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生活中的照相術

李鴻章與外國人合影

照相技術自1839年在法國問世，1844年由法國傳教士南格祿帶入上海，以後在中國逐步傳播開來。1852年，上海隆泰洋行開設照相館，為近代中國最早之照相館。1860年代，上海至少有森泰等三家照相館。1909年，上海已有30家照相館。截至宣統年間，不光上海、廣州等通都大邑，即使一些小城鎮，都出現了照相館。照相技術一傳入中國，就與政治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1844年，參加《中法黃埔條約》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兩廣總督耆英應法國海關總檢察官于勒·埃吉爾（JulesItier）之邀，拍攝了肖像照，這是中國高官拍攝肖像照之始。1878年，郭嵩燾率中國駐英使館成員在倫敦照相館集體照相，為中國外交團體拍攝集體照之始。從清末到民國，幾乎所有高級官員、重要政黨、社團，無不儘力發揮照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通過贈送照片聯絡情感

照相最先與政治發生關聯,是政治人物將自己的照片作為名片贈送他人,以拓展人際關係。

李鴻章是晚清對西洋高新科技成果比較敏感的政治大員，也是善於利用照相拓展關係的政治家。1880年前後，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已經攝影贈人。傳世的一幅李鴻章照片，收在倫敦卡塞爾出版社於1903年出版的立德夫人著《李鴻章的生平及其時代》一書中，就是攝於1880年前後。李鴻章1896年訪問歐美諸國時，常以贈送自己的照片作為聯絡感情的手段。他拜會德意志帝國前宰相俾斯麥時，合影留念，刊登出來，一時引起輿論轟動。俾斯麥是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曾主導德國統一；李鴻章是大清帝國同光年間的「中興名臣」，一度被海外輿論奉為「東方俾斯麥」。這兩位東西方的「俾斯麥」得以晤面，自然是一件大新聞。8月5日，李鴻章拜見英王儲妃，王妃親為李鴻章拍照，一時傳為佳話。8月17日，李鴻章會見英國前首相格蘭斯頓，格蘭斯頓所送禮品是自己的著作，李鴻章回贈的是茗芽四盒與照片一幅。他贈送給前首相、上議院議員羅士勃雷的禮品，也有小影一幀。

在晚清人物中，慈禧太后堪稱照相迷。庚子事變以後，她從西安回到北京，就開始對從西方傳進來的這洋玩意感興趣了。她經常在宮中舉辦招待會，邀請各國駐華使節夫人參加，藉以表達她希望與各國建立親睦關係的願望以及對國際社會的敬意。招待會中，她時常與貴客合影留念。慈禧太后與照相，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她曾將自己扮成觀音菩薩，令李蓮英等人扮成韋陀等。這一照片有很深寓意。此前，她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領事館事件，讓她蒙上了邪惡的陰影。她迴鑾以後，竭力裝出開明、善良形象。將自己打扮成觀音菩薩，就是她改變自己形象的一種姿態。

其二，將自己照片贈送給外國人。1904年，正值慈禧太后「七旬萬壽」，她利用這個機會，向奧、美等五國君主、總統，以及駐華公使，贈送自己的照片。其事由外務部辦理，儀式極為鄭重。外務部護送照片至五國公使館的過程亦被拍照，展示了這一外交活動的全景。這是晚清利用照片進行外交活動的典型。

其三，允許書局出售自己的照片。1904年8月24日，上海《時報》刊登有正書局的廣告，公開發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稱：「此照片並非克姑娘所畫之油畫，乃新近照出，專贈各國公使夫人者。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後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上有太后璽印三個，始知以前所見皆是贗本也。」有正書局的標價為每大張一元，凡購滿十元者給予八折優惠，三十元者給與七折優惠，五十元者給與六折優惠。書局出售慈禧太后的照片,是否得到朝廷的批准,不得而知。但是,在書店裡大模大樣地出售，無人阻止，可以認為是得到政府默許的。

到了民國，政治人物通過贈送照片以拓展、加深關係，已經成為常態。孫中山存世的照片中，有很多是他贈送給別人，有的在照片邊上或背面寫上「孫文」二字，有的還有「某某某惠存」字樣。孫中山與晚清狀元、著名政治活動家、實業家張謇就互贈過照片。孫中山贈給張謇的照片，上題「季直先生惠存」，落款「孫文」。張謇回贈的照片，上題「中山總統賜存」，落款「張謇敬贈」。1926年北伐出師之際，蔣介石將自己的戎裝全身肖像照贈送給宋慶齡，題寫「孫夫人惠存」，落款「中正敬贈」。同年，蔣介石派邵力子赴上海遊說陳布雷為己所用，為表達對陳的傾慕之意，托邵力子將親筆簽名照片轉贈陳佈雷。陳布雷為之感動，不久即投效蔣介石。

以照片作為政治宣傳媒介

發生在近代中國以照片作為政治宣傳媒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1842年8月29日，清廷欽差大臣耆英、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在南京下關的英軍旗艦「皋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英國侵略者沒有忘記用剛剛發明三年的相機，留下了這一歷史性時刻。以後，每次大的中外交涉，包括《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簽訂，1902年中外商約談判，1909年萬國禁煙會議，都有照片留存下來。

晚清時期，維新派、革命黨與清朝統治者，都很注意利用照相來宣傳。

1901年4月17日，澳洲華文報紙《東華新報》刊登梁啟超肖像照，英文標題為：The Hon Leong Che Tchau,The2ndLeader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意為：梁君啟超，光緒新黨二號人物。

