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羈的思緒——阿西莫夫談世事》校譯後記

作者 尹傳紅（《科技日報》主任編輯，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常務副秘書長）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寫在前面

關於阿西莫夫，20多年來我已經寫了許多文字，但是，沒有一篇像寫《不羈的思緒》之「校譯後記」這般投入，這般動情，這般感懷。

這篇後記接近1萬字，從一些側面大致介紹了阿西莫夫作品在我國的傳播歷程，當然，也包括我與阿西莫夫結緣的歷程。

文章定稿2014年6月22日發給出版社後，我又轉發一些好友先閱。6月27日，我在報社的一位小兄弟讀後給我寫來一信：

「兩個人，改變了老哥的人生。雖然在當下以官財思想為主流的社會中算不得成功人士，但一生都能以自己喜愛的工作為奮鬥目標，並一直為之努力下去，這種人生的理想可不是前者那些『成功人士』所能比擬的！人和動物究竟區別在哪兒？好像大部分人知道又不知道……」

這位兄弟所言，對我肯定是高抬了。他提及兩個人（阿西莫夫和葉永烈）改變了我的人生，倒千真萬確！我自己想補充的一點是，除卻所謂的「奮鬥目標」（或許說「人生寄託」更好），我從中收穫也屬很大的，是一種理性思考的樂趣。

8月16日上午，在上海書展現場，我親眼看到《不羈的思緒》，還有同為我校譯的《上帝粒子》（40萬字，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擺在了展台上，心裡別有一番滋味。這一天靠近中午的時候，我受邀擔當了「《葉永烈筆下的十萬個為什麼》作者簽售會」主持人，又一次為我少年時代的偶像「站台」，深感榮幸。

8月19日晚，還是在上海書展現場，見有厚厚一大本很貴的《莎士比亞傳》擺放，幾無猶豫就買下了。只因受到封面印著的歌德之語觸動：當我讀到莎士比亞（作品）的第一頁時，我的一生就都屬於他了！

頓時聯想，上世紀80年代初在桂林，少年時代的我第一次讀到阿西莫夫作品時，就是這般「驚艷」啊。

昨天晚上，我專門給我姨打了個電話（她現居柳州），告訴她，寫完這篇後記之後，我更深切地意識到，她和我姨父也是我人生事業的「貴人」……

就寫這些吧。

2014-9-1，13：00

阿西莫夫之緣

敲打出這個標題，卻不知從何說起。

沏上清茶一壺，放飛「不羈的思緒」，一時百感交集。

22年前的4月6日，大洋彼岸的阿西莫夫辭別人世，剛參加工作一年多的我聞訊，悲痛不已。而本書的兩位譯者江向東和廖湘彧，最近幾年裡相繼撒手離去，同樣也令我深為惋惜。

我與向東先生有著十多年的交情。我們相識相知，正是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所賜。當年，翁經義社長和卞毓麟先生來京組稿訪友，常與熱情好客的向東先生聚談，我多次受邀陪坐，得以聆聽他放言神侃。有他在，席間總是充滿歡聲笑語，留給大家非常美好的回憶。

記得，6年前的一個冬日，我與向東先生又坐在一塊喝酒聊天時，他對我說：「我終於明白卞先生和你為什麼那樣推崇阿西莫夫了，這個人的確很了不起。我正給科教社譯他的一部科學隨筆集，The Roving Mind，感覺真不錯。」

我興奮地回道：「曾聽林自新先生提起，他向科教社推薦了阿西莫夫的兩部科學隨筆集。您接手的這一部，跟我還有點兒緣分呢——其中若干篇章20年前我上大三時就讀過，它們都由林先生翻譯並發表在《科技日報》上，好些標題至今我還能隨口道出：《黑洞》《冥王星奇趣》《藝術與科學》《富蘭克林改變世界》《致新生嬰兒的信》……。正因為當年與它們邂逅，增進了我對《科技日報》的好感和關注，促使我下決心畢業後改行投奔她去。」

