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亞洲共同體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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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末，印度裔作家、學者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英國《倫敦書評》上發表長文，對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著作尤其是新著《文明》展開圍剿。弗格森聲稱他不喜回應他人對於自己的批判，這回居然公開回應米什拉，還要求米什拉與《倫敦書評》的編輯對他作公開的道歉，甚至威脅聲稱要將此事對簿公堂。他還認為《倫敦書評》在政治上多走左傾路線，這次純屬惡意攻擊。

潘卡·米什拉與其著作《來自帝國的廢墟》

米什拉的書評文章題為《瞧這個人》（Watch This Man），頗有幾分挑釁的味道。文章一開始，他便端出了斯多得德（Stoddard）在1920年的著作《有色人種挑戰白人世界權威的上升趨勢》(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斯氏此書也是當日暢銷之作，他在書中表示，有色人種人口的急劇增加會壓倒西方文明的固有優勢，而白種人才該是地球上的優秀人種。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由於日本的崛起，亞洲人口的增加，「黃禍」（yellow peril）便漸漸成為西方世界的關鍵詞，白種人本該擁有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挑戰。今天，我們可斥斯氏為種族主義者，因為他不承認眾生平等，是典型的白人優越論者。白人優越者不光希望從人種學論證其優越性，還都站在了世界主義的對立面，認定了自己所屬的文明才具有普遍性，白人所站立的位置方為世界中心。

米什拉引入斯氏的話題，似在暗示《文明》就像是這類著作的翻版。誰也不會否定現代化已經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話題，而西方無疑是走在前列，還出現了統帥世界的大帝國。弗格森試圖為這種世界格局的形成提供解答，更聯繫到他的其他論述，仍然可見到他的擔慮：西方應該保持獨領風騷的地位。因此，稱他為保守主義並不為過，而他曾經還是伊拉克戰爭的積極擁護者。在他眼裡，這個世界依舊是分裂的，東西方的高下懸殊不可避免，他要尋求到西方帝國強盛的法則。從這一點來看，他確與斯多得德並無二致。而米什拉還提到斯多得德與德國納粹的關係。那麼，弗格森就該是種族主義者嗎？這個標籤是激怒弗格森的關鍵所在。

尼爾·弗格森

尼爾·弗格森著實算得上是一位全能型的明星學者。身為哈佛大學教授的他不僅扮演了公共知識分子與學院教授的雙重身份，而他的著作話題涵蓋之廣度多少會令人吃驚。近幾年來，弗格森的著作被大量引入中國，在此地也算得上一線明星學者。他擁有健碩的體格，在鏡頭上也顯得清揚、迅捷，很容易給人留下極佳的印象。但是，弗格森這樣的明星學者也並非一帆風順，他的著作和言論已經招來了好些猛烈批判。比如，弗格森曾公開說凱恩斯的經濟思想與凱恩斯本人的同性戀傾向、無後有著直接關係。此言論很快激起了反抗，被認為是對同性戀人士的極端污衊。

《文明》一書及同題六集紀錄片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而他可能未曾料想到有人會由此書窺測到他種族主義的傾向。在《文明》一書中，他要處理的是一個老問題——15世紀以來西方為何漸漸領先於全世界。弗格森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認為西方產生了六大「殺手鐧」，它們一致支撐了西方遙遙走在現代化的前列，西方以外的世界也僅能緊隨其後，以之為楷模。弗格森被認為是典型的西方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他認為這些支撐西方統帥地位的文明漸漸在西方的世界受到冷落，大學裡像「西方文明」這樣的課程也不再受到重視，面對2007年開始發生的經濟危機，西方似處於沒落的地帶。2013年，弗格森還出版《大衰退》(The Great Degeneration)，開篇便講到福山「歷史終結論」在二十一世紀初與現實已相背離，「西方停滯不前，還不限於經濟一隅」。

