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荒原 不甜美的白衣少年

在闊別長篇小說體裁十多年後，以《船訊》、《斷背山》等詩性而簡潔的小說聞名的作家安妮·普魯於2016年出版了「超長篇」《伐木者》（Barkskins）。她告訴《衛報》自己為什麼要寫一本超過700頁的小說，「這是那種老派作品，它很長，有大量的人物，主題很大，很重。它不是大多數美國作家喜愛寫的那種凝視肚臍式的、描寫家庭破碎與危機的小說。它對讀者會是個挑戰，但我猜讀者或許也會想念以前的那種小說：一本大書，仔細寫成。」

所謂「凝視肚臍」，是以放棄更大的主題和更寬的視野為代價的自我沉浸和情緒解析。這是最近四十年來在北美尤其常見的寫作風格，在長篇的部分章節中和在短篇中一樣流行。其特點是情節動力偏弱，缺乏對情節和人物在完整與發展方面的追求，其敘述上的破碎感和斷片性質常常被稱讚為簡約，有時是一種要呈現世界多樣化碎片的修辭技巧，也有時來自於作家對現代社會「不連貫性」的診斷和斷片式的生存經驗，但在實踐中，在不夠好的作家那裡，這種風格常落入自我放縱式的對單個人物困境與情緒的描畫，成為一種既過分又不充分的寫作：過度沉迷自我，又在視野、歷史感和豐富度與人物的類型學上不夠充分。

這種冥想式的寫作令人煩躁，它試圖一滴水中見世界，但你看不到水滴石穿。我這種暴躁的讀者著實難以忍受。

在漢語小說中，關於成長和青春的小說尤其受這個風格的影響，與部分以此為寫作主題的年輕作家的相對稚嫩有關，也與這批年輕作家成長期間發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時代性的外國文學譯介、台灣文學的影響有關。他們凝視肚臍，但願能以小見大、以淺縱深地描寫情緒、家庭創傷、友誼和陪伴、成長過程中的微妙，但即使是其中有幸避免淺薄的那些作品，也往往過於纖細和狹窄。這種作品在90年代末出現時初看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也有商業化的潛力，但如今已經成為類型化的寫作，表達類型化的成長經驗。

青年作家雙雪濤於2016年9月出版的長篇小說《聾啞時代》是成長寫作中的一個異數。它開篇就給出時間定位，「1997年的夏天」，描寫一個工業城市中考試邏輯和競爭邏輯下，成長中的一批少年。它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串聯起各章，每章一個中心人物，結構相對簡單取巧，也因此讀起來流暢、輕盈、多變。而它的真實主題並不是青春或教育，而是權力——這一幫孩子，體會著權力對人的操弄，在諸種飛躍瘋人院的嘗試中結成隱秘的同盟。

《聾啞時代》

作者:雙雪濤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08月

所謂聾啞時代，是像敘述者「我」李默這種在長久的壓抑和困惑中不大說話但內心翻騰的聾啞；是他觀察到的那些受挫後拒絕再對話的少年；是他們發出的聲音不被他人所聽到、體會——直到多年以後其中的一個成為小說家，能講出大家的故事；也是時代的聾啞。時代任由權力生長，連手持權力的大小人物都為自己所驚詫，而時代對人、對自身的病症裝聾作啞。

語言與「垃圾探測器」

《聾啞時代》剛剛出版，實際上寫於四年前，其中幾章也曾單獨發表於文學雜誌。在新書發布會上，雙雪濤說，這部長篇是他為自己寫作的珍存，歷經修改，「連標點都花了心思」。它讓他惶恐，「但是，從另一個層面，我是坦然的，如果有人承認我現在是一個盡心的寫作者，那恐怕也得承認我四年前也是，從那裡開始，關於一切痛苦和歡悅，我都準備好了。」

海明威曾經表示，區分好壞作家的標準之一是前者的「體內安裝自動垃圾探測器」，對那些使敘述染上疾病的事物敏感——可能是媚俗思維，可能是副詞，也可能是酒。這是好作家的天賦。《聾啞時代》還不是雙雪濤最風格化的作品。不像後來的《平原上的摩西》那麼冷硬有力，《聾啞時代》會更「粘」一點，作者與敘述者的情緒距離更近，但語言已經很明顯地自省，警惕濫情，提防忸怩，時刻戒備對情緒和細節的過度沉迷，展示出一位作家在風格形成過程中比較真摯的階段。

全書敘述沉著簡潔，不煽情，雖然是描寫初中，口吻卻來自一個回望少年時代的青年人。因此，語言帶著強烈憂愁，卻不是下意識的、缺乏反思的自我沉浸，而是在追憶那不可追的似水年華時儘力回到過去而不能，在場感與無力感雜糅下的憂愁，頗為動人。

