗的時候。」不難推測，此話名不虛傳。軍政府已經在緬甸存在了四十多年，成功地躋身為世界上最堅挺的獨裁政權之一。整整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除了接受獨裁統治，一無所有，和我聊天的很多緬甸人都已經失望，不認為形勢會有任何改觀。

我嘗試使用這裡每一位都熟悉的一個文學典故。「你們知道他們說過，」我大膽地說，「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他們笑起來，有人拍腿叫好，有人鼓掌稱絕。重新安靜下來後，心理學者小聲地說：「謝謝你。」「是的，」其他人也說，「謝謝你。」每一位都在默默地點頭，包括我。

以上的文位元組選自《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當作者小心翼翼地說出「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時，當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真誠地道出「謝謝你」時，微信君深受觸動。今日與書友分享這些文字，敬那些在黑暗中不屈抗爭的美麗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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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文 /艾瑪·拉金

譯 /王曉漁

選自《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在市場不起眼的二樓找到書店。書店面積不會超過一塊油布，地板上堆著一堆書，彷彿從一個巨大的口袋裡傾倒而出，雜亂無章。其中有很多英文書——20世紀 50年代的生物化學課本，圖書館舊書，一些由黑藍色布頭包著的牛津大學版口袋本經典。在這座小小的書山之後，哈圖（Hla Htut）躺在褪色的帆布躺椅上，讀著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選。我遞給他介紹信，介紹信來自我們在仰光共同的朋友。他仔細讀後，摺疊起來，還給我。他非常莊重地從一些箱子後面拖出一隻塑料凳，讓我就座。然後他斜躺在他的椅子上，點起一支細細的方頭雪茄煙，坦承他痛恨書。

哈圖三十齣頭。他有著安靜、穩重的外表和自如、緩慢的舉止。他的學校生涯，因為政府頻繁而且隨意關閉緬甸大學而中止，他沒有完成英國文學的學士學位，轉而開始從事圖書交易。他澄清自己並不是痛恨「所有的」書：他只是痛恨緬甸圖書。事實上，哈圖沒有時間閱讀任何當代緬甸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報紙、雜誌。「我不相信他們，他們總是撒謊，」他說，「我知道在你的國家不是這樣，你們的圖書和報紙從不撒謊，是不是？」我思索了一會兒，正準備給出一個漫長而且複雜的回答，解釋通俗小報如何把世界事務描繪成一幅變形的圖景，以及主流的國際新聞頻道如何把事情簡單化以滿足大眾的消費口味。但是，哈圖把我的猶豫理解為認同，對他的閱讀理論做出總結。「我只相信舊書。」他說。

當我們交談的時候，哈圖的朋友，一名正在翻看雜亂書堆的發福的長者，抬頭看了我一眼。聽我們講了一段時間，他打斷我們的交談。讓我吃驚的是他一口標準的英語。「請允許我做一個自我介紹」，覺登（ Kyaw Thein）介紹自己是一名詩人，也是文字愛好者。他是我在緬甸不時遇到的老派緬甸紳士中的一位，他們溫文爾雅，操著一口古色古香的老式英語，憂傷的氣息像香煙一樣瀰漫在全身上下。在這裡，市場的昏暗樓上，伴隨著溢出的垃圾臭味，覺登給我背誦了他的幾首詩作。這些關於愛情、迷惘和孤獨的詩句，優美而簡潔。「我只能寫愛情詩，」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審查官警告我不要寫任何其他題材。他們告訴我，『不要書寫現實』（Bawa akyaung m』yay neh）。」

等到我們結束交談，已經是傍晚，市場正在關門。過道變得昏暗，伴隨著大呼小叫的聲音，攤販們開始打包沒有售出的貨物。頭頂的熒光燈忽明忽暗地閃爍著，最終變成詭異的微弱光線，伴隨著不痛不癢的嗡嗡聲音。哈圖把他的書一股腦地裝進麻袋，同時邀請我參加明天被他稱為「茶會」的活動。我很高興地接受邀請。