《科技日報》1988年前後經常登載該報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林自新翻譯的阿西莫夫文章。這是尹傳紅保存的當年剪報。

《科技日報》1988年前後經常登載該報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林自新翻譯的阿西莫夫文章。這是尹傳紅保存的當年剪報。

向東先生頗感意外。我又告訴他，緣分不止於此。我在《科技日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上大四時寫的一篇評論，標題為《科普，我們不能沒有它——讀》。與我同寢室的同學黃偉光最先從圖書館看到，馬上就轉告了我。不久我收到30元稿酬，這竟抵得上當時我大半個月的伙食費了！

尹傳紅大學時代分別在《科技日報》（左下）、《今晚報》（左上）發表的有關阿西莫夫的兩篇評論文章。

更沒想到的是，1991年10月我從商業部中國肉類食品綜合研究中心調至《科技日報》，居然跟兩年前編髮我那篇文章的編輯白志正，成了同部門坐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此時，林自新前輩已經卸任《科技日報》總編輯，我無緣拜會。後來我又得悉，他還是阿西莫夫著作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並組織和推動出版了阿西莫夫其他多部作品的中譯本，對他更為敬重、仰慕。

1997年春，適逢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我與《科技日報》的同事繆健共同策划了兩個整版的紀念專刊，為此特意聯繫林老，我們才第一次會面。想來恰是阿西莫夫之緣，讓我們一見如故，備感親切，成了忘年交。

林老戲稱自己是個「老『阿迷』」。1988年到訪美國時，他曾跟阿西莫夫通過電話，可惜由於時間安排上的原因，沒能見面交流。他一直鼓勵我說，阿西莫夫值得我們紀念，更值得大力推介、認真研究。他的科普作品風格獨特、輕鬆易懂、引人入勝。特別是他寫的科學隨筆，故事講得好，條理也清晰，總是沿著歷史的脈絡，從恰到好處的環節說起，使讀者既增長科學知識，又受到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熏陶。

那次拜會5年後，林老在紀念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一篇文章（刊於2002年4月5日《科學時報》）中寫道：沒想到自己當年翻譯的一些阿西莫夫隨筆，「還為《科技日報》引來了一位『阿迷』尹傳紅同志」。2009年初，林老與蘇聚漢、吳虹橋兩位先生合作譯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談科學》一書，我榮幸地成為該書的（特邀）責任編輯，延續了老「阿迷」和小「阿迷」之間的一段佳話。隨之，我又接下《不羈的思緒——阿西莫夫談世事》一書的校譯工作……

因阿西莫夫之緣而成了忘年交的林自新與尹傳紅。林自新畢業於清華大學，早年曾任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范長江的秘書，是「科技工作者」這一稱謂的首倡者。後來他成為阿西莫夫作品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科技日報》首任社長兼總編輯。

再說，與向東先生話別大約兩個月後，他讓他女兒江姍給我發來了譯稿中的一篇《我的父親》。讀罷文末阿西莫夫與其父親的那段對話，我心中霎時湧出一股暖流，也悟出了他給我專發此文的用意——在那次交談中我有過一番感慨，言及少年時代經歷的三大「幸事」篤定會影響自己的一生：一是有一個慈祥、優雅、令我深情摯愛的奶奶；二是有一雙充分尊重我的意願、激勵我上進並努力提供各種條件的父母；三是通過科普圖書「結識」阿西莫夫和葉永烈，由喜愛他們的作品而走進了科學的世界。

我特別提到，我的父親對少年時代的我所做的，跟早前半個世紀阿西莫夫的父親對少年時代的他所做的，頗為相像，且對我們各自影響至深。而阿西莫夫對他父親講出的那番話，正是我想對我父親講的。感謝向東先生「牽線」，讓相隔如許時空的兩對父子之間，有了某種心靈上的共通共鳴。此後不久，適逢我父母來京小住，我將那篇譯文打出交給父親，什麼也沒說，盡在不言中。

