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天子衰落，諸侯列強興起，周朝變成了聯合國

文/張程

一次，衛國太子蒯聵閑來無事，登城賞景。他望見遠方有一處部族，問知是戎州。蒯聵就大咧咧地說：「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就這樣，戎州被衛國消滅吞併了。這就是春秋時期小國命運的真實寫照。

春秋時的外交力量格局是這樣的：大致黃河下游開化程度最高，社會最為發達，黃河中游次之，長江中游又次之，長江上游、下游和黃河上游地區最不發達。因此處於黃河中下游的國家力量相對強大。《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最大者則為齊、晉、秦、楚四國。除了楚國，其他三國都在黃河流域。如果從今天的地域上來講，各國之中楚國最大，大約佔據了四分之一的天下；晉國第二，齊國、秦國、吳國次之，越國、燕國、宋國、魯國又次之。

綜合起來看，國力最強的是楚、晉、齊、秦四國，可以看作是天下力量的「四極」。史載：「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列強劃定各自勢力範圍，相互征伐。在各諸侯國勢力範圍內的小國，則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支配下，不是降為列強的附庸，就是淪為列強貴族的采邑。這些附庸和采邑最後都逐漸淪亡，成為列強的領土。春秋是國家數目急劇縮減的時代。如山東諸小國被齊國兼并，河北、山西諸小國被晉國吞併，江淮、漢水流域各小國被楚國所並，西北各小國被秦國吞併。吞併的速度在春秋後期越來越快，力量格局的對比懸殊也越拉越大。

也有一些小國因為列強追求均勢的需要，而僥倖存活下來。

小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你用什麼類似的詞來形容春秋的兼并征伐都不為過。

隨著天子衰落，諸侯列強興起，周朝的天下變成了類似於「聯合國+列強」的「非政府狀態」格局。

東周王朝就是那個「聯合國」，是天下名義上的管理機構。但它的權威來自於大國的承認和配合。大國如果都像熊通那樣不搭理王室，那王室就什麼都不是了。周天子哪涼快，哪呆著去。它更多地起著一個標誌作用。在以周朝為中心的世界中，中心，次中心，次外圍，外圍等層次是清楚的。在政治關係上，華夏民族形成中心區，使天下秩序的主要力量，與周王室的關係最為明確，也最為密切；在華夏之外的蠻夷地區是拱衛中心的次外圍地區，它們受華夏文化影響，與政治中心形成時緊時松的關係；而不開化的荒涼地區的民族則是最外層，與華夏文化沒有什麼關係，與政治中心的關係只是偶然發生的關係。

這種格局類似於「同心圓」結構，圓心是周朝，各國按照血緣、地域和強弱的綜合考慮環繞在圓心四周。

中心與外圍的關係通過聯合國大會——「四方民大和會」得到確認。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上記，周公時為打算在東方的洛水營建新的都市，把各地的諸侯召集到一起。「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在這次會上向各諸侯發表了著名的《康誥》。這也許是華夏各方國的第一次「聯合國大會」。[ 葉自成著：《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外交思想》，第3頁。]

在這個圓形舞台上，各國上演了繽紛多彩的春秋外交劇目。北大教授葉自成老師給我們描繪了似曾相識的一幕：「美蘇兩極對抗與晉楚爭霸相似；蘇聯解體後的情況，使人想起晉國瓦解後出現的韓趙魏三國；當今的聯合國命運使人想起齊國，晉國等霸權操縱下的周朝；美國的霸權使人想起當年稱霸一時的齊國和晉文公時的晉國……甚至西方高張的所謂新干涉主義，其實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比，在形式上其實也並不新。」[ 葉自成著：《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外交思想》，第11、12頁。]

陽光下沒有任何新鮮的事物。今天的許多外交事物是與春秋外交相通的。

衰微的周王室雖然被漸漸拋棄，但它投射在歷史深處的影子始終籠罩在春秋外交身上。

周朝的第一個長影子是它作為「圓心」的象徵性作用始終存在。春秋各邦都已自立，弱時不能指望王室的支援，強時也不向王室施捨，但周王朝依然具有各國盟主的影響。絕大多數國君至少對周天子還抱有一絲名義上的禮貌；春秋人在祭祀祖先神靈的時候，還心存幾分虔敬。春秋諸侯征伐如果能夠得到周天子的授權或者贊同，彷彿就增加了幾分「師出有名」。這在春秋初期表現得比較突出。就像聯合國安理會是全世界唯一有權採取包括軍事在內的行動來維護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一樣，周天子對諸侯和蠻夷進行征伐的權力來源；天下的許多大事名義還是需要向天子彙報，聽取意見。

周朝的第二個長影子是它制定的許多禮儀和制度依然被春秋邦交所遵守。儘管「禮崩樂壞」，春秋國際交往間相互遵守的公約、禮儀都是發源於西周的。所謂的「周禮」為個人和諸侯國言行樹立了標準。魯國的孔子甚至將春秋亂象和人民的困苦歸結為沒有嚴格遵守周禮，將「克己復禮」作為解救困局的良方和畢生追求。宋襄公還煞有其事地舉起了仁義的大旗。

周朝的第三個長影子是發生在天下觀念方面的。春秋各國對世界的認識，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延續了西周的思想觀念。西周的宗法分封、華夷觀念和天下認識，使春秋諸侯在思想觀念和民族文化上形成了「諸夏」的認同感和心理劃一的認同感。這就使得儘管在戰場上打得死去活來，但多數諸侯都認同是同一個民族。共同的思想觀念使春秋走過戰國，最終走向了統一。

共同的天下觀念表現在中原和周邊民族的關係上演繹了華夏族和少數民族的和平與戰國。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務」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認識支配下，諸夏各諸侯之間雖然宗法關係己經淡化，可在抵禦外敵和對外征伐上的利益和行為是一致的。各國「遷邢救衛」、「救災恤難」、「迎逃送歸」等扶持救助的事例不勝枚舉。諸侯普遍認為周朝的禮儀和制度只對諸夏諸侯國有效，對蠻夷外邦無效。

周朝的這些影子使得春秋外交是我們中國的外交，而不是現代的外交。

周朝的這些影子也有投射不到地方。在那些地方，春秋外交突破明顯。

第一個暗處就是各諸侯國開始發展成為獨立國家。諸侯國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都是周天子主導的天下的組成部分，在內政上受到天子的制約，不能展開外交活動。但是王室東遷後，各國獨立性越來越強。它們不斷拓展領土，發展軍隊，獨立決定自己的內政外交，根本不理睬周天子的約束。其中許多諸侯國的疆域大小和政治獨立性並不比現在歐盟框架下的歐洲國家來得少。這樣的國家完全能夠成為獨立的外交主體。

第二個暗處是「諸侯無外交」的禁忌被打破了。西周制度規定外交是天子的專屬物。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祭國國君出訪魯國。《春秋穀梁傳》隱公元年對此記載道：「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意思是說：周朝範圍內的諸侯們，沒有周天子的允許，是不能相互交往的。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現的明確的「外交」一詞的記載。諸侯外交在這裡是貶義的。因為它是天子的特權，諸侯貿然交往就是僭越。但是這並不妨礙諸侯國之間的外交往來的現實存在。諸侯有外交，大夫更是成為了外交的主要人員。春秋時，魯國大夫就出使齊國16次，去晉國展開了24次外交活動。

不管承認與否，春秋各國都接收了周朝的外交遺產。

摘自《春秋大外交：亂世外交政局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