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馬明達《說劍叢稿》

歷史上，中、日、朝三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領域十分寬廣。在這部經常為三國人民引為美談的史冊中，我們注意到，在兵器與武藝的交流方面，也寫下許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劍刀武藝的交流內容豐富，引人入勝。一般說來，中、日、朝的古代武藝，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歷史，民族風格上存在顯而易見的差別。但是，由於長時間的相互影響，交叉滲透，使三國在武藝領域裡產生了許多共生現象，不少具有共同特點的東西一直遺存到現代。顯然，這些共同點正是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結晶，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以劍刀技藝為主體的所謂「短兵」體系，從來都是中國古代武藝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藝交流的重心所在。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比較複雜，牽涉到許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們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還有待今後的努力，特別有待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總之，歷史上三國之間的武藝交流活動，直到今天還在以體育文化的形式延續著，並且顯現出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從這一點著眼，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對古代中、日、朝劍刀武藝交流活動進行研究的，是已故學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後塵，1980年，我發表過一篇研究中日劍刀武藝交流的文章，曾被譯介到日本，多少產生了一些反響。（2）忽忽二十年過去了，出於對此問題的特殊興趣和責任感，我不斷搜求新的材料，認識也有所跟進，早就萌生舊作重寫的念頭。在這篇新作中，我將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認識補寫進去；同時，為了擴大研究領域和學術視野，又將中、朝武藝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納入其中。然而，既限於個人水平，又限於所用資料畢竟以中國文獻居多，論述恐仍舊不免於偏隘。

先父馬鳳圖（健翊）生前對保存中國的日本雙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鄭重保存因流傳不廣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淵源，認真清理明代以來我國出現的多家雙手刀圖譜，使這份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顯揚當世，傳存後代。我1980年那篇舊作，就是遵從先父的囑咐起筆的，然而初稿完成時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發表竟一直拖到「文革」惡夢醒來以後……二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再度撰寫這篇文章時，的確深深感覺我的研究進度太過滯緩，至今為止，仍然還有很多問題說不大清楚，還有不少工作需要繼續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對先父遺教，不免為之汗顏。

　　一

我國的武藝起源極早。它的內容和形式總是因時變易 ，時代不同，特點各異。同時，在武藝形成和發展的漫長過程中，曾產生了軍旅武藝與民間武藝的分野，還貫徹著技擊因素與健身因素依存消長的矛盾。總而言之，武藝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發展史同樣也是相當複雜的。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戰爭中據於主要位置的歷史條件下，武藝的社會價值首先決定於它在戰爭中和各類社會衝突中的防身殺敵之效。因此，它的內容就不能不以臨陣實用的兵器技術為主體；它的發展變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發展變化相輔相成，密切關聯。由此推之，任何武藝形式的傳播與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傳播交流為先導，為載體。

一般認為，早在周、秦時代，我國製作的劍刀等兵器就已傳入日本，其傳入途徑主要是朝鮮半島。日本的古文獻和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日本與古代韓國之間存在一條所謂「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線，歷年來，在日本北九州發現了大量的先秦銅劍和鑄劍的銅範。在北九州發現的很多「是鋒刃銳利，具備完整特色的中國產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韓國原屬弁韓、辰韓的慶尚南北道也多發現。多年前，日本著名學者木宮泰彥先生曾經指出：「這些事實說明，中國文化產品的銅劍、銅鐸，遠在二千幾百年前的古代，就經過弁韓、辰韓、對馬等地，先傳到博多灣沿岸，然後傳到筑後、豐後方面。因此可以推斷，這條線是當時的主要交通線，恰好同《書紀》中所說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據汪向榮先生說，日本列島彌生時代，其青銅文化分成兩個文化圈，一是銅鐸文化圈；一是銅利文化圈。所謂銅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區發現的大量「銅利器」，其中主要是銅劍等兵器。在佐賀縣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墳地帶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發現了為當時統治者用於陪葬的銅劍等兵器，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這些隨葬品中，除了極少數可以認為是當地仿製者外，絕大多數，都是從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上來的舶載品。」在銅利器傳入同時，製作技術也隨之傳入，這為鑄型（熔范）的發現所證明。（5）在朝鮮半島的許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國先秦時期的銅劍，進一步證明在中、日、韓三國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劍已成為傳遞文化和聯絡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

到了漢代，中國製作的各類短兵器，尤其是鐵制環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對日本短兵器形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環首大刀興起於西漢初期，它是在劍，特別長劍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一種新式短兵器。由於漢代鐵制環首大刀刀形輕便，鍛造精良，戰陣實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別受到日本武士的喜愛。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櫟本古墳的古墓中，發現了一柄東漢中平年間（184-189）中國製作的鐵制環首刀，刀身鐫有「百鍊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錯銘文。（7）這柄刀的形制、銘文格式及刀的質地，與1974年出土於我國山東蒼山的東漢永初六年（112）鐵制環首刀基本相同。它們都是用反覆加熱、多層疊打、表面滲碳的工藝製作的優質含鋼鐵刀。（8）中平刀作為殉葬品出土於日本古墓，證明墓主生前喜愛之深，也成為漢刀傳入日本的可靠物證。據《日本武器概說》的作者未久雅雄說，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漢刀和日本對漢刀的仿製品出土。他認為，當時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別是通過朝鮮半島從大陸移入的」（9）。漢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對日本刀制產生很大影響，我們從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許多都具有明顯的漢刀特徵。據《中國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緯先生說，漢刀的仿製品在日本隨處可見，「常有收藏至數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國的劍刀，主要是通過民間途徑進入日本的，但也通過兩國間的正式交往進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證就是三國時日本邪馬台國同曹魏之間的交往。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載，日本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呼，曾於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難升米等來中國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這些友好使者，並回贈了一批珍貴禮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後，兩國互通使者，多次來往，在魏國每一次饋贈日本的禮物中，也總是有刀。