思緒飄飛，回到1992年4月8日的中午。我跟剛結識的新華社記者姜岩坐在一起，邊吃飯邊扯閑篇兒。得知我平時愛讀科普和科幻作品，他便問我最欣賞哪一位作家。我說自己是個鐵杆的「阿迷」，最喜歡阿西莫夫，而且，「我對阿西莫夫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因為他改變了我的命運……」

「可惜呀，阿西莫夫已經不在人間了。」姜岩突然打斷了我的話，「昨天，我們新華社記者從華盛頓發回一條消息，說阿西莫夫因心臟和腎功能衰竭，已於前天在紐約大學附屬醫院逝世。」（後來姜岩給我寄來了「新華社華盛頓4月7日電」的列印件。）

新華社報道阿西莫夫逝世的電訊稿（1992年4月7日發自美國華盛頓）。

我一下就愣住了。當天晚上回到家裡，我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阿西莫夫論化學》一書，反覆翻閱、品味，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是我平生讀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雖然它只有區區6萬字，但對我個人而言其意義卻非同一般。我常想，倘若不是因它而有幸跟阿西莫夫結緣，自己的前途還不定怎樣呢。

1983年寒假期間，我在桂林姨家小住時，從姨父訂閱的《知識就是力量》月刊上讀到一則趣聞：1979年春，美國有兩家出版社爭著要為高產作家阿西莫夫樹立一塊里程碑——由他們獨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號作品。看起來同時滿足雙方的要求似乎不太可能。不過，「難題」最後還是讓聰明的作家給化解了：他別出心裁地弄出了一對「孿生子」，都算作是自己的第200號作品，結果皆大歡喜。我就這樣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個照面。

事有湊巧，第二天我隨我姨上街，路過一個小書店時隨意掃了一眼，就發現書架上有一本《阿西莫夫論化學》。出於好奇，我隨手拿過來翻了翻，旋即就被書中那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橫生的敘述所迷戀。當天吃過晚飯後，我一口氣讀完了這本引人入勝的小薄冊，心裡是一種亮堂的感覺。

尹傳紅少年時代讀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

該書第一章「稱重遊戲」，講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測定，卻一點也不顯得枯燥，貫穿其間的是一條科學的思想方法的主線；第二章「緩慢的燃燒」，則以輕鬆、調侃的筆調，講述了氫、氧的發現和燃燒的本質，還評論了幾位科學家的品德與人格……這本小書成了我的化學啟蒙讀物，它向我昭示：科學發現的歷程儘管充滿艱辛，但也不乏樂趣。在自己成長、發展的關鍵時期遇到並喜歡上這本書，是我真正熱愛學習、學會思考的開始。

過後不久，我又陸續買到了阿西莫夫撰寫的《數的趣談》《生命的起源》《科技名詞探源》《走向宇宙的盡頭》《地球以外的文明世界》等多部著作，而且幾乎都是在買到當天就把書讀完。我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阿迷」，阿西莫夫的一些隨筆和好幾部書的章節，我都能整段甚至全篇背誦。

有一天，我從饒忠華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阿西莫夫的科普名著《科學導遊》已有中譯本問世，便在那天下午興沖沖地跑遍全城的書店搜尋，結果一無所獲。在隨後將近半年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周都要到柳州最大的一家書店裡打聽：「阿西莫夫那本《科學導遊》到了沒有？」此時我也著迷於葉永烈老師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少年時代那段心有所寄、熱切期盼（讀到阿西莫夫和葉永烈作品）的美好時光，令我終生難忘。

不知不覺中，我從青春期反叛背景下的無聊、苦悶和迷茫中走了出來，並且愛上了科普、科幻和寫作。

20多年過後，我在《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書的扉頁上，寫下了一段敬語：「謹以此書獻給 引導我走進科學世界並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兩位著名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 葉永烈」。