弗格森與米什拉論辯往來若干回合，火藥味十足。在弗格森的筆下，西方文明若有機整體，應該仍依靠六大殺手鐧在世界舞台上昂首挺胸。而米什拉反擊他的這種論調與論點，也就在指出，現實的真相是何等複雜，人類文明並不在各自的封閉空間中獨自生成、完善。正如《智慧宮》一書所揭示的那樣，在近代西方發展壯大的科學技術最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阿拉伯人的貢獻。

而二人在辯論過程中也有情緒失控的時候。米什拉在文章指出，弗格森未能充分利用彭慕蘭《大分流》的成果，倒引用了不具分量的中國學者的論述。弗格森卻反擊道，這位李姓學者的學術經歷不知要比你米什拉精彩多少。而米什拉自稱為精神流浪者，在學術權力的譜系中確為邊緣者。

2012年，米什拉出版歷史著作《來自帝國的廢墟：對西方的反抗和亞洲的重建》（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註：此書英文版由企鵝出版社出版，有英國、美國版）。此書出版不久便吸引了眼球。2014年，米什拉獲得了耶魯大學設立的文學專項獎，獎金為15萬美金。主辦者在頒獎詞中說道：「米什拉給我們帶來了關於近代亞洲演進的全新敘述。」米什拉說，他在2005年便已開始準備此書了，而且受到另外幾本著作的影響。榮譽背後，大家可能已經忘了米什拉曾因學術經歷而遭受的譏諷。

在此之前，米什拉已出版數本小說及非虛構著作。他出身在印度北部的小山村中，在印度完成商貿專業的本科學業之後，又轉而學習英語文學，取得相關專業的碩士學位。他的亞洲身份，也容易讓人覺得，他對弗格森的挑戰源於亞洲知識人奮起的反抗。

而《廢墟》美國版的副標題正為「重建亞洲的知識分子們」（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其中兩位主角分別是一生長期在中東地區遊走的賈邁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與中國的梁啟超（1873—1929）。阿富漢尼出生於波斯西北部，青年時代在德黑蘭接受教育。但他很快就過著奧德賽式的生活，他彷彿是一位稟受上天旨意到人間求法、傳法的先知。他本屬於較為保守的伊斯蘭遜尼教派，而又很快接觸到非正統的什葉教派的理論。什葉派認為理性與傳統教理並不矛盾，哲學論辯依然可以有一席之地。他在1868年之前的資料極為稀少，此後便豐富起來。根據現有文獻可知，他於1866年從印度進入阿富汗境內，還被描述為堅定的抗英鼓吹者。他在早期也認為，由西方而來的科學理性精神應該受到重視。他還因為提倡這樣的理論而遭到保守主義者的打擊，也迫使他再次走上遊盪之途。而身份意識仍然為他言說的基準所在。1869年，他來到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也深受當時西方近代文明的侵染。此時，阿富汗尼卻與此地的好些年輕人一樣，開始相信唯有「自強」才能得救，不應該步步模仿西方的舶來品，而諸如個人自由、平等、尊嚴等觀念與《可蘭經》衝突，只能被隔離在他者（西方的）的領地之中。他不斷修正他的學說，在中東地區依靠講壇、雜誌等途徑傳播，漸漸地他成為了「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的主要開派宗師。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

儘管從19世紀中期以來，亞洲的大帝國在外來者的衝擊之下，便開始搖搖欲墜，但類似於「泛伊斯蘭主義」這樣的東方信仰就又激發了亞洲地區的民族主義。屬於亞洲近代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試圖面對西方而建構起屬於東方的意識形態。米什拉要向讀者傳遞的是，這代亞洲知識分子的論述在後來成為了當地的「新經典」。一方面，這些知識分子的論述輕易地就被轉化成為了宣傳的內容；另一方面，後來當地的革命運動領袖也要將其作為行動的指南，「本土聖賢」更具有號召的力量。阿富汗尼的思想便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伊朗革命中受到宣傳、重視；而毛澤東也時常提及梁啟超的論述，在他發動大躍進前夕還動員幹部閱讀梁之師康有為的著作《大同書》。