證明到三國時代，中國製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視。日本九州熊本縣玉名郡蘭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發現刻有漢字銘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學者認為這是五世紀中期的遺物，約當中國的南北朝時代。（10）這柄刀的發現，證明中國劍刀對日本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了三國以後。日本考古學家小野勝年先生曾說，著名的日本正倉院里，至今還保存著不少古代中國的劍刀；「獻物帳」上還記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11）所謂「唐式大刀」應指唐代軍中盛行一時的陌刀，這種刀的樣式在中國已無實物可證，只有日本正倉院還保存有幾柄唐代實物。（12）這些都證明歷史上中國劍刀對日本的影響是久遠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國劍刀仍在繼續傳入日本。

早在秦、漢時代，就有大量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他們融合成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很多貢獻。據日本古文獻《雄略紀》、《書紀》等的記載，漢代的大陸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藝被分為「部民」，如手人部、衣縫部、鞍部、畫部、錦部、陶部等，這些「部民」

給日本帶去各種手工技藝，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沒有關於金屬鍛鑄工匠移居日本的記載，但有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製作者，可以肯定，中國的劍刀鍛造工藝必定也傳入日本。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中國兵連禍結，加上各族政權憑藉武力互相吞併掠奪，對人民實行殘暴統治，迫使不少中國人涉海移居日本，這些移民同樣也是按其技藝分為部民。這時期，因為傳統的朝鮮半島路線被阻斷，日本與中國的交往主要轉向南朝，於是南朝文化對日本產生很大影響。自春秋戰國以來，我國南方，特別是吳越地區，以精美的劍刀鍛鑄工藝聞名天下，同時楚地的長劍武藝獨步海內，歷久不衰，直至漢代還是「奇材劍客」的淵藪。相信這些都可能隨著日本與南朝關係的持續發展而傳入日本。（13）隋唐兩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時，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的成員，除了各級官員以外，還有各種專業人員，其中總有佔總數近半的「射手」，實際就是使團的護衛武士；還有「鍛生」和「鑄生」。這些人員的配備，主要是為了預防船舶漂流遇險，但他們入唐以後必定在本專業上學到很多東西，並將其帶回日本。（14）

我們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員和留學生也有對兵法武器感興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備真備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的愛好者，然而他每次帶回日本的中國兵器中,只有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卻沒有劍刀。（15）這是否說明此時日本自產的劍刀已相當精良，再無須從唐朝引進。

日本人民是以善於吸取外來文化而著稱的優秀民族。長期借鑒中國的經驗，結合自己創造性的勞動，使日本的劍刀鍛鑄工藝獲得突飛猛進，並終於超邁中國而後來居上。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花紋劍，特別是興起於春秋末期、發達於兩漢的鋼鐵花紋劍刀，曾以其無與倫比的銳利精緻而冠絕世界。考古發掘所得，往往在深埋於地下千百年後，依然鋒刃如新，絢麗奪目，使中外人士嘆為奇觀！然而，由於遭受歷代統治階級的漠視、摧殘，這種先進工藝到唐宋以後竟漸至衰退。與此同時，日本的花紋劍刀卻異軍突起，大放異彩，「數百年來，在遠東首屈一指」。（16）大致自宋代開始，日本劍刀開始向中國輸入，隨著時代的推移，輸入量愈來愈大，對中國劍刀的影響也與日俱增。

據《宋史·日本傳》記載，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曾經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為報答宋朝對他的禮遇，譴弟子喜因奉表來謝。在喜因贈獻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製作的「鐵刀」。實際上，宋代日本劍刀已通過民間貿易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在中國享有「寶刀」之譽。請看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寫的《日本刀歌》：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鍮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讓妖凶。詩人說，中國古代傳說中能夠「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劍，早已渺茫難求了，（17）而在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卻造成了真正名不虛傳的寶刀。從詩人的詠贊中我們可以想見，日本刀不僅鍛造精良，而且裝飾也極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價購求，競相佩帶以炫耀利器。「百金」並非虛語。據日本《宇治拾遺物語》中說：「以太刀十腰（把）為質，則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國人）借來六七千匹之物。」（18）足見當時的日本刀確實價值昂貴。正由於此，日本劍刀終於成為日本對中國貿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這不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了明代，日本刀的製作臻於極精，傳播日遠，聲譽日隆。從文獻記載和保存到今天的實物來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長，刃薄如紙，銳利無比，揮動起來十分稱手，確有穿堅斷韌之效。從刀形上觀察，不難看出日本刀繼承和發揚了漢代環首大刀的優點，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於格殺技術的發揮。與唐宋以來形制駁雜、刀體厚重的中國短兵器相比較，日本刀無論外觀上和實用價值上，都確實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劍刀大量進入中國，主要通過以下三個途徑。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對明廷的進獻，對此類進獻，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賜」，本質上是朝貢貿易。明初，明太祖鑒於倭寇侵擾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對日本進獻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並實行海禁政策。據日本古籍《善鄰國寶記》記載，日本為了恢復日中貿易，於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並「獻方物」，其中就包括「劍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詔書中還特別提到過這柄「寶刀」。緊接著，永樂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獻方物」時，刀的數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後所獻方物中刀幾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種也增加了。以有記錄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為例，一次就「獻」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長刀一百柄，總計二百零二把。保存下來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兩份記錄上，所獻刀的數量與宣德九年相同，說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額。（20）由於文獻記載缺失，我們已無法得知以朝貢名義進入中國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過統計，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進獻給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餘把，這些優質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軍」執用，其遺存至今猶可見到。（21）當然實際數量肯定遠遠大於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貿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貢」名義，攜帶私物以進行貿易。所帶「私物」中尤以劍刀居多。對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貢」攜帶劍刀「毋過三千把」。（22）永樂元年，日本貢使攜帶兵器在民間賣買，禮部尚書李至剛要求禁止，並沒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為了對「向慕中國」的外夷表示「朝廷寬大之意」，主張由官方以市價收購。（23）但是，為了對中日貿易有所控制，也為了區分倭寇船和貿易船，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與日本正式簽定了貿易條約，規定以後凡日本商船來華，必須攜帶明朝所頒發的「勘合」，以進行朝貢名義下的貿易。規定十年一貢，人員二百，船隻二艘。顯然，這個限額遠遠不能滿足兩國貿易的實際需要，特別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調整，增加到人員三百，船三艘，但仍堅持十年一貢。實際上人船限額很難嚴格執行，勘合貿易的規模、頻率都大於明朝定額。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貢獻方物」，所獻刀劍就是上面所講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國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隨船僧俗人等的「自進物」，實際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許民間私鬻兵器，日本劍刀一般統由官方收購，給價很優，「一把刀在日本售價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給價為五千文，可見當時利潤竟達四五倍。」（24）後來進口數量驟增，質量也明顯下降，價格便跟著落下來，但仍然有利可圖。所以日船所帶國王「附搭品」和「自進物」中，一直以劍刀為主項，輸入量也持續上升。據木宮泰彥所提供的統計數，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帶劍刀還不過三千把，第三次就飈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萬把，第五次七千餘把，第六次竟達到三萬七千餘把！第七、第八次各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二把。這只是所謂「國王附搭品」的數量，其中並不包括使臣 「自進物」的數字。如加上「自進物」，僅十一次勘合船輸入明朝的劍刀，就應該不少於二十萬把。（25）