尹傳紅著《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書封面及題獻。

恰如上世紀50年代伊林科普作品在中國的影響，阿西莫夫科普作品自上世紀80年代「大舉」進入中國之後，亦深為中國科普界所推崇，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一時間，阿西莫夫幾乎成了科普和科幻的代名詞，並且擁有眾多的讀者和 「粉絲」。他讓至少兩三代中國人享受過他的科學恩惠，堪稱20世紀70年代以後最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和熱愛的外國科普作家。我所見識的另外幾件事情，可以為之佐證。

1985年春我剛上高中時，從《遼寧青年》雜誌上看到一篇談自信的文章，文中有這麼一段話：「阿西莫夫曾經這樣介紹自己的經歷：我決心從化學方面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我做到了；我決定要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做到了；然後我決定寫小說，我做到了；而後，我決定寫論述科學的書，我也做到了；最後，我決定成為一位整個時代的作家——現在我確實成了這樣一個人。」

我覺得這段自述很風趣也很令人鼓舞，就把它揉進了一篇我寫的介紹阿西莫夫的文章中，由我表姐黃琛交給她所在文科班主辦的一份油印刊物。看到樣刊時我吃了一驚：因為在那段話的第一個分號後，竟多出了這樣一句：「我決定娶一位非同尋常的姑娘，我做到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由，也不好意思去問。10年後，我從《論科學幻想小說》一書中讀到卞毓麟老師撰寫的《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學幻想小說》一文，才明白那段話的出處。再後來，將此事告知卞老師，他笑道：「有意思，想必添上那句話的同學也是個夠格的『阿迷』吧。」（補註：整整30年後，2015年春，我在北京意外邂逅當年給我補上那句話的校友張駿馳——廣西柳州市教育局黨委書記。是他先「認」出了我，說是前幾年偶然從網上看到我寫的文章提及前述往事，猜測當年是他給我加的那句話。他清楚地記得當初看到我文稿時他手頭正好從圖書館借有《論科學幻想小說》那本書，就給我添上了那句「遺漏」的話。）

尹傳紅高中時代撰寫文章「遺漏」的那句話：「我決定娶一位不比尋常的姑娘」。

是的，偌大個中國，「阿迷」著實不少。卞老師那篇經常被引用的長文，堪稱「我國第一篇系統地介紹阿西莫夫科幻創作歷程的頗有深度的作品」，它的發表，使得「卞毓麟」這個名字也為中國科幻界所熟知。而在許多人眼中，國內研究阿西莫夫作品的頭號專家非卞毓麟莫屬，他翻譯的阿西莫夫科普作品從數量上看也最多；他還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位曾在阿西莫夫家作客的中國科普作家和科學家，與阿西莫夫有過多次書信來往。這真讓我羨慕不已，因而早就萌生了結識卞老師的念頭。

1988年8月13日，卞毓麟到阿西莫夫家拜訪。

1997年春，為籌劃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紀念特刊，我特意前往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今國家天文台）拜訪卞老師。那時，卞老師在科普界已頗有名聲，而且是大家公認的翻譯阿西莫夫作品的好手，但溫和儒雅的他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倆一照面他就笑著打趣（也有點兒誇張地說）道：「我對尹傳紅這個名字也是『久仰久仰』啊。1992年4月阿西莫夫逝世，你恐怕是國內發出詳實報道的第一人。好幾位朋友都向我打聽：這尹傳紅何許人也？他對阿西莫夫也很了解呀！」

《科技日報》刊出的尹傳紅這篇報道，可能是國內最早見諸報端的紀念阿西莫夫的文章。

那一天，我們圍繞阿西莫夫話題談了很多。卞老師認為，阿西莫夫特別值得研究與借鑒之處在於，他乃生物化學家出身，何以能涉足自然科學的幾乎所有領域，又何以能寫出數以百計的優秀科普圖書和數以千計的科普文章，切實取得「質」「量」俱佳的效果？還有，他的科普作品何以單憑文字的力量就能把科學上許多相當抽象、複雜的概念和問題講得清清楚楚？認真探討這類問題，當有益於真正繁榮我國的科普創作。