《廢墟》英國版的副標題是：對於西方的反抗與亞洲的重建。身在亞洲的不少知識分子便對此抱有極高的熱情。在理想的論述中，知識分子會被認為是獨立的知識生產者，他們獨立在權力、金錢之外，毫無偏見地製造出人類的知識。而實際上，他們在論述中多飽含熱情，成為了某種話語的積極構建者。在他們的話語中，亞洲內部可以消弭不必要的隔閡，而將西方設定為真正的大敵。

在全書開頭，作者便講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這是亞洲國家在近代對歐洲強國的首次勝利。日本的勝利已經不僅僅屬於日本，在亞洲其他國家，多少知識分子、政治家為這場勝利發出了內心壓抑已久的喜悅。此時，東京被不少亞洲的知識分子設想成為另一座麥加城。這那裡，既能見到近代文明繁衍而出的便利、強大，還能見到本土的古老文明在這裡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標識，而這彷彿預示著在世界東方的亞洲已然成為一大共同體。這樣，亞洲國家呈現出同調的一面——這種同調也為日本後來的軍國主義之擴張所利用。當然，除了建構亞洲一體的話語之外，他們便要塑造一個作為整體的西方敵人。

愛德華·薩義德

《廢墟》被認為是薩義德《東方學》的繼承者。深受福柯影響的《東方學》揭示了西方人對於東方世界的想像。身在西方的他們對於異域世界漸漸採取漠視的眼光，或者說自身的優越感已經讓他們陶醉在對於東方的肆意建構之中。他們充滿敵意的構建往往在現實中成為了難以繞開的集體記憶。薩義德的盛名來自於他戳破了這一層集體記憶的面紗。而他卻就此止步，或許出於他本人的身份認同，要為東方留足面子，沒有有力地質疑東方人的肆意建構——這卻為米什拉留下了努力的空間。

米什拉就此大大地邁開了一步。他甚至認為，這些亞洲知識分子的構建重塑了二十世紀的世界格局。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形成兩大陣營，互為仇寇，冷戰便是對彼此區隔的標誌。但是，僅僅以此二種意識形態來劃分二十世紀的大陣營，尚顯不足，因為這忽略了亞洲作為一股強勁的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紀的崛起。這種力量未必是弗格森所注意到的由現代化所轉化而來的生產力，而有一股膨脹的自信。這種自信更由接連不斷的論述來呈現。19、20世紀湧現出了不少讓我們感到敬佩的亞洲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充當了新知的傳遞者；更重要的是，他們努力構建起強化自我民族認同的話語，即便是對自我族群的諷刺，也都包含他們自身的愛意，其意圖還是要找回失去的自信，更要讓自信的力量真正發揮出來，形成一股不可抗的集體心靈動力。

既然是集體的，就當避免差異的、矛盾的、含糊的論述。那些可以歸入東方主義範疇的學者製造出了刻板的東方圖景，而生在東方的知識分子依然可以面對複雜的現實創生出自成體系的論述，也同樣可以為東方人捎來一幅刻板的西方圖景，當然也可以對自身所在的東方世界予以重新論述，形成「反向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或如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所說的「西方主義」（occientalism）。

對於東方主義，米什拉在一次訪談中說道：「西方人仍然對於生活在其他區域的人們缺乏周詳的了解，他們依然依靠簡單的觀念來下判斷，比如伊斯蘭主義、穆斯林主義、印度主義。」這種主義看似是對不同地域文明的高度概括，但也可以說是對複雜現實的遮蔽。與具有連貫統一特徵的主義相比，現實是零散的、矛盾的，往往不能呈現出一目了然的「答案」。而尋找答案是知識分子的職業，人文知識分子也不該例外。

梁啟超是本書的主角之一，他影響了青年時代的梁漱溟。梁漱溟後來回憶道：「論年紀，我小於先生二十歲。當他二十幾歲舉辦《時務報》《清議報》之時，我固不能讀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歲創辦《新民叢報》亦還不行。直待我十五歲，好像《新民叢報》已停刊，我尋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當時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十八歲時，《國風報》出版，正好接著讀下去。這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雖在今日，論時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們讀了還是非常有用的。」他於1921年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便可見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痕迹。

