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論教育的根本 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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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育的根本

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節選）

作者：章太炎

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的路線自然不同。幾位朋友，你看中國是屬於那一項？中國現在的學者，又屬於那一項呢？有人說，中國本來沒有學說，那種話，前幾篇已經駁過。還有人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為藥石之言。

中國學說，歷代也有盛衰，大勢還是向前進步，不過有一點兒偏勝。只看周朝的時候，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懂得六藝的多。卻是歷史政事，民間能夠理會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說得。後來老子、孔子出來，歷史、政事、哲學三件，民間漸漸知道了。六藝倒漸漸荒疏。漢朝以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漢朝人的懂六藝，比六國人要精許多。哲理又全然不講。魏、晉、宋、齊、梁、陳這幾代，講哲理的，盡比得上六國。六藝裡邊的事，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聲音訓詁仍舊沒有失去，歷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總算沒有甚麼偏勝。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卻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學，唐初都也不壞，從中唐以後就衰了。只剩得歷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場。

宋朝人分做幾派：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像沈括、陸佃、吳曾、陸遊、洪适、洪邁都是。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裡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種；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像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陳、馬還算著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誇的習氣，在歷史既沒有真見，在當時也沒有實用；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學家了。比那兩家，總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話，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司馬光也還懂得書學。此外像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劉攽，劉奉世，曾鞏又是長於校勘，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

宋、元之間，幾位算學先生出來，倒算是獨開蹊徑。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只為不懂得禮，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卻是最精於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說：「禮豈是為我輩設」，卻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刪並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學，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裡頭，有六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只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時候人，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裡頭生太子，還瞞著人不敢說，像後代的帝王，那裡避這種嫌疑，可見當時守禮的多，就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遠公原是個老和尚，本來遊方以外，卻又精於《喪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說禮，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理學先生，都說服膺儒術，規行矩步，到得說禮，不是胡塗，就是謬妄。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只是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在溫州做官，遇著欽差到溫州來，就去和他行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一件一件，都照著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會變通，也不算甚麼高。照這樣看來，理學先生，遠不如清談先生。）

明朝時候，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王守仁出來，略略改變些兒，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鯢鰍來做雄長，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字學校勘都沒有了。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歷史也是推開一卷。中間有幾位高的，音韻算陳第，文字訓詁算黃生，律呂算朱載堉，攻《偽古文尚書》算梅鷟，算學也有個徐光啟，但是從別處譯來，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所以不數。到明末顧炎武，就漸漸成個氣候。

近二百年來，勉強喚做清朝，書學、數學、禮學，昏黑了長久，忽然大放光明，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像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都著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就有也不成大體。或者因為生非其時，不犯著講政事給他人用，或者看穿講政事的，總不過是浮誇大話，所以不願去講。至於哲理，宋、明的理學，已經擱起一邊了，卻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中間只有戴震，做凡卷《孟子字義疏證》，自己以為比宋儒高，其實戴家的話，只好用在政事一邊，別的道理，也並沒得看見。宋儒在《孟子》裡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裡頭翻來翻去。宋儒還採得幾句六朝話（大概皇侃《論語疏》裡頭的話，宋儒采他的意頗多）。戴家只會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話，戴家所發明的，原比宋儒切實，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說，也算十分發達了。只為沒有講得哲理，所以還算一方偏勝。若論進步，現在的書學、數學，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進步。歷史學裡頭，鉤深致遠，參伍比校，也比前代進步。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近代比前代進步。

本國的學說，近來既然進步，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截然不同了。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么，也還不止。六書固然明了，轉注、假借的真義，語言的緣起，文字的孽乳法，仍舊模糊，沒有尋出線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禮固然明了，在求是一邊，這項禮為甚麼緣故起來？在致用一邊，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

歷史固然明了，中國人的種類，從那一處發生？歷代的器具，是怎麼樣改變？各處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為甚麼緣故？本國的政事，和別國比較，劣的在那一塊？優的在那一塊？又為甚麼有這樣政事？都沒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尋么？算學本是參酌中外，似乎那邊盛了，這邊只要譯他就夠。但以前有徐光啟采那邊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有江永采那邊的，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後來人可不要自勉么！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也盡有幾個。若說現在學者沒有心得，無論不能概全國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不過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來。怎麼叫做偏心？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採，這是第一種偏心。

在本國的學說裡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為無足重輕，並且還要低毀。就像講漢學的人，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就說是空言，或說是異學；講政事的人，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就說是廢物，或說是假古玩；彷彿前人說的，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一項學術裡頭，這個說的是，那個說的非，自然要辯論駁正，不可模稜了就算數。至於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菲薄。）

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著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著他說好，仍舊是錯；為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洴澼絖。」（不龜手，說手遇了冷不裂；於洴澼絖，就是打綿。）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又看陽明未生以前，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遠的且不必說，像北宋种師道，是橫渠的弟子，用种師道計，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趙葵是晦庵的再傳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虧趙葵的力。明朝劉基，（就是人人稱劉伯溫的）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明太祖用劉基的策，就打破陳友諒。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就可以立得功業么？原來運用之妙，存乎其人。