我問卞老師：「您曾因利用本來就很有限的業餘時間翻譯阿西莫夫的作品，而一再放棄或推遲自己的寫作，是不是有些遺憾啊？」他是這樣回答的：「假如別人比我寫得更好的話，我為什麼不儘力多介紹一些別人的佳作呢？當然，我也更希望在中國湧現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樣的優秀科學作家，也更希望我們能培養出一代超越阿西莫夫的科學與文化的傳播者。」

近30年來，林、卞兩位先生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宣傳、推介阿西莫夫及其作品，以期對推動我國科普事業發展有所助益。我有幸與他們一起作為嘉賓，先後參與了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等製作的阿西莫夫專題節目。我本人也曾應邀分別在首都圖書館和中國人民大學，做過有關阿西莫夫的專題講座。

2009年7月22日，尹傳紅在北京電視台製作的阿西莫夫專題節目中暢談。照片右為中國科技館館長王渝生，左為主持人英達。

2012年11月27日，尹傳紅（右）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作關於阿西莫夫的講座，與劉永謀教授合影。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的「阿西莫夫之緣」仍在延續。

10年前在不同的場合見到王綬琯院士（中科院原北京天文台台長）和郝柏林院士（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長），這兩位科學大家接到我遞上的名片時說出的第一句話竟一模一樣：「你是一個阿西莫夫迷？」我的回答也一模一樣：「對呀，您也喜歡阿西莫夫？」原來是我名片所列電郵中之「asimov」 泄露了天機。意外地遇到「知音」，我真是喜不自禁。

2012年8月18日，我和卞老師應浙江省科學技術協會之邀，作為東道主的品牌系列科普活動「科學會客廳」報告會的主講嘉賓，與現場聽眾一道「回望科幻巨匠阿西莫夫」。我提前兩天，於8月16日坐高鐵到了杭州，住進我姨家。剛進門，我姨父就遞上一張報紙，說：「你們的演講，《錢江晚報》已經預報了。」此時此刻，我並沒有意識到一件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的事情正在發生。

2012年，浙江省科協紀念阿西莫夫逝世20周年，卞毓麟與尹傳紅作為主講嘉賓受邀出席。

在後天的交流過程中，我突然回想起，將近30年前，我與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相遇」，跟我姨和我姨父大有關聯，2003年我還專門給他們奉送了一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傳》，並在扉頁上留言：「送給尊敬的蘊華姨、正亮姨父：感謝您20年前給我提供機會在桂林結緣於阿西莫夫，改變了我的命運和前途。」

葉永烈送給尹傳紅的阿西莫夫自傳英文版。

台灣十幾年前翻譯出版的一部阿西莫夫科學隨筆集的封底，印有如下幾行宣傳文字：從阿西莫夫身上，我們學到以樂觀開放的心態來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如果我們小時候讀的科學課本能寫得像阿西莫夫的文章一樣，今天或許就不會有「科學盲」或「科技恐懼症」的問題了。

台灣翻譯出版的阿西莫夫隨筆集。

這段話不禁讓我聯想到自己的本職工作，隱隱覺著科學的兩種傳播方式在某個層面的相通，並延伸了更多的思考：我們寫的東西，是不是都能夠做到像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那樣簡潔、曉暢、明白，而不致給讀者帶來什麼「閱讀障礙」？我們做的報道，能夠架起一座在科學和公眾之間起聯繫作用的橋樑，進而引發公眾認識理性思考的真義嗎？

在阿西莫夫的諸多作品中，發表在報刊上的科學隨筆（Science Essay）佔有相當的比重。這些風格獨特、饒有趣味的作品大多從當代社會現象著眼，詮釋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事件，背後呈現的則是廣闊的科學與人文背景。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學，而且還努力讓讀者去思考科學、理解科學乃至欣賞科學，促使人們去考慮人類與科技、歷史等各方面的聯繫，考慮人類與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進而啟迪人們擴大視野，創造性地思索未來，向未知的領域拓展。