錢鍾書

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未及而立之年的錢鍾書就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寫道：「這種近似東西文化特徵的問題，給學者們弄得爛污了，我們常聽說，某東西代表道地的東方化，某東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實那個東西，往往名符其實，亦東亦西。哈巴小獅子狗，中國通俗喚作洋狗，《紅樓夢》里不就有『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么？而在西洋，時髦少婦大半養哈巴狗為閨中伴侶，呼為北京狗——北京至少現在還是我們的土地。許多東西文化的討論，常使我聯想到哈巴狗。」 胡適在評價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也說：「以上所說，並不是有意吹毛求疵，只是要指出梁先生髮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閉眼的攏統話，全無『真知灼見』。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尋一個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決不能籠罩一大系的文化，結果只有分析辨析的形式，而實在都是一堆攏統話。」

由此便可證明，樂此不疲地「污爛」於這些籠統話，劃清東西之間的區隔，並非是身在西方的東方學學者的專長。梁啟超、泰戈爾等人都曾認為，西方是物質的，東方是精神的，東方人不能為西方的拜物主義所擊敗。但是，他們或不曾料想到，他們已經掉入到一大悖論之中。他們尋找區隔以作反擊，重在重新建構自身的傳統。在十九世紀，印度出現了「印度教」運動，與之相似的還有伊斯蘭世界的「伊斯蘭教運動」與中國的「孔教運動」。這些看似古老的傳統卻更多的是來自於知識分子的建構。當我們大談「孔教」的時候，卻不知在十九世紀前的中文文獻中幾乎不能找到這個辭彙——孔教來自於士人有感於西方一神宗教而作的模仿。但要注意的是，這種在自家尋找歷史文化傳統的風氣也正興盛於十七世紀以降的歐洲國家。

但是，通過這樣的模仿，亞洲國家的知識分子卻又樂意將「現代化」拱手托讓給西方，將之視為西方社會的專利。1901年，泰戈爾在孟買西南部的村莊里建立起一座實驗學校。在他看來，只有遠離現代化城市，人的精神才能得到真實有效的清修。中國的梁漱溟也曾這樣踐行其教育理念。米什拉認為，在很長的時段當中，反現代化在亞洲國家已經是難以繞開的議題。不僅激烈的民族主義者會選擇站在現代化的對立面， 而不少自詡為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也會進入此行列。不能不說的是，當他們抗拒現代化的時候，卻又有人指出，他們自身的傳統之中已經包含了所有現代化的精義。在十九世紀末期，印度學者中就有人指出，在印度本有的傳統之中擁有與近代科學完全相似的內容。印度的社會改革家薩拉斯沃蒂（Saraswati）認為，應該回到《吠陀經》中。在這經書裡面，存在所有現代科學的知識信息。在同時期的中國，《墨子》研究蔚然成風，有人在其中找到了近代物理學的源泉。

無論如何，世界總該這樣分裂，要為分裂提供理由。「現在世界正在大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廢墟》之結語章為「含糊的復仇」（an ambiguous revenge），意在揭示當下與未來的困境。亞洲大國的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強調自我的現代化，但經濟、軍事等實力的激增不也是西方現代化的翻版嗎？不可否認，西方在現代化的路途中出現了若干悲劇（如兩次世界大戰）。如何避免這些悲劇，或正當成為「東方現代化」的重大議題。對此，米什拉並未給出答案。

米什拉似乎只對已有答案的形成過程抱有極大興趣，這也是他與弗格森的差異所在。在弗格森眼中，世上的一切都該有明確無誤的答案，他自信滿滿地找到了歐洲勝出的因由。但在米什拉那裡，多少有關歷史社會的答案都留下了知識生產者的狂想、夢囈。另外，《廢墟》很可能被人解釋為是第三世界學者對於以弗格森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挑戰，控訴西方帝國主義在近二百年中對亞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說明「東風壓倒西風」的時刻已經到來。這樣的解讀依然是弗格森式的，其背後隱藏著東西兩分的話語結構，仍然是「主義」的戰爭。對於米什拉而言，這些森然有序的結構恰恰遮蔽了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且為隔離與仇恨埋下了堅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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