喬治·奧威爾

參與「 waing」是一件令人興高采烈的事情，充滿玩笑和文學掌故。當哈圖宣布我對喬治 ·奧威爾的寫作以及它們如何適用於緬甸感興趣，每個人都有話要說。「俄羅斯已經沒有它的老大哥了，但是我們還有。」心理學家說。這位德高望重的紳士穿著清涼的白色襯衫和閃閃發光的銀色籠基。「奧威爾的預言對我們而言依然非常準確。 」「是啊，是啊。」每個人都同意。「我們是一個擁有 5000萬人質的國家，」心理學家說，「他們扣押 5000萬人質的時間已經長達 50年。」大家笑起來，一些還鼓掌叫好。

「正是如此！」一名退休教授在方頭雪茄煙的繚繞煙霧裡說，「我的西方朋友經常問我，『為什麼緬甸知識精英那麼悲觀？』我回答說沒有什麼是構成悲觀的『唯一』理由。但是在當下這種狀況下，絕對『沒有』樂觀的理由。」

再次的，每個人都點頭稱讚。但是，心理學家認為緬甸沒有達到《一九八四》那種無孔不入的極權主義夢魘的程度。「像小說的。即使在緬甸，也有其他觀點滲透進來的渠道。在這裡，你不可能絕對地控制人民的精神。」

「好吧，但只是還沒有。」哈圖嘟囔著。

「當然，」心理學家繼續說，「那正是他們想做的。為什麼教育體制如此糟糕？他們不喜歡培養思想者。他們甚至不希望我們思考。 」（幾乎每一個和我在緬甸談天的人，都把當局簡稱為「他們」，只有一名富有詩意的英語文學專業學生把將軍們稱為「綠袖子」，因為他們穿著橄欖色制服。）

一名教授提及新政府提議把博士候選人的培養人數從當前的每年 40名提高到 800名。每個人都大笑不已。哈圖轉向我說：「在緬甸，博士（ PH.D）相當於『不是博士』（Phoney Doctorate）。」

「他們只是單純地開設越來越多的學校，因此這個體制可以在紙上看起來很漂亮。都是虛張聲勢，」一名教授說，「那只是紙上談兵。他們大興土木，他們高喊口號。就是那樣。然後他們溜之大吉。他們不在意質量，他們不在意教師是否接受過良好的訓練，也不在意學校是否設備完備。」

「在量上我們有進步，」心理學家說，「但在質上，我們已經跌入谷底。」

事實也是這樣。這個國家在紙上日新月異。政府信息部忙於生產圖書和文章，詳細說明這個國家如何高速發展。他們最近的一本出版物《 2002年緬甸的事實和數據》（Myanmar Facts and Figures 2002），封面是曼德勒王宮的豪華柚木大門，這張照片下這個封面有些名不副實，考慮到住在城市以外的人很少能夠支付衛星天線的費用，即使能夠支付，沒有登記就安裝衛星天線將會獲得入獄囚禁的嚴懲。雖然很多學校配備了電腦，但很少有學生接受過這個方面的專門訓練，更不用說是否供電，是否允許使用它們。許多緬甸學生依然使用石板和粉筆做家庭作業。這本書充滿各種同樣異想天開的數據，比如大學（其中很多已經被關閉以避免政治風波）和醫院（很少能夠給患者提供醫藥或經過充分訓練的醫生）的數量。我把這本書給一名曾經在信息部工作過的作家朋友看。「謊言！」她說，「我們必須絞盡腦汁，從大腦中找出這些數字。」

她補充了一個流行的緬甸笑話：「當我拿起一張報紙，第一件事是翻到最後一版閱讀整張報紙中唯一可信的新聞——訃告。」事實上，如果你拿起一份緬甸報紙，你會發現紙張上只有正面新聞。新的馬路已經在欠發達地域落成，麻風病已經被徹底根除，學齡兒童入學率現在達到 93.07%——歷史最高水平。

?《1984》

政府發布的正面新聞，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裡也有所湧現。「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傢具、鐵鍋、燃料、輪船、直升飛機、書籍、嬰孩的產量都增加了 ——除了疾病、犯罪、發瘋以外，什麼都增加了。」在奧威爾的小說里，溫斯頓 ·史密斯把他的死氣沉沉的日子用來重寫過去和現在的片段，以便符合當局——黨——希望在任何時間都天衣無縫的要求。他必須重寫的材料，通過輸送管送到他在真理部記錄司的辦公桌上。他有可能收到幾個月前《泰晤士報》的一篇文章，報道富裕部承諾1984年個人的巧克力限額不會減少。而巧克力限額剛從 30克減少到 20克。史密斯的工作是重寫當時的文章，說明黨已經預警即將到來的巧克力短缺。原始文章被扔進一個綽號是「記憶洞」（memory hole）的橢圓形窟窿里。隱藏在記錄司深處的火爐把這些付之一炬，過去匆匆消失。當史密斯重寫其他文章的時候，過去和現在通過他的「記憶洞」迅速消失，抹去了發生過的戰爭，樹立起從未存在過的黨的英雄，編造出數據。