科學隨筆是阿西莫夫最喜歡的寫作體裁。他一生創作了上千篇科學隨筆，出版了40本科學隨筆集。他在自傳里說：「這些文集對我來說是令我滿意的巨大源泉。首先，我保持了世界紀錄：出版的文集比歷史上任何人都多（請注意我沒說最好，甚至於接近於最好，而只是數量最多。）」又道：「它們都是我為了自娛而寫的。這些文章寫來全都不是一本正經的，最重要的是輕鬆愉快。」

在一篇題為《人間天堂》的隨筆開頭，阿西莫夫向讀者直抒胸臆：「寫作這些隨筆讓我快樂無比，使我經常得到腦力的鍛煉。我必須對任何事物不斷地保持耳聰目明，以便迸發思想的火花，寫出一些在我看來能夠使讀者感興趣的東西。」1988年，當阿西莫夫已為《奇幻和科幻雜誌》寫下360篇專欄文章，並為這些科學隨筆彙編一部30年紀念專輯（此即《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談科學》一書）時，在最後一篇選文的「後記」中他寫道：

「在我所有的作品當中，這一系列隨筆的稿酬也許是最低的。……然而，這一系列隨筆給我帶來的快樂卻最多，它遠遠補償了我沒有從它們身上得到豐厚酬勞的實情。我也知道，我不會永遠地活下去，不太可能再寫出360篇隨筆。將來有一天，某篇隨筆會成為我的最後一篇，至於它是第幾篇，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當這一天來臨、我的生命行將逝去之時，幾乎不會有什麼事能像不再有機會繼續寫作這些隨筆那樣讓我感到遺憾的了。」

在阿西莫夫看來，一本隨筆集的價值正是它所提供的多樣性，可以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這恰恰也滿足了作者本人涉獵多個學科領域的興趣）。沒人要求你花時間閱讀一篇完整的論文，你讀到的全是短文，如果你覺得這一篇文章沉悶乏味或者使你失望，你只不過失去一小部分，而不至於殃及全書的價值。你可以翻到下一篇，或許它會使你喜歡。此外，短篇特別適合睡覺之前，或是其他短暫閑暇中閱讀。

阿西莫夫作品（尤其是科學隨筆）的寫作風格鮮明還在於，他始終注意營造一種跟讀者的親近感。讀他的作品，你感覺到他彷彿是在跟你聊天，而不是對你說教，正如阿西莫夫著《終極抉擇：威脅人類的災難》譯者王鳴陽先生所言：與其說他是在告訴你「有什麼」，還不如說他是在引導你「分析什麼」。於是你在閱讀中不知不覺地就「參與」進去，同作者（更嚴格地說是同科學家）一起進行分析和推理，討論種種可能性，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他筆下，文字有味，科學真美！

將近30年前，卞毓麟先生曾對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過精闢的概括：「背景廣闊，主線鮮明；布局得體，結構嚴整；推理縝密，敘述生動；史料詳盡，立足前沿；新意迭出，深蘊哲理。」他認為，在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中，科學性與通俗性、現代性與歷史感、內容的廣泛性與敘述的邏輯性，都有著完美的統一。

2003年1月23日《科學時報·讀書周刊》頭版頭條文章，介紹卞毓麟與尹傳紅的「阿西莫夫之緣」，以及兩代科普作家的「接力」。

阿西莫夫具有像伊林那樣的「簡單明白地講述複雜現象和奧妙事物」的罕見才能，且同樣也善於一覽眾多的事實，善於描繪出廣闊的知識圖景：不僅使讀者看到一棵棵科學的「樹」，而且還看到了整片整片的科學「森林」。

2009年，我在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談科學》一書撰寫的「內容提要」中，嘗試對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了另一番表述：