第三，走私。劍刀的豐厚利潤不但剌激了勘合貿易，而且必然會剌激走私活動。整個明代，中日之間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貿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規模的走私貿易，這是無庸置論的事實。明代禁兵之律甚嚴，但民間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別是日本劍刀，以其質量精美，「中國人多鬻之」，（26）成了人們喜好的收藏品，這從明人的詩文題詠中可以窺見。可以相信劍刀同樣也會成為走私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寬永十一年（1634，明崇禎七年）五月以後，嚴禁輸出兵器。（27）然而，走私活動恐難禁絕。明末清初的廣東，市面上就有「紅毛鬼子」叫賣日本刀者，因為有澳門這個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門隨處可見，當然可以從澳門進入內地。（28）總之，從走私渠道進入中國的日本劍刀必不在少，只是我們無從考知其數量罷了。

在明代，國家兵器製作機構還仿製日本劍刀，這早在太祖洪武年間就開始了。據清修《續文獻通考》卷131《兵器》載，洪武十三年（******0）設置「軍器局」，所製作的各類刀中就有「倭滾刀」。明武宗正德年間，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製作「倭腰刀萬二千把，長柄倭滾刀二千把。」嘉靖年間，倭寇侵擾正烈，經過俞大猷、戚繼光等抗倭名將的積極推行，日本式的長刀、腰刀成為中國軍隊的主要裝備之一，後來又被引進到北方邊防軍隊中。這樣大量的使用，當然不可能全靠從日本進口，得主要靠自己製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緯曾說，在中國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為一代特點，這個結論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29）

　　二

宋代以後，日本劍刀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至明代達到鼎盛。明代，與日本劍刀大量輸入的同時，倭寇的侵擾給沿海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於是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熱潮，日本劍刀也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參與這一話題的有文學家，還有軍事家、民間武藝家和科學家。一種國外物品在中國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牽涉面如此之廣，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從北宋歐陽修《日本刀歌》發端創始，「日本刀」成了一個詩家特定的吟詠題材，這一現象傳到明清兩代，一直綿延不斷。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明代政治家、文學家唐順之，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揮筆寫成一首《日本刀歌》。其中詠道：

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須作靶青綠綆， 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藻行。 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髮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聞到倭夷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 日陶月煉火氣盡，一片凝冰斗清冷。（30）

