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說的是人生中更無奈的痛楚，更深刻的悲哀

文 | 黃文傑

楊德昌所有的電影中，有兩個女性角色直接地追問並質疑生命意義，她們身上體現了鮮明的主體意識、反省自覺和價值失落，值得特別關注。

其一為《恐怖分子》中的周郁芬（(繆騫人飾）。她是一個處於創作瓶頸期的作家，因為「討厭當時上班的生活」，「怕一輩子就這麼過了」，而辭職在家專事寫作。

《恐怖分子》（1986）

作為一個作家，她習慣以自身生命經驗為創作素材，「剛開始的時候靠著一點文筆，一些讀書時候的事」，就算不是自己的事，「人物、事件都是聽過的，密密麻麻的，記了一大本，但這樣寫，越來越沒有意思了」，她覺得「用光了情緒」，「過去的三十幾年，這麼快就用完了」。

這即是說，她的整個人生意義都是有限的，「用光了」後更變得空洞乏味，對她的寫作再也無法提供創作上的靈感，也就沒有價值了。

而反諷的是，她當初以為辭職、寫作就可以「逃避那些毫無變化的重複」，結果每天把自己「關在那個小房間裡面」，還是發現自身處於一個循環的雷同的陷阱之中而無法自拔。

她小說中的文字說明了這一點：「那天是春天到來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節，變化只是一種輪迴的重複，這一年春天和往常沒有兩樣」。通過周郁芬的旁白念出這句話，她那種空洞無趣、蒼白枯燥的生命感受昭然若揭。

《一一》（2000）

另一個角色是《一一》中的敏敏(金燕玲飾)，她的生命體驗與周郁芬如出一轍。當婆婆(也即敏敏的母親)中風昏迷後，醫生囑咐他們全家要常常跟婆婆講話，說「這樣可以刺激她的知覺」。在跟婆婆講了幾天話後，敏敏卻崩潰地哭了起來：

「怎麼跟媽講的東西都是一樣的，我一連跟她講了幾天，每天講的一模一樣，早上做什麼，下午做什麼，晚上做什麼，幾分鐘就講完了。我受不了，我怎麼只有這麼少？怎麼這麼少呢？我覺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個傻子一樣，我每天在幹什麼？」

敏敏說每天的生活「幾分鐘就講完了」，和周郁芬說三十幾年的人生「這麼快就用完了」，抒發的是同一種無奈的喟嘆：人生是如此的蒼白、貧乏；而敏敏說「怎麼這麼少」，更直白地道出生命價值的稀缺、人生意義的凋零，無怪乎她會把自己形容為「就像個傻子一樣」。

不出意外的是，這個「傻子」也聽從別人(她的一個同事)的意見拋家棄子上山清修去了。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曾在著作中論述：「存在之虛無的主要表現是厭倦……突然覺得生活沒有了內容。」敏敏的痛苦煩悶，就是這種精神狀況的絕佳寫照。

《一一》（2000）

值得重視的是，敏敏和周郁芬一樣，也發現了生活內容的單調、雷同與重複，而她對生活的描述，與羅洛·梅在《人的自我尋求》中對美國郊區市民生活所作的描述極其相似：

「郊區市民為這種空虛的生活提供了最為清晰的畫面，他們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在同一時刻起床，乘坐同一列火車進城工作，在辦公室做著同樣的事情，在同一個地方吃午飯，每天給女服務員同樣的小費，每天晚上乘坐同一列火車回家，養育兩三個孩子，培植一個小花園，每個夏天去海濱度兩周他自己並不喜歡的假期，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就去教堂做禮拜，年復一年地過著程序式的機械生活，直到最後在六十五歲時退休，在那之後不久就會因為心臟病而去世，而且這種心臟病很可能是由於受壓抑的敵意而引起的。不過，我總是私下懷疑，他會不會是死於厭煩。」

可以說，兩者共同描繪了一種可以預見、周而復始、一成不變的人生圖景。用《恐怖分子》中周郁芬的話說，是「習以為常、日復一日、重複來重複去的東西」，是「毫無變化的重複」。

西西弗神話

這種人生完全就是加繆在西西弗身上所看到的「圖畫」的翻版：「一個緊張的身體千百次地重複一個動作： 搬動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

所不同的是，加繆從西西弗荒謬的處境和無盡的苦難中看到「充實」與「幸福」，而楊德昌電影中的「傻子」卻只有沮喪、苦悶與痛苦。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曾如此論述精神生活與運動的關係：「精神生活的發展與運動密不可分……假設我們已經對個體的所有運動都了如指掌，那麼我們能想像得出他的精神生活已經停滯了。」鑒於周郁芬和敏敏千篇一律、一切皆可預測的生活軌跡，我們可以借用阿德勒的話說，她們的「精神生活已經停滯了」。

《恐怖分子》（1986）

雖然楊德昌一早就察覺到了這種死水般的人生實質，但創作前期他還試圖打破這種令人窒息的生命狀態。比如在《恐怖分子》中，周郁芬一直心有不甘地努力追尋生命的意義，通過結婚、生孩子、寫小說，不斷地探尋「新的開始」，結果都不能如願，整個過程痛苦不堪。

但楊德昌畢竟還是給了她另外一種選擇： 她離開了李立中，重歸舊日情人沈維彬（金士傑飾）的懷抱。雖然因為影片結尾的多義性，她的新生活被再度毀滅（沈被李槍殺，是影片提供的開放劇情之一），但楊德昌至少提供了一種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而到了《一一》中，楊德昌明確地宣稱這種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新的開始」從來不曾到來，一切重回老路。片尾敏敏下山回到家中，對NJ說，山上「真的是沒有什麼不一樣」，信徒們「每天輪流地」跟她「講同樣的東西，每天都要重複幾遍」，原來他人的生活跟自己的一樣蒼白貧瘠。

而NJ也對她坦陳自己曾和初戀情人約會，「去過了一段年輕時候的日子」，以為重來一次會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什麼不同」，「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有那個必要」。這也就是說，不必羨慕他人，人人生活都同樣枯燥乏味，重來也沒意義，既然是無法擺脫的宿命，不如（或者說唯有）硬著頭皮繼續面對慘淡的人生。

有很多人認為《一一》這種處理是跟生活的和解，楊德昌在《一一》中由從前的激憤變得平和了。這種觀點或許可商榷。筆者以為，《一一》的結尾，揭示的恰是一種更無奈的痛楚，一種更深刻的悲哀。換言之，西西弗的宿命與痛苦根本無從擺脫。這種蒼涼感或不是「平和」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