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梗，是時為帝。」（豕零，就是藥品裡頭的豬苓，意思說賤葯也有大用。）如果著實說去，學說是學說，功業是功業，不能為立了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好，也不能為不立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致用的方術，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就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說陽明學好，真是道聽途說了。

又像一班人，先聽見宋儒謗佛，後聽見漢學人謗佛，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就是佛學不好；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就說佛學好；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但基督教人，本來有門戶之見，並說不出自己的理論來；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宋儒是看過佛書了，固然有許多人謗佛，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本來宋儒的學說，是從禪宗脫化，幾個直認不諱的。就是老實說直話，又有幾個？裡面用了佛說，外面排斥佛說，不過是裝潢門面，難道有識的人，就被他瞞過么？日本人的佛學，原是從中國傳去，有幾種書，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倒還有原版，固是可寶。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並不能比中國人深，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見解，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盡他說的好，也不足貴。歐洲人研究梵文，考據佛傳，固然是好；但所見的佛書，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有意講佛學的人，照著他的法子，考求言語歷史，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凈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後就絕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學佛，我也依他學佛，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

胡亂跟人，非但無益，並且有害。這是甚麼緣故？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一定連他的壞處也取了來。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看不定的人，就說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棄菁華取糟粕了。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周、孔的經典，是歷史，不是談理的，所以真經典就是，偽經典就不是；佛經是談理的，不是歷史，只要問理的高下，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基督教是純宗教，理的是非，並不以自己思量為準，只以上帝耶穌的所說為準；佛經不過夾雜幾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為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為準。以前的人學佛，原是心裡悅服，並不為看重印度國，推愛到佛經；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

又像一班無聊新黨，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看自國的學問，是野蠻學問；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還說中國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國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頭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在學校裡邊，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有這一種轉念，原說他好，並不說他不好，但是愛教的人，本來胸中像一塊白絹，惟有聽受施教的話，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何不想一想，本國的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像自己家裡的習慣，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粗粗淺淺的人，到中國來，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本來那邊學問很淺，對外人說的，又格外淺，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古人說的，「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贏，俗寫作螺。意思說用贏殼去舀海水，不能曉得海的深淺。）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

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但是翻書的人，能夠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么？那個口述的中國人，又能夠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約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訓詁文義，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為大儒，這邊看他的話，還是許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卻也可取，因為只案字比校，並不多發議論。其餘著作，不過看看當個玩具，並沒有可采處。近來許多目錄家，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皇侃《論語疏》、《玉燭寶典》，《群書治要》幾部古書，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簏子。）這個也難怪他們，因為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一代模糊一代，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國人自己尚不明白，怎麼好責備別國人！

後來日本人也看見近代學者的書，但是成見深了，又是發音極不正當，不曉得中國聲音，怎麼能曉得中國的訓詁？既然不是從師講授，仍舊不能冰釋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幾個老博士，翻騰幾句文章學說，不是支離，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國學問，這樣長久，成效不過如此，何況歐洲人只費短淺的光陰，怎麼能夠了解？

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德國人倒不然，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這句話也有幾分合理。日本人對著歐洲的學說，還不敢任意武斷。對著中國的學說，只是亂說亂造，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謬，到底時候太淺，又是沒有師授，總是不解，既然不解，他就說是中國學問，比天還要高，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為榮。古人說，「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麼？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一個門外漢，對著我極口稱讚，又增甚麼聲價呢？

聽了門外漢的品題，當作自己的名譽，行到教育一邊，也有許多毛病。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斗方名士的謬語，傳到那邊，那邊附會了幾句，又傳到這邊，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也有這邊高深的話，傳到那邊，那邊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傳到這邊，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就把向來精深確實的話，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這個結果，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

……

一上面所舉，不過幾項，其餘也舉不盡。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准，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迹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說，也不能取來做准。強去取來做准，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為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裡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裡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實，但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當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為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來人竟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

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就使沒有這種弊端，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施教育的跟著他的話施，受教育的跟著他的話受，也是不該！上邊已經說了，門外漢極力讚揚，並沒有增甚麼聲價，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尚的時候，說支那學好；風尚退了，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難道中國的教育家，也跟著他旅進旅退么？

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了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是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

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文章來源：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代表作有《國故論衡》、《章太炎醫論》、《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

魯迅先生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本文最初收錄在《教育今語雜誌》第三期，1910年5月8日出版於日本，署名「獨角」，後收入《章太炎的白話文》。這一篇「藥石之言」，是在晚清之際，針對一些國人盲從日本、西學，轉販學問，從而提出國人應當珍視本國的語言文字和歷史，從自己的國家出發研究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像自己家裡的習慣，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這振聾發聵的話，時至今日，亦有啟發，因此我們今天推送此文，以饗讀者。

卜師霞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訓詁學、辭彙語義學研究。

專欄主持

章黃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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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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