對科學的本質洞察入微，對事物的理解準確深刻，同時輔以廣闊的背景、縝密的推理、生動的敘述——這，構成了「阿西莫夫文體」獨特的邏輯美。在本書中，作者以其非凡的闡釋能力，更是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深奧的科學知識與複雜的社會話題，一經他的生花妙筆點綴，讀來便毫無生硬之感，更添餘韻無窮之妙。

在本書中您可以看到，阿西莫夫對奴隸制度和婦女地位的回望與評述，對智商崇拜和非理性的嘲諷與抨擊，對迷信和反科學思潮的剖析與批駁，還有他對生與死的探索，對《聖經》的「科學解讀」，對思維方式的思考……都可謂新意迭出、論辯精闢、哲理深蘊；加上幽默、親切、常以自身經歷或體驗逗樂的開場白，以及畫龍點睛的後記，更彰顯出本書的盎然情趣，及其背後廣闊的人文視野。

相信您在感悟美妙的「阿西莫夫文體」的同時，更能得到許多知識、智慧和啟迪，還有——理性思考的樂趣。

「文如其人」用在阿西莫夫身上再恰當不過。

作為一位傳奇式人物，阿西莫夫不僅知識淵博、才華橫溢，而且個性獨特、幽默風趣。1997年7月北京國際科幻大會召開期間，我分別採訪了美國科幻界與阿西莫夫熟識的三位名流詹姆斯·岡恩、伊麗莎白·赫爾和福雷斯特·J·阿克曼，他們都表示自己很欣賞阿西莫夫。世界上最大的科幻收藏家阿克曼，得知我是一個「阿迷」，快活地笑了起來，說：「阿西莫夫這個人可有意思了，滿肚子學問也滿肚子笑話。有次開科幻大會我們相處三天，他就讓我樂了三天，弄得我踏上回程列車時腮幫子還酸的不行。」

在不少人眼中，阿西莫夫是個相當傲慢、自負的人。他自知有寫作的天份，認為對自己的才能不必過謙。有人覺得他自我膨脹、自以為是，他卻喜歡稱自己的冒失為「阿西莫夫式的狂妄自大」、「自我膨脹得像紐約帝國大廈」；甚至，「無法把自己光彩奪目的才華掩飾起來」；還說他很同意一位批評家寫的一句話：「那個人非常不謙虛，但他確有許多可以不謙虛的東西。」

看起來很傲慢的阿西莫夫。

不過，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似乎又是阿西莫夫的幽默和可愛之處，亦是其非凡的人格魅力的展現。他常常採用反諷手法把自個「捎進」其科學隨筆的敘事之中，以顯示無所不知的他「在理解簡單問題上的無能」。如此出出洋相博讀者一樂，文之趣味、風格亦躍然紙上。

其實，阿西莫夫很有自知之明，依卞毓麟先生之見，這正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1958年，時任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副教授的阿西莫夫意識到，自己的前途「不是在顯微鏡下，而是在打字機上」。他（後來）寫道：「我明白，我決不會成為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但是，我可能成為一個第一流的作家。作出選擇是很容易的：我決定做我自己能夠做得最好的事情。」

青年時代的阿西莫夫「明星照」——看起來確實很像電影明星格蘭特。

此前一年，蘇聯發射成功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深深地觸動了阿西莫夫，他痛感美國社會公眾的科學素養落後於由衛星上天所標誌的當代科技水平。作為一名科學作家，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儘力而為，使這種差距儘快地縮小。而他認定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將複雜的科學問題講解得清清楚楚，從而可以幫助公眾了解更多的科學上的事情。

於是，他不顧他那時尚未離婚的前妻（沒錯，就是前面提到他年輕時「決定」要娶的那位「非同尋常的姑娘」）的反對，告別講台和實驗室，成了一名專業作家；同時，他還毅然放下了早已得心應手的科幻創作，而潛心於撰寫普及科學知識的書籍和文章（直至15年後他才「重出江湖」，再度進行科幻小說的創作）。那時，阿西莫夫已經出版了24部書。在離開波士頓大學的時候，他告訴他的系領導：他已經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學作家之一，但他的打算是變成最好的，而不僅僅是最好的之一。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奮鬥，阿西莫夫無疑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阿西莫夫一家。