在敘事情緒上，《聾啞時代》的主題實際上相當沉重，城市衰敗、家庭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壓抑的學校日常生活中充滿微小的暴力與讓人難以逃脫的控制。但它在對這個主題的展開中，憂愁和輕盈並存。那種輕盈不是情緒的輕浮，而更像一個少年昂起下巴，帶著驕傲也為了驕傲，讓自己有一個輕盈、有尊嚴的步態。

人物與「白襯衫」

書中人物繁多，同學、家長、老師、甚至是只出場一次的同學父母這種次要人物，都處在敘述者敏感的打量之中，構成具有濃厚時代感的群像。

在同學中，他寫了三類人物。一類人被時代標定為合格有用，一類人在制度中以自主性和瘋狂開闢出小小空間，聰穎的科學少年劉一達與崩潰的怪人霍家麟一體兩面。第三類人是早熟的古怪迷人女孩，安娜和艾小男實際上也是一體兩面，自殺或失蹤也是同類命運。這類人物是作者用力和用情最深的人物，他帶著夢幻般的眼光描寫她們。

幻滅是二十世紀成長小說的母題之一（菲茨傑拉德或許是最擅長此道的作家之一），發現思慕對象面紗背後的真實是主人公成長的代價，是現代小說中弒父式的行動，主人公不得不成為「自我」，而伴隨這種發現而來的失望和傷感則成熟為一種虛無的現代情緒，主人公獨立地、成熟地墜入無神的人生。

雙雪濤則有一種溫柔。他拒絕叛變，拒絕祛魅，始終帶著愛和溫存描畫這些女孩，這成為他成長敘事的特徵之一：主人公對父母老師等長輩始終持有客觀的分析性和距離感，並不存在從尊奉到叛逆的「殺掉權威」的轉折，對同伴則始終持有愛與理解。主人公的自我意識覺醒與成熟無需以「揭露」他人為代價，這或許不僅說出了雙雪濤對人物的感情，也表達了他的政治。

表面上，艾小男的白襯衫是大眾文藝描寫青春時流行的符號。不過，這個常在青春文學和電影中輕薄化為一般意義上的清潔美麗的象徵、容易流於庸俗和刻板印象的符號，在《聾啞時代》里相對具體、可感，因為它少有地與城市地理構成了極端映襯。《聾啞時代》的背景不是純真校園、綠樹桃花，而是藍布工作服和油污，是鋼鐵城市的暗色調。

雙雪濤描寫的城市中，居民過著一種粗糲的，寒冷的，困難的生活。天氣惡劣，惡的制度下大人不是習慣於欺負他人就是在對權力的逆來順受中掙扎，軟弱得讓人心疼。校園中每日生活都是一種折磨和考驗，人的性格狂蠻古怪，老師像迫害狂。在色情片、暴發戶與監獄、階級差異、機械般的背誦之間，白襯衫沒有一點明媚或甜美的意味，不提亮，只是「不暗」而已，在壓迫性的世界中拓出一小片輕鬆，以至於書中連愛情描寫都有岩壁的質地，粗糙、陡峭、不穩定。

我們看到一群受壓抑的、情緒激烈、不輕盈的小孩子。書的吸引力之一在於我們看著他們走向必將不幸福的命運。離開或留下，寫書或做生意，男或女，暴戾或敏感，美得像超越了這塊大得難以識別其邊際的岩壁的女學生，以及藉由愛戀她嚮往更高、更好、或僅僅是不同的世界的男孩子。這樣的故事有低落、模糊的樂觀性。在雙雪濤後來的作品中，由白襯衫代表的救贖更具體地存在於某種技藝或者文學蘊含的美、真理、和異於此世的性質中，有時更直接地存在於《聖經》中。

而在《聾啞時代》中，他如何發展這些角色？他讓他們成為怪人、遺世修行者、賤民，彷彿他們的潛能在青春時代的抗爭中耗盡了。他們的人生缺乏形式，但他們整體構成了形式。直到艾小男和敘述者重逢，二人回憶和重溫那些意味著命運尚未成形、歷史還可能改變的光陰，之後艾小男也消失了。敘述者，一個小說家，則不斷回望生活，以自己的視角串聯所有角色，負責替所有人講出《聾啞時代》的故事。

在這個意義上，敘述者也是個不可靠的敘述者，整本《聾啞時代》也可以被讀成一部關於小說創作的小說，隱秘的超小說。一切都可能是個瘋狂的夢，來自2000年的早熟少年，或者，艾小男從未歸來。

