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名為利還是為天下？戰國士人的仕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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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見老子漢畫像石

文｜何晉

「士」的產生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描述的雖是天下人來來往往爭相追逐貨殖之利的熱鬧場面，但用來概括戰國社會生活中人們對財富的追慕，亦妥妥帖帖。

中國社會經過春秋時代近300年的醞釀，終於迎來了一個新時代，這個時代在制度、思想等各個方面都展露出了新氣象。

由於戰國群雄並立，彼此爭戰不已，因此，各國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了富國強兵，而紛紛在制度上進行變法改革，有雄心的君主們都有一個強國夢：魏國任用李悝進行變法，楚國任用吳起進行變法，韓國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齊國用鄒忌進行改革，秦國則任用商鞅作為變法的總設計師。

各國的變法與改革，首先催生了官僚制度，其最大特點表現在官員的選任上。在這之前的春秋時代為貴族政治，各級官職都由諸侯、卿、大夫、士這些等級分明的貴族擔任，並賜封他們土地及其人民，遂成「世官世祿」。

世襲的貴族們擔任各級官職並享有所封采邑的收入，勢位與財富一體，普通平民雖有才能也無由染指——血緣才是硬道理。

但戰國時，君主不再以血緣而是以才能來選任官員，商鞅變法規定，過去的貴族若無能力建立功勛將不再被承認是貴族，爵位與封賞只賜予那些能在戰場上砍下敵人腦袋的人。

更重要的是，被選任的官員不再像春秋時代那樣被賜予土地與人民，而是施行俸祿制——給他們發工資，例如在秦國，工資最少的，「歲俸不滿百石」，即年薪還不到一百石，多的則可達五六百石。

《荀子·議兵篇》中稱這種方法為「佣徒鬻賣之道」，也就是說君主和臣下之間變成了一種僱傭買賣關係，正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中所說的「主賣官爵，臣賣智力」。

這一制度的先進性在於，從此作為僱主的國君可以隨時讓那些政績不佳、考核不及格的官吏走人，對那些賣力的臣子，則賞以閃亮的黃金作為獎勵。這樣君主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臣下，更靈活地選賢任能，把官僚的任用和罷免權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其次，制度上的變革，尤其是其中有關生產和經濟的制度變革，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和經濟的發展，李悝提出了「盡地力之教」的措施，商鞅制定了大力提倡農業耕織的政策，再加上戰國時期鐵農具的使用，因此，更多的糧食被生產出來。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呂氏春秋·上農》），這使得當時的糧食和社會財富，已可以用來養活更多可以不從事農業生產的「閑人」。隨著物資的豐富與財富的積累，商業活動在戰國時期也興盛起來。

擁有巨大財富的商人富可敵國，勢力可與王侯抗禮。經濟與商業的發展，亦帶來了人口的流動和思想的繁榮，於是有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思想與知識的生產，他們成為被稱為「士」的這一階層的主體。

戰國新的士階層的產生，與春秋貴族等級社會的解體、戰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彼此流動，都直接相關。「士」原本隸屬於統治階層，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但在春秋末期，貴族政治衰落，「士」階層出現了上下流動的現象。

一方面沒落的貴族及其後裔失去了官爵和封邑，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生存，淪落為士；另一方面由於學術、教育在民間起，思想與知識不再為貴族所壟斷，使得普通的平民也能藉此獲取富貴，上升為士階層。他們在歷史上被稱為「諸子」。

對「利」的態度

戰國時期官員選拔任免制度的變革，為普通人提供了通過仕宦而獲取富貴的機會。面對君主俸祿的召喚，面對權勢與財富的誘惑，身負思想與知識的士人階層，對仕宦之「利」的態度卻人各不同。

商鞅離開魏國求仕於秦國，為了得到秦孝公的任用，一方面結交閹人景監，另一方面向孝公傾其所懷之貨——帝道、王道和霸道，多次察言觀色後投孝公所好，遂將霸道高價販賣出去。

然而細讀《史記·商君列傳》，可知商君本意原不以霸道為尚，但在利祿之前竟盡棄己說。此後，商鞅帶兵與魏國交戰，竟然利用他過去與魏國統帥公子卬的朋友之信，欺殺魏軍，背信棄義。

