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罪惡》節選：最後的一根煙

傑克·阿德爾斯坦曾是日本發行量最大的《讀賣新聞》的記者。他以美國人的視角和記者的信念，了解、探尋，並報道了東京黑社會組織的罪惡而殘暴。最終因「人口販賣」報道，遭遇罪惡勢力不休的威脅與逼迫後，傑克暫離《讀賣新聞》和他熱愛的事業。往事的雲煙始終揮之不去，他始終在等待重回「戰場」的機會，而他的朋友關口，那位曾以東京警察的身份與他並肩作戰的友人，已經身患絕症。「最後的一根煙」，對於他們，既是重逢，亦是作別。

最後的一根煙

傑克·阿德爾斯坦

節選自《東京罪惡》第三部o薄暮

有的時候，我會驚訝地發現自己在不停地回到起點。

「這是一條市面上可以買到的最好的煙。」關口開門的時候，我舉起免稅店的袋子說道。他看到是我，吃了一驚——不奇怪，我本不該在日本的。但他似乎並沒有太介意。我在2006年1月一天下午的5點左右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他家門前，家裡只有他一個人——而且還是合乎禮節的時間，這種情況很少見。

他愣了一下，接著大聲嚷道：「傑克！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我想應該親手把今年的賀年卡送過來。」我把賀年卡遞給了他。給你，拿去吧，我們一家都在上面，還有貝尼和我兒子雷的搞笑照片。淳和我在照片里也顯得很和睦。我們在卡片上同時用日文和英文寫了問候語。我這次能夠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做一張像樣的賀年卡了，這種事情在那幾個年頭裡可能都屈指可數。

關口被照片上的那棟六面體仿日本式房屋給逗樂了。

「謝謝你們的賀年卡，不過，你聽說過郵票吧？還是你們這些中西部的野蠻人不知道這玩意兒？進來吧，老婆孩子都出去逛街了，一個小時以後回來。」

我在門口脫下鞋子，把它們頭朝門擺好後，走進屋裡，嘴上說著日本人必講的客套話：「打擾了。」

我把傘掛在衣架上的時候，他看著我的腳。「你的襪子今天不成對啊。淳和孩子們一定都回美國去了吧？」我笑了。他的偵探技巧照例是一流的。

他謝謝我給他帶來的那條香煙——雖然不是他抽的牌子，卻是一種限量版的高級柔和七星。他掏出了一個顯得格外乾淨的煙灰缸。他拿出一包來，帶著渴望的眼神看著它，聳了聳肩膀，把它打開了。我掏出了自己的丁香煙。他為我點著，我也為他點著了。

關口聞到丁香煙草的氣味，皺了皺眉頭：「那種玩意兒每次聞起來就像焚香的味道。要知道……我還沒死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自己的煙。「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是曾經當過一次小和尚么？焚香是葬禮上用的。你現在就不必抽了，可以等到了那個時候再替我點一根。不用急，你很快就有機會了。」

「那麼糟糕嗎？」

「啊，是的。我提早回家就是因為昨天化療了。我病得干不動了，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去。我還有什麼可乾的？打高爾夫？醫生說我還有一年活頭，也許還能活兩年吧。」

關口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了——從他的闌尾開始，現在全身都有了，而且轉移得很快。曾經有一段時期看起來好像已經治癒了，沒想到還有夠不著、查不到的潰爛留在那裡惡化了。等第二次發現的時候已經為時太晚了。

如果關口是那個有勢力的惡棍後藤忠政，他就會得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護理——好幾位醫生會來分析他的體溫記錄，摸他的脈，不分晝夜地比對他的病情發展情況；東京大學附屬醫院裡會有一間屬於他自己的住院套房……但他不是後藤忠政，只是一個連警佐①都沒有混上的下級警官，而且他也沒有多少錢。

銀座一直以它的繁華與耀眼，代表著夜色降臨後的東京

他不能待在家裡慢慢康復，每天還得去工作。不死的代價是昂貴的，即使在日本也是一樣。

「你知道嗎，我終於戒煙了。雖然有點晚了，但我做到了。」

「對不起。不應該帶這些煙來。」

「不，最後跟你一起抽一根嘛。好像是件有益的事情，即使是抽這種無益的高級香煙。或許我還要抽一根你的煙。」

「請抽。」我遞了一根給他。他用手指接過煙去，在桌子上輕輕磕了磕，上下打量了一眼，點著了它——他點了兩次才點著，丁香煙是很難點著的——吸了一口。

「真香啊。我都能感覺到尼古丁快要把血管脹破了。不錯，真不錯。好啦，在我抽這玩意兒的時候，跟我說說近況吧。你最好要有一個充分的回到日本來的理由，否則我可就得打你屁屁了——別逼我做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做的事情。我認為這麼快就回來不太好啊。」

他說得沒錯，他說的話幾乎總是正確的。幾個月前，我們坐在新宿的酒店裡跟後藤的使節進行的那次愉快的交談，就讓他說中了。從那時起，很多事情都變了。2005年11月，就在後藤的密使對我發出恐嚇的大約一個月之後，我正式辭職，離開了讀賣新聞社。

我認為，那篇關於後藤的報道將成為我最後的獨家新聞，是我的畢業論文。它還沒有寫完，而我也並不准備留下來再寫一篇自己不能在第一時間看到它登報的報道了。讀賣新聞社允許我把大部分沒用完的休假時間用來做我自己的事情了。我曾經喜歡過讀賣新聞社的工作，但2005年初開始的人口販運採訪報道給我帶來了傷害，與後藤的執行殺手的不愉快的會面終於讓我下了捲鋪蓋走人的決心。讀賣新聞社在整個事情經過中都非常理解我的處境，即使在我離開之後還讓我保留著公司的保險。