唐順之是明代學人中出類拔萃的博學家，他精通武藝，也參加過抗倭戰爭，他的《日本刀歌》不僅為這一傳統題材注入了新的內容和特色，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貴資料。當時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現各異光花紋，這正是漢以前中國優質劍刀的特點，古代相劍家們的本領之一，就是根據這些紋理來判斷一柄劍刀的質地和品位。（31）「身上龍文雜藻行」，顯然是指一種龍形配以藻飾的花紋。明末遺民學者屈大均曾說，日本刀刀身的紋飾種類很多，有龍虎細紋、旋螺花紋、芝麻雪花紋之類。（32）埋藏深井的說法未必可信，但一把出色的劍刀，往往需要長時間的鍛煉，並需經過一番特殊處理後才能成功，這一點，在中國的古籍中也不乏記載。唐順之以外，明代劇作家湯顯祖也寫過一首叫《倭寇刀子歌》的詩，對一把據傳是「倭王」所鑄造的日本刀備加稱頌。（33）萬曆間文學家宋懋登曾有《日本刀記》一文，文字不長，不妨錄之如下，以見明代文人對日本刀的崇尚和寄情之深：「丙申秋日，侍師於真州公署，時余年二十八矣，猶有不羈之思，從師乞日本長刀一口。師尤之曰：泰寧之朝，安用三尺？余對曰：鋒鍔可儀。佩之幾年，真成雞肋，竟贈之武人。此刀風雨夜，時颯颯有聲，時晨離鞘常二寸許，亦靈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訃南奔，值夜，復宿是館，弦月積雪，風景凄然，回念壯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將至矣，此英雄所以撫髀而泣也。」（34）宋懋登所表達的，其實是中國文人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出現的書劍情懷，是一種以劍比德而寄志深遠的精神境界，同類作品在古代詩文創作中並不罕見。然則，不同的是，古人習慣於使用諸如太阿、湛瀘、青萍、龍泉一類寶劍名稱，在宋懋登筆下卻換成了「日本刀」。這是一個蘊義深刻的變化，它包含著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也是日本劍刀的綜合優勢所造成的文化幅射力，確實使中國士人不能不為之折服，不能不對之產生敬重之情的顯證。中國文人對日本刀劍的題詠之作，在明末清初達到高峰。舉例說，明末清初廣東著名詩人陳恭尹、梁佩蘭、王邦畿等人都有《日本刀歌》傳世；清初詩人李鍇、周茂源、馬維翰等也有同名詩作。此外還有《琉球刀歌》，清初詩人陳午亭、顧河圖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見到。這類詩數量不小，我們就不一一引錄了。日本刀的犀利精美，以及它的人文象徵意義，使它必然成為受到普遍喜愛的收藏品。在明清時代，收藏者除了上面例述過的湯顯祖、宋懋登這樣的文人外，還有各種不同類型的人。嘉靖年間主持東南抗倭戰爭的名將胡宗憲曾藏有一把所謂「軟倭刀」，「長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詰屈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35）這是日本刀中的無上精品，屈大均在澳門曾多有所見，住在澳門的「澳夷」也都非常喜歡這種伸屈自如的軟劍。（36）有趣的是，就連明清之際以色藝志節冠絕一時的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案頭，居然也有一柄倭刀。崇禎六年（1633），柳如是與華亭舉人宋征輿（轅文）交好，二人情誼篤深。後來，宋遭母親斥責，柳又為地方官驅趕。於是，柳「案置古琴一張，倭刀一口」，請宋來商議對策，不想宋竟怯懦退避。柳大怒，「持刀斫琴，七弦俱斷」，表示二人感情的了斷。（37）這足以說明日本刀傳播之廣，亦見製作精美的日本刀已經成了中國人雅俗共賞的把玩之物。

除了題詠、收藏外，還有一些人，特別是一些有識之士，他們曾注意到日本刀的製作工藝及其制度規格等，但深入研究者並不多。毋庸諱言，明人在這方面是相當遲鈍的，對日本劍刀的優良工藝，讚賞感慨者多，仔細考察者少，研究仿製者更少，至今我們尚未發現明代人（包括清初人）關於日本劍刀製作工藝流程的調查研究之作。就以傑出的科學家宋應星為例，他曾說：「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許，架於手指之上，不復倚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又說：「其倭夷刀劍，有百鍊精純、置日光檐下則滿室輝耀。」（38）僅此而已。武術家程宗猷（沖斗）也曾說：「（日本刀）鍛煉精堅，制度輕利，鞘把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並。且喜磨整，光旭射目，令人寒心！」（39）這類譽美之詞，都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真正對日本刀用心做了記述的，似乎只有兩家，其一是嘉靖間東南御倭主將胡宗憲的幕僚鄭若曾，其二是明末廣東遺民屈大均。鄭若曾在《籌海圖編》卷2《倭國事略》中，有「倭刀」一節云：「（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吝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輒震而避焉。擒獲倭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士兵，故志之。）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剌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余者謂之急拔，亦剌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上等：上庫刀。（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相傳，以此為上。）次等：備用刀。（以有血漕為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形著在外為美觀者。）」這段文字萬曆年間又被李言恭的《日本考》所全部照抄，故頗有傳播，是嘉靖以後明人了解日本刀制度、類別的主要依據。鄭若曾（1503――1570），字伯魯，號開陽，江蘇崑山人。是一位深懷報國之志的文武兼備人才，被茅元儀稱讚為「古今一奇士」，（40）。《籌海圖編》是在胡宗憲的具體支持下完成的，而發凡起例則是受了唐順之的啟示。鄭若曾留心海防，對日本、朝鮮、安南等問題均有研究。他對日本刀的記述沒有說明材料來源，但可信度較高，不是一般文人的稗販文字可比的。屈大均（1630――1696）是明亡以後南北遺民群體中的翹楚人物，是著名詩人、史學家和博物學家。他在《廣東新語》卷16《器語》曾對日本刀有所記述：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鑌鐵百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為度，長者五六尺，為上庫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冶，以毒藥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值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唯刻上庫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為貴。刀盤有用紫銅者，鏤鐫金銀者，燒黑金者，皆作梵書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謂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錘煅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發硎，不折不缺。………其軟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上有龍虎細紋，或旋花紋，或芝麻雪花。抵越鶿康則見，所謂繞指欝刀也。古有魚腸劍，屈曲如環，此亦其類。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又有兩刃如劍，隱出層紋，可沾積毒藥，然皆不可多得。」屈大均的這段文字，是明清人關於日本刀的所有記述中最詳細，也最具體的一家。首先，他的記述來自他在澳門和其他地方對日本刀的考察，以眼見為據，自然比之那些以耳代目者的文字準確度要高。其次，這與屈大均本人的學養識見有關，也與屈大均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政治理念有關。大均是胸懷復明之志的傑出人物，他是文人，但非常注意軍事方面的問題，他寫在《廣東新語》卷十六中的兵器各條，每一條都很札實，很詳細，反映出他用心之深和用功之勤。這些東西雖然不多，但都是切實可用的軍事技藝，比之明代一般「捃拾陳言，橫生鄙論」的兵書來，（41）相距何啻天壤！屈大均對日本刀的細心考察，還有他對日本刀法的概括總結，與當時很多抗清志士對日本曾寄予希望的心理是一致的，是有所寄託的。從遠處講，這是戚繼光實學實用精神的繼承；從本人講，屈大均不虧是一代博學通儒，他懂得兵器與武藝之間相輔相成的意義和價值，這個道理似乎很淺近，然而真正懂得的人並不多，更不要說明代那些侈談兵學的無聊文人了。