在商鞅看來，只要有「利」，就可以不擇手段去攫取。商鞅也確實達到了目的，不僅封邑十五，而且在秦國為官，秦人畏之甚於畏君，勢位富貴可謂極矣！

作為法家的另一人物韓非，對商鞅之道也十分認同，還進一步發展了「好利」理論，他認為好利是人的天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只剩下了利益關係：「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韓非子·備內》）

韓非認為不僅一般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即便是父子、夫妻、君臣之間也是如此，彼此之間都是功利算計的利益關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韓非子·難一》）

然而，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能給我國帶來利嗎？孟子卻回答說：「王！何必曰利？」

孟子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君、大夫、士庶人都一心逐利，那這個國家離危亡也就不遠了。但孟子也不是空手而來，他是帶著仁義而來的，不過他不投君主所好，不屈身委己，至死也不改變自己的仁政學說，若有君主用之則留，不用則走，一身浩然之氣。

這讓我們看到了和法家不一樣的仕宦理念。這在儒家其實自有淵源，子曾經曰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看來，追求富貴本身並沒有錯，但手段和途徑必須正當。

上述不同的態度，倒也並不完全是學派不同所致，即便儒家之中，也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戰國的士人作為一個階層，在整體上已開始凸顯出一些自己獨特的精神與文化尊嚴，《戰國策·齊策四》記載齊宣王召見士人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斶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富貴的誘惑並非對所有士人有效，優厚的俸祿也不能買到一切，士人對自我價值實現的期待，已有超出金錢之外者。正如郭隗先生對燕昭王所說，君主如何對待士，決定著士如何回報君主，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戰國策·燕策一》），如果「君垂爵祿以與臣市」，用錢買來的，只能是奴僕。

俸祿制下的僱傭固然為君主隨意任免官員提供了便利，但僱員也有了隨時跳槽的可能，更高的勢位，更多的俸祿，都可以使臣輕背其主，形成了顧炎武在《日知錄·周末風俗》中所說戰國「士無定主」的情形。

戰國各國的開放，對人才的公開招募，權貴的養士之風，都加劇了這一現象。這在士階層中的另一群體「縱橫家」中表現尤為突出，這些縱橫遊說之士，憑藉自己的陰謀詭計和不爛之舌，求售於君主，遊宦於各國，朝為秦，暮則為楚矣，利之所在，則身之所在。

這些人在位時，看重自己的一己之利，遠甚於國家之利，例如趙國的李兌，秦惠王時期的張儀，秦武王時期的甘茂，秦昭襄王時期的魏冉、范雎，往往利用國家的力量為個人攫取私利，擴大自己的私人領地。

正因如此，這一群體的士人，在當時就有著惡劣的名聲，在後世也常常為人所輕。當時的孟子，就把公孫衍、張儀這些縱橫家之輩對君主、權勢的迎合與順服，斥為妾婦之道。

孟子認為，為了富貴而毫無原則地順服與低頭迎合，並不是真正的大男人（大丈夫），孟子說認為真正的大丈夫應當是這樣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出淤泥而不染的蘇秦

不過，縱橫家中也有一人出污泥而不染，他就是蘇秦。其人本洛陽一平民，但既不種地也不做生意，而是勤奮讀書學習遊說之術。

蘇秦

尚未成功之時，遭到了兄弟妻嫂的鄙視，而一旦成功獲取富貴之後，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為此蘇秦由衷感慨道：「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糾正了過去文獻記載蘇秦事迹的不少錯誤，揭示出蘇秦和其他縱橫家的不同，他一生卻只有一個僱主，那就是燕昭王。

無論蘇秦仕於何國，位居何位，其真實目的都是在為燕昭王的興燕復仇事業做貢獻，且最終為之獻身——在齊國以間諜罪被車裂而死。使得司馬遷在《史記·蘇秦列傳》中也為蘇秦唏噓不已：「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對蘇秦來說，君臣之義已高於一己私利。

商鞅、孟子、蘇秦雖在仕宦上各有自己的持守，但熱衷於仕宦一途則完全相同。難道知識分子都熱衷於當官嗎？當然並非如此。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了莊子的故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道家雖也講君人南面之術，但作為個體生命的莊子，面對千金與卿相，卻選擇終身不仕以快其志，寧願居處於泥水之中。對於莊子的人生來說，千金與卿相是一種羈縛，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莊子看來，個人的精神自由與愉悅，比富貴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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