辭職後，我回到了美國中西部的故鄉。我報名參加了LSAT預備課程，準備去上法學院。我努力讓自己過渡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中去——不抽煙，到凌晨3點為止不喝酒，午夜後不接朋友的電話，不必跟壓酷砸監督警察、脫衣舞女或妓女廝混，身邊沒有比草坪修剪機更危險的東西了……

就像富士山以山體的完美對稱深得尊崇，罪惡暴力與美麗繁華一起構成了東京的日與夜。

後來，我接到了一封電子郵件，是好友肯發來的，他過去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美國國務院正準備贊助一項日本人口販運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他說，他已經推薦我參加這項工作了，想知道我是否感興趣。我把這封電子郵件讀了好幾遍。

我考慮了一下。我已經解決了和後藤的糾紛——表面上看是這樣的，有了勉強稱得上和平條約的東西。不過，我不想牽扯到我的家人，我也不信任那些傢伙。這份工作看起來不錯，報酬也不差，還可以為世界做一點善事。有了適當的資金，我也許能做更多的事情。然而，接受這份工作，就意味著讓自己回到那個已經被自己拋在腦後的邪惡世界裡去。

我想到了我上法學院的計劃，想到了我對淳的承諾。不過，我還是沒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回復道：「行，我樂意接受這份工作。」

我覺得不接受這份工作好像是錯誤的，覺得這就像一種責任和義務。或許我應該把它看作一種誘惑吧。

就這樣，那一年還沒有過去，我又回到了日本，重遊了我以前生活了那麼久的地方。我必須去看望關口，我覺得自己希望得到他的首肯，而不是他的建議。

我把近況跟他說完之後，他對我的回答很滿意。

「你有一個過去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裡待過的朋友？過去總覺得你比那傻乎乎的外表多了一點什麼。不過，每次跟你說話的時候，我都會想『大概不會吧』。嗯，這份工作值得做，而且很重要。報酬好像也不錯。你是準備把家人留在美國，自己去做這份工作的吧？」

「當然。」

「好。因為你做的事情有危險，讓我告訴你一些報道壓酷砸方面的事情吧。你可以盡情地寫他們的火併，他們的文身，他們的性剝削，但是，你一開始調查他們到底怎麼賺錢，開什麼公司的時候，你就在深入虎穴了。別搞錯了，人口販運是這些傢伙的一種財源。兒童色情、賣淫……什麼利潤高他們就幹什麼。現在這些傢伙的眼裡只有錢，而那種報道有可能會搞砸他們的生意。」

我想到一個問題。我想知道我跟後藤的「停戰協定」是否靠得住。

「我敢肯定他知道你辭掉了讀賣新聞的工作。修正一下，我敢百分之百打保票他知道。對他來說，你就是一個前記者。至於你現在在幹什麼，只要他不知道，就沒問題。不過，你還是應該多加小心。東京是他的地盤，你即將在他的遊樂場里擅自走動。如果你準備為那份報告四處打聽情況，就要特別小心了。當心你打電話的對方，你見到的人，你說的話。明白了嗎？」

我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關口的精神看上去不是很好，我不想再讓他為我操心了。我們聊著的時候，關口夫人回來了，女孩子們也回來了，她們兩個現在都是留著瘋狂髮型的少女了。世事難料啊。

東京地標：Tokyo Tower

她們都上來擁抱了我，我們聊了一會兒。關口夫人給我們大家炒了面吃，然後給關口按摩大腿，他的大腿硬得跟木板一樣，是化療的某種副作用。他讓我敲了敲他的大腿，就像撞在木頭上一樣。

我待了一個小時，然後打電話叫了一輛計程車。關口親自送我到門口，他示意妻兒留在屋裡。通常都是全家一起告別的，但這次不是。

甲南的夜晚一片漆黑，唯一有亮光的地方就是門廊前的那片開闊地，那光亮就像從我們站的地方窺視著空地。關口先生把那條香煙和開了封的那一盒還給我說：「謝謝，那一根已經足夠維持一會兒了。你的心意我領了。」

「知道了。要是我能再為你做些什麼就好了。」

他搖了搖頭，揮了揮手，彷彿在說，不必了。「傑克，我認識你都已經十年了。太快了，是吧？你從一個天真的小新進記者一路走過來，不容易。認識你我感到驕傲。我認為你做的是正事，但你最好要知道這樣做的目的，好嗎？當心你的背後，同樣要提防你所關心的人。你一開始調查這種性奴隸的事情——我忘了那個怪詞——就會得罪很多人。有時人們會往後退縮的。你要保持聯繫哦。」

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看著我坐進計程車，然後揮手告別。車要開動的時候，他優雅地欠了一下身子，孩子們和關口夫人這時也走到門廊外面來，朝我揮著手。

我珍視他的意見，但我不再是個分不清搶錢包和武裝搶劫的新進記者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至少我認為自己是知道的。（文/傑克·阿德爾斯坦）

《東京罪惡》傑克·阿德爾斯坦 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13年4月版

這是一個美籍記者的日本警方採訪實錄。這些實錄對新聞時事的敏銳洞察，入木三分，十分獨到，體現了作者冷靜的理性和積極的建設性，很好地發揮了一位有擔當的新聞人的言論之責。藉此，可以看見東京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時代變遷對東京、東京人的塑造，是了解東京的獨特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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