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聽了這位「大師」的話，明朝早兩百年就成南明了

作者丨胡丹

明朝的精銳武備——京師三大營，在1449年的「土木之役」中損失殆盡，京城防守十分空虛。此時北京內外，人心惶惶，生怕京城守不住。有個叫徐珵（音程）的翰林官員，是個兼職的算命先生，喜歡談兵，擅長星卜。國難當頭，他掐指一算，發覺不好，再半夜登上屋頂仰觀天象，益發覺得時運不濟，認定北京無法防守！

這世上，有兩種算命先生，一種是學了點皮毛，專門唬人騙錢（街頭賣藝級）；一種術學高深，手段高明，連自己都深信不疑（周旋於公卿名流間的「大師」，古今一例）。徐珵屬後者。他這麼一算一看，心裡便發毛，大起恐慌，趕緊將家屬秘密送到南方避難。說句題外的話，徐珵是南直隸蘇州人，他有一個外孫，姓祝名允明號枝山……

好，還說回徐珵。他偷偷把家屬送走了，可他本人是朝廷命官，走不了。大概他是真急了，所以當朝廷向廷臣咨問防守之計時，竟公然鼓噪遷都，大言道：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他竟然胡說明朝大勢（天命）已去，唯有逃跑，才是活路！他自己逃跑不說，還要攜裹著朝廷一塊兒逃。若朝廷真聽信了他的邪，一旦開路，那從此就是「南明」了。

徐珵的危言，令輿論大嘩。

在大敵當前、局勢危如累卵的時刻，徐珵發表這樣的言論，可比動搖軍心。戲文里不是唱，「動搖軍心者斬」嗎？徐珵就該斬！

當時就有兩個人罵了徐珵，他們是一個太監和一位名臣。

這位名臣，是景泰年間朝廷的中流砥柱于謙（就是寫《石灰吟》的那位）。據實錄記載，京師戒嚴後，北京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徐珵公然倡議南遷，禮部尚書胡濙道：「文皇（朱棣）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他說先帝陵寢在此，不可遷。

兵部侍郎于謙的口氣嚴厲得多，他道：「再言南遷者，可斬也！」

「京師乃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他提出，「為今之計，應速召天下勤王兵馬死守」。

閣臣陳循附議：「於侍郎言是。」

於是眾人皆曰：「是！」

多虧于謙疾言厲色，疾呼「言南遷者斬」，才將遷都的謬論堅決壓制下來。不然，用詞稍緩，逃跑主義借著「天象」煽風點火，恐慌情緒會像流感一樣迅速擴散，那真要大事不好了。

至於那位太監，記載不一，有說是金英，也有說是興安，兩位都是司禮監太監。

據《國朝獻征錄》所收《金英傳》記載，當土木之變後，人心洶洶，徐珵「最有時名」，金英趨往問計，徐珵趁機托出南遷之計——之前他只是偷偷溜，在私室與人密議，這回當作政見公開提出來。

金英可能是奉景帝之命，私下了解各方輿情，他還去拜訪了成山侯王通。這位王侯爺也不是什麼名將，宣德年間棄交阯時，他是總兵大將，後來成為替罪羊，坐了十幾年的牢，正統四年獲釋後，一直在家閑住。這回國家又逢大難，金太監登門問計，可惜王侯爺的本領不見長，說來說去只有一計，那就是把京城的壕溝挖得深深的。

金英連問兩位當世「名臣」，才兼文武，卻都是這般「高見」，不由得大為鄙視，他慨然對眾人道：「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金英以「上意」為言，不知名地罵了徐珵，眾心乃定。

世人多知于謙說「再言南遷者可斬」，而不知金太監說「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其實金英這句話更重要，是真正的一錘定音。因為于謙只是兵部侍郎，還沒得到景泰帝的寵信，而金英是皇帝身邊近臣，又是代表皇上採擇輿情，輕重自不一樣。當時郕王剛剛被推上寶座，毫無政治經驗，而這寶座又搖搖晃晃不穩當，他除了幾個王府舊臣，更無大臣可以依靠，這時要他拿那麼大的主意，委實作難。金英採回來的意見就非常關鍵了，將直接影響景帝的決策。也可以這麼說，金英當眾表態，吐露的是聖意，而于謙只是發表個人意見。

可見金英在那個飄搖動蕩的時刻，為國家的穩定，還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都說字如其人，可徐有貞心術這麼壞，為何字寫的這麼好？）

也有一種記載，說斥責徐珵的，是司禮太監興安。

據《明英宗實錄》，土木之變後，正是用人之時，有人向朝廷推薦徐珵，說此人有大才，景帝便將其召入問計。徐珵一邊哭一邊拿星象、曆數說話，稱天命已去，無能為矣，請皇上急幸南京。尚書胡濙、閣臣陳循等力稱不可，太監興安厲聲叱道：「祖宗陵寢宗廟在此，將誰與守？」徐珵乃大慚而出。不久傳詔：凡妄議南遷者，必處以死！

興安厲聲否決了遷都之議，他覺得持遷都觀點的人肯定不少，建議景帝下詔加以禁止，並向天下宣示朝廷堅守的決心。詔書還禁止京官送家屬離開北京——可見偷逃者絕不止徐珵一人。

實錄是明朝官修的國史，上述記載可信。其實，到底是誰嚴叱了徐珵，不必細究，只要是堅決反對逃跑，並且勇於明示堅守的態度，就等於「叱之」了。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英、興安和于謙都叱責了徐珵。

當時還有一位大太監，也為朝廷定策出了力。

郕王朱祁鈺初即位時，英宗之母孫太后對朝政也有一定發言權。當閣部齊心，表達了死守的態度後，禁中尚懷疑懼，孫太后便咨問司禮太監李永昌的意見。永昌道：「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此，一旦朝廷播遷，大事去矣。南宋不正是前車之鑒嗎？」他用靖康之恥切諫，孫太后聽了，始斷絕了南遷的念頭。

這樣，由於外廷群臣和內廷大佬皆力主堅守，太后和景帝的意志也趨堅定——「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興安的大力舉薦下，于謙得到重用，被擢升為兵部尚書。在他的主持下，選將練兵，嬰城固守，瓦剌大軍終不得逞，很快悻悻退去。而那位「徐大師」，因為荒謬的言論，從此壞了名聲。從此以後，他發現，每次有遷官的機會，他總升不了，機遇跟他打起了擦邊球。好教人懊惱！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不是吏部不推舉他，而是他的名頭被景帝記住了，每次見到他的名字都厭惡，將其一筆抹去。看來這輩子甭想陞官了！徐珵沒辦法，只好改名「有貞」，彷彿向天子喊話：「俺是貞潔的！」

本文摘自胡丹：《大明那些九千歲》第2部《大太監鬥法》，太白文藝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