　　三

以「相擊」為主要形式的劍技，是我國歷史上出現很早的一種短兵武藝，其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時代，劍的製作日臻精美，佩劍成為身份地位和尊嚴的象徵，劍術已經相當發達，擊劍蔚為專學，特別是在東南的吳越地區。群雄並立、戰爭頻繁的戰國時代，隨著劍在戰爭中實用價值的顯著提高，擊劍活動更為普遍。這時，社會上出現了以劍技為人效命的「私劍」、「劍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後來「俠」的濫觴。產生了關於劍術的專門論說和著作。這種風氣延續到西漢仍很興盛，擊劍風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長擊劍「立名天下」，職業劍客奔走豪門。（42）風氣之下，甚至連東方朔、司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學習擊劍，顯然這是一種時尚，是文人高自標置的表現。（43）

我國歷史上，擊劍活動大致從周秦一直延續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擊劍相提並論，體現了一種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詩人李白自稱：「十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便是膾炙人口的一例。（44）在我們看來，這種風氣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尚武傳統，是孔子文武不偏廢的思想的發展。然而，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不斷強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間習武自然受到越來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學家倡言「主靜」，以射御為「粗下人事」，「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這就使得重文輕武的意識社會化，以至「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45）加上古代兵器和武藝也在不斷演進變化，漢以後，劍在戰陣中崇高地位讓位於刀，劍逐漸衰落了。於是，劍的存在形式也從 「相擊」慢慢地向飄逸典雅的「劍舞」蛻變，及至明清，華而不實的「套子武藝」之類成了社會上劍的主要表現方式，古之「劍客」也變成了俠義小說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可以推知，我國古代歷久不衰的擊劍之風，擊劍的實踐技術和理論，一定會隨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滾滾長河流入日本。

在日本，人們至今把劍刀武藝的比試統稱為「擊劍」，這顯然是對中國古語的借用。日本人民在傳統上稱佩刀為「劍」，稱日本刀的實用技術為「劍道」。又稱刀為「太刀」、「大刀」。這類術語也都源自中國，正透露出中國古代劍刀武藝對日本影響之深。

《漢書·藝文志》著錄了一部叫《劍道》的劍術專著，卷帙為三十八篇。這部書應該是我國漢以前許多「劍論」的集粹，卷帙之多證明了古代劍論的發達，也可證明「劍道」一詞為中國所固有。這部書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失傳，（46）「劍道」一詞亦不復為後代沿用。日本武道至今保存並使用這個詞，再聯繫到日本劍道的許多古老特色，使我們相信，包括《劍道》在內的我國古代的劍術論著和有關技藝確曾傳到日本。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論·自敘》中，有一段曹丕自敘學劍始末的文字，其中最稱精彩的一段是講他與奮威將軍鄧展以甘蔗代劍進行比試的經過，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更是我們研究古代擊劍細節的珍貴資料。已故的武術史家唐豪先生，曾以曹丕自敘比劍的動作名稱與日本劍道做了一番比較，他認為：曹丕的「中其臂」，即日本劍道的擊中「右籠手」。曹丕的「中面」和「正截其顙」即日本劍道的「擊面」。曹丕的「突以取中」，正是日本劍道的「刺喉」。此可證明日本劍道稱刺為「突」，也來源於中國。（47）唐豪先生認為，這些擊刺部位及名稱術語的諳然相合，反映了日本劍道與中國古代擊劍之間一脈相通的淵源關係。我以為唐先生的結論很有道理。

我們知道，我國現代武術中的短兵，舉凡刀、劍、鞭、簡之類，基本上都是用一隻手執器柄，練習者的功力水平主要通過完成「套路」來進行觀察評陟，官方將這種形式的評分確定為「競技武術」，對抗性的器械競技形式在我國久已寢廢不行。而日本的短兵主要是雙手執柄，功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過有規則的競技形式確定。相比之下，日本短兵的代表形式「劍道」，更多的保存了實戰性，內容質樸，方法簡練，有利於訓練人們勇敢精神和頑強、機智等品質，自來是日本傳統教育體制中訓練學生心理素質的重要方法。雙手執柄的刀法，在日本歷史久遠、流傳有緒，應該肯定它是古代日本人民在短兵武藝領域裡一項風格特異的創造。但是，如果尋根求源，我們就會發現，日本早期的雙手劍刀法也應該源之於中國。日本的劍道體系，是在中國古代雙手劍刀法的基礎上，經過日本武士長期改進和充實後逐步形成的。問題的關鍵是我國古代到底有沒有雙手執柄的劍刀法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一點可以從文獻記載或考古發現中得到證實。只是過去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罷了。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作些必要的考辯。

前面談到的，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歷史上劍的鼎盛時代。但是，從春秋到戰國，劍的形制卻發生了巨大變化。簡言之，春秋之劍短，戰國之劍長，長短的變化幾乎是成倍數的。春秋青銅劍，以舉世矚目的越王勾踐劍為例，通長55.7厘米，柄長8.4厘米36。而戰國鐵劍的長度卻常常在100厘米以上。解放初，湖南衡陽出土了楚國鐵劍14件，其中最長者達140厘米。（48）近年，在湖北宜昌發掘到的一柄鐵劍，通長120厘米，把長30厘米以上。（49）這類例證不勝枚舉。劍的長短之變，固然同當時金屬冶煉鍛鑄技術的發展和劍在戰爭中的實用意義的提高有關，但其中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因素，就是劍的實用技術也發生了變化。春秋時代的短劍，基本上屬於自衛武器，其把柄一般在10厘米以下，無庸說是單手執用的。戰國到漢代的長劍乃是進攻性武器，其把柄往往在20厘米以上，顯然可供雙手握柄，不然柄長非但無宜，反而有害。劍身長，把柄也長，其劍的功效主要以「擊」來分析，這種長劍至少在用於劈砍（擊）時，只有雙手握著把柄，才能砍殺裕如，充分發揮其威力。所以，《莊子·說劍篇》載，當莊子身著劍服，以劍士身份向喜好擊劍的趙王遊說，時，趙王首先問他：「夫子所御劍（或作杖）長短何如？」正反映了戰國時長短劍的技術分野已很明確，人們的認識很清楚。