阿西莫夫至1969年已出版100部書。

當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接近終點時，這位享譽全球的科普和科幻巨匠在幽默作品集《阿西莫夫又笑了》（Asimov Laught Again，這是他逝世後出版的幾部遺作之一）的尾篇中真情坦露心聲（我把它譯了出來）：

珍尼特和我在1959年5月1日相遇，我們一見傾心。

遺憾的是，對此我卻無所作為——我已經結了婚。儘管那是一樁不幸的婚姻，可我畢竟有了家室，以及兩個年幼的孩子。

所以，我們相互間只能通過鴻雁傳書來表達思慕想念之情，直至我的婚姻破裂。從那以後，我們倆相聚相依、結為連理。更重要的是：32年來我們彼此一直深深地相愛。

我的生命旅程恐怕快要走到盡頭了，我並不真的奢望自己能夠再活多久。然而，我們的愛依舊存在，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擁有了珍尼特，擁有了女兒羅賓和兒子戴維，擁有了眾多的好友，擁有了我的寫作以及它所帶給我的名望與財富。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現在，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我都已經心滿意足了。

所以，請不要為我擔心，也不要為我難過。相反，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你們帶來一些歡笑。

以上很可能是阿西莫夫一生中最後所寫的文字。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兼科普作家卡爾?薩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時，由上述文字生髮開來，講過一段十分耐人尋味的話：「我們永遠也無法知曉，究竟有多少第一線的科學家由於讀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書，某一篇文章，或某一個小故事而觸發了靈感——也無法知曉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對科學事業寄予深情……我並不為他擔心，而是為我們其餘的人擔心——我們身邊再也沒有艾薩克·阿西莫夫來激勵年青人奮發學習和投身科學了。」

國外書店書架上的阿西莫夫作品（葉永烈攝）。

誠然，「熱愛寫作勝於做任何別的事情」的阿西莫夫也不無遺憾。他在雜誌專欄的《告別辭》中感慨：「我這一生為《奇幻和科幻雜誌》寫了399篇文章。寫這些文章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歡樂，因為我總是能夠暢所欲言。但我發現自己寫不了第400篇了，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我一直夢想著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臉埋在鍵盤上，鼻子夾在打字鍵中，但事實卻不能如人所願。」

阿西莫夫逝世兩周後，1992年4月22日，人們在紐約道德文化中心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阿西莫夫的家人和他在出版界的同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朋友出席。不少人在致辭時悲情難抑、泣不成聲。所有的來賓都有一個同感：他們到這裡是為了頌揚一個取得了諸多成就的人，是為了紀念一個將自己潛在的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人，是為了禮讚一個「度過了美好的一生」的人。

阿西莫夫逝世後，他的夫人珍妮特編輯了一部紀念文集，名為《美好一生》。

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作為「阿迷」承擔了《不羈的思緒》的校譯工作。在此書2009年版的基礎上，我對照英文原著進行了仔細的校核，重譯了部分內容；同時，根據我對「阿西莫夫文體」的理解，對譯文做了潤飾，使之在風格上儘可能接近原著。另外，添加了60餘條注釋。但願我的這番努力，對得起我視之為「導師」並深深緬懷的阿西莫夫，亦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兩位譯者朋友。

阿西莫夫「落戶」尹傳紅書房。

感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社長翁經義、現任社長兼總編輯張莉琴、常務副總編輯王世平對我的信任和抬舉，感謝本書責任編輯殷曉嵐的支持與協作。

校譯過程中，承蒙甘本祓、武夷山、肖明波三位師友就我所遇到的諸多疑難問題給予悉心解答，使相關工作得以順利推進；林自新、卞毓麟、石順科、劉兵、李大光、于慧、劉永謀等師友也為我解決了若干疑問，在此一併表示謝忱。

2014年6月22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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