「我們不能說出或者寫下那些正在緬甸真實發生的事情。」一名作家在茶會上說。作者和新聞記者如果發表了政府認定為反動的觀點和信息，會被列入黑名單。即使從輕發落，列入黑名單也意味著你被禁止出版作品，如果從重發落，意味著在緬甸監獄度過幾年時間。

作家告訴我一位歷史學者的遭遇，他在緬甸富有威望，著作等身，曾經在一個國際電台的訪談中發表了一些出格的評論。「我們再也不能在雜誌和報紙中寫出他的名字，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出現。」作家說。這位歷史學者的文章已經被禁，他的著作被從書店裡清除出去。人們像在《一九八四》里那樣消失：「你的名字從登記冊上除掉了，你做過的一切事情的記錄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給否定了，接著被遺忘了。你被取消，消滅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為烏有（vaporized）。」在記錄司的溫斯頓·史密斯辦公室隔壁，一名女性負責抹去那些「化為烏有」的人們的姓名，把它們從任何書寫記錄中刪除：「無論如何你都會消失，你和你的所作所為都不再會被提起，你被徹底清除出歷史的洪流。」作家告訴我，那麼多作家被列入黑名單，以至於無法撰寫一部完整的當代文學運動史。說到這裡，他笑起來。

現在有為數不少的知名詩人、作家、新聞記者、編輯身陷囹圄。作家覺山（ Kyaw San）因為寫詩和撰文支持反政府示威被判七年。 1997年，他遭受了嚴酷的刑訊逼供以至於部分失聰。年輕的學生昂屯（ Aung Tun）因為編撰緬甸學生運動史，和幫助過他的歷史學者一起入獄。另一名記者當屯（Thaung Tun），被發現搜集踐踏人權的資料，在一個政府審訊中心被折磨了三個星期，然後被判處八年監禁。

?破曉

心理學者長嘆一聲。「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我認為他是奧威爾的先驅——寫了一本以極權國家蘇聯為背景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他說，「在緬甸，我們有黎明的黑暗、中午的黑暗、不分晝夜的黑暗。」他停頓片刻，然後補充：「現在是最黑暗的時候。」不難推測，此話名不虛傳。軍政府已經在緬甸存在了四十多年，成功地躋身為世界上最堅挺的獨裁政權之一。整整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除了接受獨裁統治，一無所有，和我聊天的很多緬甸人都已經失望，不認為形勢會有任何改觀。

我嘗試使用這裡每一位都熟悉的一個文學典故。「你們知道他們說過，」我大膽地說，「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他們笑起來，有人拍腿叫好，有人鼓掌稱絕。重新安靜下來後，心理學者小聲地說：「謝謝你。」「是的，」其他人也說，「謝謝你。」每一位都在默默地點頭，包括我。

《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

[三輝書系·行路人]

[美]艾瑪·拉金 著

王曉漁 譯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已上架

20世紀20年代，喬治·奧威爾曾作為大英帝國的警察在緬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後，他突然毫無預兆地返回英國遞交辭呈，開始了寫作生涯。而緬甸則以各種形式在他的書中出現。

美國記者艾瑪·拉金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彌亞、仰光、毛淡棉、傑沙……她試圖為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是什麼樣的經歷促使奧威爾放棄了殖民地生活，轉而從事寫作？又是什麼讓緬甸這個地方變得如此貧窮和悲慘？拉金復原了奧威爾這段幾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經歷，並寫出了奧威爾對今日緬甸的精神影響。與此同時，她帶著奧威爾的清醒和觀察力，刻畫了在殖民幽靈與獨裁統治的交纏下，緬甸日常生活的矛盾與荒誕，以及人們的恐懼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