我們根據出土實物的分布情況及有關文獻的記載來考察，戰國鐵制長劍首先興起於楚國。這種銳利的新式短兵器，加上與之相應的一套擊刺技術，提高了楚軍的戰鬥力。所以，秦昭王曾經深懷憂慮地說：「吾聞楚之劍利而娼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吾恐楚之圖秦也。」（50）楚國之後，崇尚武功、勇於革新的秦國也採用了這種長劍，《史記·荊軻傳》記載，秦始皇所佩之劍就是長劍。1974年，臨潼縣始皇陵俑坑出土的兩柄青銅劍，通長都在80厘米以上，其中之一達到 91厘米，也屬於長劍類型。（51）在楚國，

長劍被稱之為「長鋏」，意即「長把劍」，這個名稱本身就足以說明長劍的技術特點。但是，由於對「長鋏」一詞的解釋古今學者不盡相同，認識上不免有歧異，還需要做些詮解。

「長鋏」一詞，見屈原《楚辭·涉江》及《戰國策·齊策》。

為《楚辭》作注的漢代學者王逸說：「長鋏，劍名。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楊雄《方言》也說：「長劍，楚人名曰長鋏」可見，「長鋏」是楚人方言應無疑義。然則，「鋏」到底是什麼含義呢？本來為先秦古籍作注的漢晉學者們，早就有明確的解釋，如晉司馬彪云：「鋏，劍把也。」（52）依此順推，「長鋏」 自然就是「長把劍」。但到了清代，程瑤田、阮元等學者，囿於所見先秦青銅劍多是不同地區出土的傳世品，不能全面反映古劍形制，他們各自以所見古劍為根據，一反古訓，別出新義。程瑤田說：「鋏為劍室，故稱長鋏。劍把安得稱為長乎？」阮元又說：「長鋏即夾也，臘也。……以其夾劍身也。」（53）由於程、阮二氏在古器物的研究上都有突出成就，阮氏又是一代學壇領袖，因此，他們的解說容易為大家所據信。至於現代《楚辭》注家，多數人直接注為「長劍」或「劍」，這種解釋雖然不算大錯，但也容易給讀者造成「鋏」是劍的一般代稱的模糊概念。實際上《戰國策·齊策》寫得清楚，那位彈鋏長歌的馮諼，先是「依柱彈其劍」；「復彈其鋏」；進而「復彈其劍、鋏」。可見這裡的「劍」與「鋏」是指同一柄劍的不同部位而言，「劍」言其身，「鋏」言其把。正表現了馮諼意氣越來越疏狂。（54）另外，《莊子·說劍篇》載莊子對趙文王云：「天子之劍，以燕奚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趙為夾。」此處「夾」為「鋏」之通假字，與鋒、鍔、脊、鐔同為一柄的各部位。莊子在敘述一柄劍的各部位時，先言鋒，未言鋏，基本上自上而下，敘述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鋏就是劍把。事實上， 「鋏」字的劍把含義是由「挾」字引伸來的。《說文》：「鋏……一曰挾持。」段玉裁《注》：「一謂讀若挾持之挾。」可知「鋏」當讀如「挾」音。

到了漢代，劍雖然仍舊分為長、短兩種形制，但長劍已遍及海內，短劍則日趨減少。同時在長劍的基礎上，又脫胎出了環首大刀，也就是史書中所常見的「長刀」。東漢以後，長劍終於漸漸衰退了，長刀成了軍中的主要短兵器。近年，在安徽阜陽西漢功臣夏侯嬰之子夏侯灶的墓中，出土了通長120厘米、把長28.3 厘米的鐵劍，這是西漢長劍的典型。（55）前幾年，在雲南大關、昭通曾出土通長125厘米、把長23厘米的鐵劍，這都是東漢長劍的典型。（56）西漢中期以後，通長110厘米以上的長刀，考古發掘所獲極多，這種長刀的把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表明在可供雙手握把這一點上，長刀承襲了長劍的主要特點。在我看來，厚背薄刃的刀型終於取代雙刃銳鋒的劍型，象徵著短兵實戰技術進一步向「擊」的方向的偏重。因為對普通士兵來講，掌握「擊」的技術顯然要比掌握「刺」的技術來得容易，在群體作戰的狀態下，特別是騎兵作戰，用「擊」的頻率比「剌」要高，殺傷機率也往往比「刺」要高。同時，這一改進也相應簡化了兵器製作工藝，提高了兵器的使用壽命。因此，長劍向長刀的演進在短兵器的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個進步，一個必然。

我國歷史上，長刀的使用期是相當長的。前面提到魏明帝贈卑彌呼的「五尺刀」。合今制約120公分，自然也屬長刀類型。大致到了魏晉以後，漢代式樣的長刀才逐步從軍中退出，但至唐宋以後，關於長刀的記載仍然不絕於史書。當然，長劍的衰退也不是說它就從此消聲絕跡了，從史書中看，至少在五代和北宋初，長劍又曾活躍在軍旅中。五代時，後梁、後周都曾設置過長劍軍，一般選用最驍勇的將領擔任指揮，似乎是軍中最重要的「選鋒」，這是五代兵制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原因何在，猶待考求。（57）通過以上對名物的綜合考察，我們可以確認漢代以前我國有雙手劍刀法的存在，而且我們相信，這種劍刀法一定會隨同中國製造的劍刀一起東傳日本，開日本後世劍道體系之先河。除此而外，我們再有沒有更具體的證據呢？換言之，在我國古代劍刀武藝的遺存文獻中，有沒有雙手劍刀法的圖譜呢？