1907年7月6日，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發動安慶起義，遭到清政府鎮壓。7月6日晚，徐錫麟被處決。行刑前，負責審訊此案的馮煦、毓朗等決定為徐錫麟留影，於是命安慶翠芳照相館的老闆錢仲屏攜帶攝影器材前來，為徐錫麟攝下了就義前的最後一影。為徐錫麟留影，是作為驗明正身的憑據。官府原本嚴禁徐錫麟的絕命照流傳民間，但此照未幾即流入國內一些報館、書局，被革命黨作為絕好的宣傳材料，披露出來。徐錫麟就義後未及兩月，上海新小說社即出版了一本名為《徐錫麟》小冊子。書前有四頁為照片，包括「徐錫麟之小影」、「徐錫麟臨刑前之照相」。此書出版後影響很大。

袁世凱也很善於利用照片為自己做宣傳。1909年初，宣統登基不久，袁世凱在政治上失勢，被攝政王載灃以「養痾」之名，下令革除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等本兼各職，攆回彰德閑居。袁世凱下野後，韜光養晦，請人拍攝「漁舟寫真」，登諸報端。1911年《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以《養痾中之袁慰亭尚書》為題，刊登四幅與袁世凱有關的照片。其中一幅題為「尚書之娛樂（垂釣者為尚書、執篙者尚書之介弟也）」，所攝畫面為袁世凱頭戴斗笠，身披蓑衣，手執釣竿，一派漁翁打扮，坐於船尾悠然垂釣。這幅照片顯露出極深的擺拍痕迹。袁一身釣翁裝扮，安然坐於船尾，手執釣竿做垂釣狀，但面部卻正對著照相機鏡頭。另外三幅，一為「在政界時代」，為袁身著官服所攝之標準像，一為袁世凱彰德府邸，還有一幅是花園景緻。袁世凱此舉，意在傳遞給公眾一個信息，袁世凱已安於退隱歲月。不久，武昌起義爆發，清廷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凱。他脫下釣翁裝束，結束了「養痾」生涯，重返中國政治舞台中心。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很有照相意識。武昌起義爆發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上海革命黨人的報紙幾乎每天刊登相關新聞照片。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商討組織臨時政府，留有集體合影；1911年12月26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同盟會重要幹部會議，商討組織臨時政府方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留有合影；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舉行大總統選舉會議，會後留有集體合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有集體合影。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率南京臨時政府文武官員於南京鐘山明孝陵祭陵，留有合影。在大眾傳媒工具還十分有限的年代，照片對於推動、營造革命氛圍，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也有遺憾的事。孫中山就任大總統的典禮，卻沒有留下照片。

以照相作為政治鬥爭工具

清季政治風雲詭異多變，各政治集團之間在手段、工具上無所不用其極。在1907年岑春煊、瞿鴻禨與奕劻、袁世凱的對抗中，一張偽造的照片竟充當了關鍵性證據。

岑春煊以忠誠受慈禧太后賞識，源於庚子事變時期的勤王之舉。兩宮迴鑾後，岑任兩廣總督，力主預備立憲；同時，他加大對官員的整肅力度，得罪了中樞首輔慶親王奕劻。此後，高層政壇便形成了岑春煊、瞿鴻禨聯手對抗奕劻、袁世凱的格局。

1906年末、1907年初，革命黨人在兩廣屢次起事，奕劻說動太后，將岑春煊調往廣東清剿革命黨。岑無計可施，只得離京赴任。但抵達上海後，岑卻以治病為名有意滯留，意在觀望。奕劻、袁世凱認為只有徹底顛覆慈禧對於岑的信任，才能使之在政治上不得翻身。他們採取了偽造照片、並將其呈交慈禧太后的手段陷害岑春煊。其具體做法是：「陰授計於人，取康有為及春煊單人相片，裂而複合，作並立狀，重攝一影進於後。」照片上呈以後，奕劻等放出謠言，說岑春煊與康有為在上海會晤，「密議廢后擁帝，如戊戌之變」。這可觸犯了慈禧太后。岑春煊此後果然再未受到慈禧召見。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形勢一派洶湧後，攝政王載灃才緊急任命岑春煊為四川總督，期待他能控制住局面。但岑春煊尚未到任，南北和議已成。他到任後，審時度勢，與部分疆臣聯名上書請求清帝遜位，擁戴中華民國。岑春煊本人在《樂齋漫筆》中也證實了此事。

關於此照片的來歷，還有一種說法，蔡乃煌才是此事的始作俑者。蔡曾任上海道台，因事落職，時居天津，不甚得意。他想通過巴結袁世凱謀取進身之階。他獲悉袁世凱欲除去岑春煊後，便從照相館分別購得岑春煊與康有為的照片，製作成一張合影，圖像中兩人作聚首商談狀。蔡乃煌將此照獻於袁世凱，袁即轉呈奕劻，再由奕劻上呈慈禧，作為岑勾結「亂黨」的實證。岑春煊在上海被朝廷宣告開缺，而蔡乃煌則被擢升為上海道。此說見於胡思敬所著《國聞備乘》。不同的解說使得岑春煊假照片一案更顯撲朔迷離，政治陰謀的色彩由此更形濃重。

清末民初，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會注意運用照相為自己的政治活動服務。洋務派中的新銳，維新黨、革命黨中具有海外經歷的人，多諳於此道。而慈禧太后雖然喜歡照相，但她不懂得照相還可以拼接，照片上反映出來的，未必都是真的事實。所以，她被愚弄了，岑春煊因此倒了霉。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選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