地點與「近歷史」

在浪漫派影響下的抒情現實主義小說中，天氣經常同時作為情節手段和修辭技巧存在。一場雨促成人物相識，一場雨之後的骯髒泥濘下人物沉入對存在的內心探究中。《聾啞時代》熟練地以天氣作為人物內心世界的隱喻，全書開篇第一句，我們便看到人物處在青春期開始之前、初中開學之前的夏天，「炎熱而乾燥」。在最末一章《她》中，敘述者不同時代日記中的天氣符號表達情緒變化，晴而熱，陰沉得當晚就要下雨，晴冷。

但對《聾啞時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天氣，而是氣候。氣候以及與之相關的整體氣氛，當地的喪儀等文化習慣不再只是修辭技巧，而是構成情感與人格的部分。大雪中灰禿禿的泥濘與夏日的炎熱乾燥都內在於他所描寫的北方工業城市，這個地點具有了性格，就如同19世紀中濃霧和陰雨籠罩的骯髒倫敦不僅是作家筆下犯罪和慾望的恰當舞台，而且地點自身已經是其時作家描寫的核心「人物」之一。

因此，去討論《聾啞時代》的「青春性」是有點離題的。他之所以寫青春，似乎是因為在他關心的歷史年代中（中國市場改革之初的轉型期二十年），第一人稱敘述者恰好正處於青春期。但那個年代並非僅是人物的背景，他筆下的年代/地點構成的時空型是更大的、持續出現的主要人物。這在《聾啞時代》這本帶著濃烈青春情緒的書中還不那麼明顯，到了《平原上的摩西》、《蹺蹺板》等更晚的作品中，當作者克制回望自我的情緒、創作更自覺之後，就相當明顯。

在如今常見的散文體小說（以及那些「凝視肚臍」類創作中），作者讓讀者關心人物與觀念。而雙雪濤的能力在於他能讓讀者關心事件和地點。實際上，在他強力的第一人稱視角敘述下，做到這一點有相當難度——敘述者很難能既困惑又有力，還不讓人討厭，而他成功了。

當然，我覺得雙雪濤個人的寫作興趣仍然在於角色之間的關係，那些古怪的行進，致命的吸引力和困難的感情（所謂difficult love situations）。但他所呈現出的地點比人物更有趣、特殊、富有生氣，這些城市是有力的、粗野的、困難的地方，人有並不明確卻強烈的個性，充滿暴力與衝撞。

哈羅德布魯姆說，評價想像性文學的偉大，他只認可三項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中國先鋒文學時代一些極為傑出的作家如今缺少的是對當下時代的認知力量，小說成為社會新聞和罪案的堆積與發展。我但願能讀到更多剖析這個時代城市風貌的小說，更多作家能以剖析文革與農村/城鎮生活的銳利解析1980年以來的「近歷史」和大城市生活。老實說，如今東北的凋敝讓它成為了文學上更有趣的地方，什麼都不順利，風強勁，人懊喪，這種都市荒原相當富有吸引力。《聾啞時代》主要仍然是關於成長的作品，雙雪濤在此並沒有自覺描寫城市，但他寫其中的校園時像寫都市中的部落，彷彿是冬天裡的醫院麻醉室，有病態的迷人。

他對時代的成因與病症也並不明確，不過他有一種一定要糾結於近歷史、不肯繞路而行的執著。一場雪崩，所有人都被凍住了，一個人的身體逃了出來，靈魂不斷回望雪山。或者一個瘋狂的說故事人，凝望一塊他摩挲已久的琥珀，一個癱瘓者，在床上躺了太久，從天花板中看出花來。

結語

王德威曾這樣理解文本中的歷史性，它「並不在不可既往的過去里，也不在現在對過去的重建里，而是在標示著過去與現在的不同的鴻溝里。」 如果說茅盾這樣的寫實主義者來說，填補鴻溝的是一個歷史觀念，譬如馬克思的階段論。那麼雙雪濤（模模糊糊地在做的）是向近歷史那些意義尚不明確、但已造成了心靈損傷的鴻溝中，填補一個浪漫的，白襯衫式的內核。當然，如今尚看不出他是否會很快竭盡對那個歷史階段的認識，像有些先鋒文學作家一樣最後不得不描寫我們身處的此時此刻並在思想上疲態盡顯。

《聾啞時代》是對逝去時光的動人追憶，伴隨「權力下的成長」主題而來的意識形態批判讓它不同於大多數關於青春的寫作，而對故人的懷戀又使它跳出了一代代弒父與虛無的成長鏈條邏輯，隱隱表達了一種新的、更溫柔的政治。不如就用普魯斯特描述回憶與創作之間關係的句子來結束這篇評論：

「只有我的心才能發現事實真相。可是如何尋找？我毫無把握，總覺得心力不逮；這顆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應該探索的場地，而它使盡全身解數都將無濟於事。探索嗎？又不僅僅是探索：還得創造。這顆心靈面臨著某些還不存在的東西，只有它才能使這些東西成為現實，並把它們引進光明中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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