　　四

明代末年傑出的軍事著作家茅元儀，在他的曠代巨著《武備志》中，收進了一部雙手劍譜，這是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雙手劍譜，它是我國古代武藝文獻中的瑰寶，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貴見證。茅元儀在劍譜的序言中寫道：「古之劍可施於戰鬥，，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具備。固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58）茅元儀在《武備志》卷104《器械三》中再次提到過這部劍譜：

「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劍，今不用於陣，以失其傳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緩矣。劍無今古，即《武經》之二種而圖之。」顯而易見，在茅元儀看來，包括唐太宗的「劍士千人」在內的我國古代劍技家們，其施於戰鬥的劍法主要是雙手劍法，不是後世那些「只好看，上陣無用」的一般劍法。他所說的「斷簡殘編中有歌訣」的「歌訣」，應即他與「朝鮮勢法」一起收在《武備志》里的《劍訣歌》，這是他從唐荊川的《武編》中抄錄來的，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篇《劍訣》，現在雖不能依訣演練，但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很清楚，茅元儀認為劍法在明代已經失傳。茅元儀的這一認識基本上符合歷史事實。

古之劍法在明代已經失傳，並不是茅元儀一人之見，而是當時不少人的共識，其中包括戚繼光。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就沒有收取劍法，甚至也沒有收錄刀法，這等於表明了他的態度。對此，我們後面還要談到。明代何良臣在其《陣記》卷2《技用》中，也曾明確指出：「軍中諸技，唯刀劍法少傳。」宋懋登《九龠集》卷 2《錢氏劍策序》有云：「蓋余之再游長安也，與英六周千侯交甚歡，千侯嘗謂余，古法不傳者三：曰劍術，曰坑法，曰畫眉。坑法太慘酷，而畫眉都確男子氣，皆君子所不道。獨惜劍法不傳，使萬世之抱孤忠、懷陰孝、紉深恩者，無從瀉其至情，至陰陽日月，反覆薄蝕而不已，則君子不能無遺憾焉。」

被茅元儀稱之為「朝鮮勢法」的這個劍譜，毫無疑問出自中國某個佚名武藝家之手，不但茅氏在序言中確認了這一點，而且劍譜本身的許多特徵也足以證明。我們應當深深感謝古代朝鮮的武藝家們，是他們為我國保存了這部在茅元儀的時代已很難見到的無上珍品。它的發現，證明中國古雙手劍法曾傳到朝鮮，也證明這種劍法還有可能不絕如縷般地保存在民間，只是被官方所漠視。這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封建官僚體制下，又不足為怪。需要指出，由於劍譜本身結構上的缺陷，文字術語上的時代隔膜，今天我們試圖透徹地解讀這部劍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專門下功夫去做。限於本文的篇幅，這裡只能稍稍做些介紹。

這個劍譜除了「初習四法」外，實際內容是四法，共二十四個圖勢。四法是：格、洗、擊、刺。這四個字乃是中國劍法的傳統術語，在古文獻中可以大略考見其淵源。但在總體上已經虛花化了的當代中國劍術里，這些古典術語早已渺無蹤影。如此精賅的古典術語竟不被當代武術界所沿用，這是令人深感遺憾的事情。四法之中，格、洗是防守法，擊、剌是進攻法。二十四個圖勢，四法各占若干勢子。其中格法四勢；洗法一勢；擊法最多，為十四勢；刺法五勢。從四法各占圖勢的比例上，就清楚地看到，雙手劍的進攻法以「擊」為主，以「剌」為輔，這正是它不同於一般單手劍法的最大特點。「朝鮮勢法」無疑是很古老的，現在要考定它形成的具體時代有很大難度，關鍵在於在中國文獻中它差不多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可資參照的材料太少。圖勢的繪製年代應該比較晚一些，我們不妨先就繪製年代提出一些看法，聊備大家參考。

我以為劍譜的繪製年代不晚於元明兩代，或者還要早一些。首先，二十四勢的譜詞中，有不少詞語在元人小說《水滸傳》和元雜劇中也可見到。試舉三例：其一，劍譜「擊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頭擊」，在圖勢中排在第四勢，是「霹擊上殺」之法。唐豪先生認為「豹頭擊」即日本劍道中的「諸手上段之構」；我以為此即通備雙手刀法之「力劈華山」。按，以「豹頭」命名，與《水滸傳》林沖的綽號叫「豹子頭」寓義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上寫張飛「生得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水滸傳》第七回寫林沖也是「生得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滿山都喚『小張飛』、『豹子頭』。」王利器先生認為，《水滸》中的林沖從武藝、綽號都是模擬張飛而來的，是以形象為綽號。（59）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擬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劍的動作名稱中。其二，譜內出現最多的是「掣」字，這個字在《水滸傳》的打鬥描寫也時常見到。如：第二回：「王進野卻不打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裡直搠進來。」第九回：「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條棒，使個旗鼓。」第十四回：「只見側陽首籬門開著，一人掣兩條銅鏈。」如此頻繁地使用這個字，是明代武術資料中所沒有的，這應該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習慣用詞。

其三，劍譜第十二勢「鑽擊勢」的譜詞有「鵝行鴨步」一詞，亦見《水滸傳》第三十二：「你兩個閑常在鎮上抬橋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卻怎地這等走得快？」

