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皇帝很多時候也會拿地方豪強沒有辦法，看這個故事就知道了

「九錫」的說法來自於《周禮》——當時稱為《周官》的一本書——是傳說中周朝王室給大臣的九種封賜，從「一命」到「九命」。其中「一命」等級最低，「九命」等級最高。

王莽位極人臣之時，除了受封土地，又有九百零二名官員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的稱號。

封王莽為最高等級的「九錫」，相當於承認他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大臣，而是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終身榮譽。

王莽代漢，就只差一步了。

而這一步，簡直就是順理成章。

在現代，儒家被批評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它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的工具」，董仲舒之所以成為學術權威，則是因為他為君主的獨裁統治背書。

但其實儒家對君王並不是沒有要求，恰恰相反，要求還非常苛刻。

在儒家看來，君王必須以身作則，遵守儒家的各種規則。如果君王不遵守，會導致國家滅亡，這樣的君王必須下台。支持這種論斷的人里，也包括董仲舒本人。

王莽之前的幾位漢朝皇帝全部品行不端，因為他們的無能，讓成千上百萬的百姓餓死。王莽卻德才兼備，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得到四十八萬個讀書人投票支持。按照儒家的邏輯，顯然只有把王位讓給更為賢德的王莽，這個國家才能變得更好。

這時，有一位在長安求學的讀書人，以上天的口氣偽造了一份「命令」王莽當皇帝的詔書，獻給王莽。

古人大多迷信，董仲舒也不例外。除了推崇儒學外，董仲舒還有一套「天人感應」的學說。認為上天對應人間的各種作為，會降下種種徵兆來警告或者褒獎凡人。這份偽造的天書正好符合這套理論。不知道王莽是真的相信還是順坡下驢，反正有了這上天來的紅頭文件，王莽代漢稱帝就順理成章了。

於是，王莽就這麼毫無難度地當上皇帝了。

按照批評者的說法，等到王莽稱帝的時候，他終於達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向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邪路。

那既然是邪路，總要做出一些邪惡的事情來才對啊。

王莽當上皇帝以後，全國人們翹首以盼，希望他能夠按照儒家規則全面改造一切國家制度，在現實中建造儒家的理想國。如果王莽夠壞的話，就應該在上台以後忘掉這條競選承諾，只顧自己的享樂，把改造國家的任務忘到腦後。

但是恰恰相反，王莽當上皇帝之後，夜以繼日的工作，只為了能把這個國家改造得更符合儒家的要求。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莽還得到了額外幫助。

之前不久，王莽手下的經學大師劉歆從大內收藏的儒家經典中翻出一本叫做《周官》的書。顧名思義，《周官》介紹了周朝的官制，講周王朝都設立了多少官員，每個官員都負責怎麼事。表面上看這書的內容平平無奇，其實內容十分豐富。所謂「人事即政治」，官員制度實際上就是政治制度，根據《周官》這本書，可以知道周朝各方面的制度是怎麼設置的。

周朝是儒家最崇拜的偶像朝代。儒生們認為，周代的一切制度都完美無缺。孔子的夢想就是讓社會變成周代的樣子。劉歆又考證出來，這本書的作者是周公。這周公也是儒生們的超級偶像，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

這意味著，《周官》是一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用來建設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所採用的施政綱領，這對於執掌權力的王莽來說，就等於是一本絕世武功秘籍啊。

這不是老天爺在幫我王莽么！

大權在手，百官擁戴，民心所向，兜兒里還有一本上古秘籍，這改革還能失敗嗎？！

結果我們都知道，他不但失敗了，而且失敗的很慘。

不光王莽，以及西漢末年的其他知識分子都認為，國家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當權者不遵守儒家規則。這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看法，但以我們今天的看法來看，是有問題的。

以今天的經濟學眼光來看，西漢末年最大的經濟問題在於貧富差距過大。巨大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群人，我們稱為「地方豪強」。他們中有一些人原本是地方的富商，在景帝的時候靠資產獲得政治權力。還有一些人是漢朝各個時期的權臣，皇帝為了獎勵他們，給他們分封了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權臣的子女們開枝散葉，並積累的土地和財富越來越多。同時，他們和皇室的聯繫越來越淡，最終成為名義上的皇親國戚，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豪強。

西漢末年，一些地方豪強已經有了可以干涉朝政的實力，如

奉世家，經過若干代的發展，都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大家族。這些家族勢力覆蓋的地方，官府很難治理。典型的如河南的舂陵侯家族，原本是漢武帝時的長沙王，到了西漢末年的時候，已經佔有當地三分之一的土地，成為當地最大的大地主。

地方豪強的壟斷是西漢經濟的死結。他們手中積累的財富越多，漢朝經濟就越岌岌可危。從西漢建國到王莽年間，國家的貧富差距已經累積到了頂點，隨時會導致社會矛盾爆發。王莽實際上是接了一個西漢留下來的爛攤子，不解決地方豪強的壟斷問題，王莽的新朝一樣會面臨滅亡。

這一經濟問題，當時的人們並非沒有看到。在他們看來，恢復《周禮》的制度還真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藥。

地方豪強積累財富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者靠佔有大批的土地。二者靠壟斷鑄幣、造鹽、造酒、冶煉、貸款等利潤極高的產業。而《周禮》規定，國家對田地應該採用國家佔有、統一分配、禁止私人買賣的國營模式。同時，造酒、製鹽、開礦等手工業也歸國家壟斷。

這正好針對的是豪強們的兩大財源。

王莽想很簡單，他想的是，把漢朝錯誤的國家政策按照《周禮》進行改革，撥亂反正，國家就可以回到正途了。甚至辦法都是現成的：

王莽登基以後宣布，鑄幣、造酒、鹽鐵等業務國家專營，國家給百姓發放低息貸款，避免豪強利用這些高利潤業務謀取暴利。

更關鍵的是土地兼并問題。按照《周禮》的說法，應該把全國土地都收歸國有，再按照每個人的地位、勞動力多少重新分配。但王莽並非莽夫，知道這條政策如果冒然宣布，肯定會引起天下大亂。

所以他選擇了逐步改革的方案，先宣布禁止全國田地和奴隸買賣，這是為了禁止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奴婢和天地一樣，也是生產力），又要求田多的人家把田地分給沒地的人家，逐步實現《周禮》均田的理想。

對於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王莽的這個政策的方向是正確的。

但他沒想到的是，他惹怒了不該惹的人。

王莽這兩條主要的改革政策，都直接觸犯了地方豪強的利益，等於直接從他們的口中拔牙。哪怕僅僅是「禁止土地和奴婢買賣」這種相對溫和的政策，都受到豪強強烈的抵制。

漢王朝建國之初，採用的是半封建，半郡縣的混合制度，還沒能建立上下通達的官僚系統。在社會底層，負責管理民眾、維持統治的不光有政府官員，還離不開地方豪強。在有些地區，地方豪強比官府還要厲害，可以干涉地方司法，甚至擁有私人武裝「部曲」。

如果改革只是從局部開始，一次只得罪一小波豪強倒不可怕，皇帝的詔令可以分分鐘教他怎麼做人。但如果同時得罪了所有豪強，那就等於和全國的中堅力量為敵。

王莽偏偏要在全國同時推行改革政策。

於是王莽的政策立刻激起豪強的全面反對，不僅政令無法執行，而且豪強們很快組織了強大的軍事力量推翻王莽的統治。剛才提到的舂陵候也包括在內。

在舂陵候的家族中，有一個從小就橫行不法的晚輩。這個晚輩，就是最終用武力代替了王莽政權的——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