三例或能說明劍譜還保留了一些元代語言特色，證明它的術語的形成要早於明代。其次，劍譜的不少技術術語，如：裙攔、誘賺、直符送書、朝天勢、獸頭勢、白蛇弄風、泰山壓頂等，也見於明代武藝圖籍中；但有些術語則不見於明代武藝圖籍。見於明代者，分散在槍譜、棍譜、拳譜中，而這裡卻集中在劍譜中。不見於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詞在風格上與明代有較大差異。這一方面說明了古典武藝術語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有些劍譜所特有的詞語在明代已不再使用，並被其它武藝形式所借用。再次，譜中繡像人物畫、刻俱很精彩，很傳神，動靜分明，把位步勢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飾是明代小說繡像人物的常見服飾，繪畫風格與明代徽刻小說繡像插圖相近。

綜上，我初步認為，這個劍譜所記錄的是宋元以來流傳有緒的雙手劍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為這個譜本的，則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藝家。至於它如何能傳到朝鮮，茅元儀大致在何時得到它，這些問題並非毫無蹤跡可尋，限於篇幅，我們只能先放下來，待以後再談。

唐豪先生曾拿這個劍譜與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劍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較，他發現日本劍道的五個「構」，即五個基本刀勢。與這個劍譜中的五個勢子相同，因此，他進一步認定，日本的雙手劍刀法，是以朝鮮為橋樑由我國傳去的。他還認為，經過元朝蒙古統治階級對民間練武的一再禁絕，我國的雙手劍刀法在明代已經失傳了。（60）唐豪所做的比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說已很有說服力了，因為劍譜圖勢的相同，只是一種靜態比較，不足以證明這五個劍勢的勁力要求和運動脈絡也相同，因此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劍譜中的一部分動作，特別是一些重要的「擊」法，與日本劍道動作如出一轍，若合符節，這真實地反映出中日雙手劍刀法之間的淵源關係，證明我國雙手劍刀法確曾東傳日本。至於到了明代我國雙手劍刀法基本失傳的問題，我以為，原因複雜，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歷史原因，不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論，從總體上說，我國古代劍法，主要是雙手劍刀法在明代已成廣陵絕響，但也不能排除它仍舊被一些民間武藝家所傳習。也就是說它還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視而已。精通武藝的明代抗倭名將領俞大猷，曾師事民間武藝家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據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紀》載：「始學騎射，指能知鏃，輒命中。又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法即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斗，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61）李良欽是一位頗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們對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個小傳，引錄如下，以稍見其人。傳云：「李良欽，同安人。少任俠結客，精於劍術，嫻於韜略，大猷從而學焉。嘉靖間，大猷及戚繼光掃平倭寇，制勝多出其謀。大猷上其功於朝，辭不就。年九十餘卒。」（62）同安，明屬泉州府。荊楚地區正是長劍的發源地，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就出產「勇士奇才劍客」。（63）到了明代，可能還有流風餘韻綿延下來。「荊楚長劍」的具體內容已無可考知，但從上引資料來看，俞大猷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一個「擊」字，極為傳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質，就是說這種劍法的主要形式是「相擊」，不是單練，不是一般用於表演的 「套子武藝」。又，「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斗」，這十個字同樣傳神的勾勒出了長劍的技術特點。擊劍技術的一個最基本最常用的攻擊手段，就是攻擊對家的前臂和執劍的手，因為這裡是對家距離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繼光所謂「槍是伏腰鎖，先札手和腳。」（64）道理是相同的。曹丕與鄧展比劍，自云：「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進一步證明這是源遠流長的擊劍技法。「朝鮮勢法」第三勢「左翼擊」云：「法能上挑下壓，直殺虎口。」也是擊手之法。最後一點，李良欽與俞大猷擊劍，用的必是竹劍或木劍，是一種代用劍，只有如此才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掌握技術，進行競技活動，不然就不能「批手」。此處一個「批」字，正透露出李、俞擊劍的訓練競技性質。

「荊楚長劍」是古代長劍在明代的孑遺，這個判斷應該不會有大錯。由此卻引出三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俞大猷確實掌握「荊楚長劍」，而且是此道中之高手，但他為什麼不載諸文字，沒有給後世留下一份長劍圖譜。俞是雲文雲武的淹貫博通之才，平生著述甚富，為什麼就不肯稍動筆墨，將長劍精義長留在天壤間。俞氏有《劍經》一書，其中也多處提到乃師李良欽，但所謂《劍經》其實主要是講南方棍法，還有其它一些武藝內容，就是沒有具體的長劍法。1987年我在點校《劍經》時，曾反覆研讀《劍經》，當時覺得俞氏可能將長劍技法融入到了棍法之中，俞氏借棍存劍，有些微言妙義須深明此道者自已去漫漫品玩，心領神會，不然何以稱棍法著作為《劍經》？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劍經》中確能讀到一些有助於悟解長劍技藝的內容，但一是很少，二是很隱晦，總有霧裡看山之感。以俞大猷的襟懷氣度，為什麼會這樣做，難道也是出於「秘不視人」的狹隘思想？如確是如此，則李良欽「荊楚長劍」不能傳存後世，俞大猷便不能辭其咎。

第二個問題。茅元儀稱，「朝鮮勢法」是「好事者」得之朝鮮的，而這位「好事者」是何人，他沒有說明，成了一個謎。按，茅元儀的《武備志》成書於天啟元年，這部書使他名聲騰起，不久便以「知兵」受朝廷徵用，充任「贊畫」，隨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院遼東，抗禦後金南侵。（65）這說明他得到「朝鮮勢法」，不是在出征遼東之時，而是在此之前，在編撰《武備志》時就已經得到。我的推想，從朝鮮帶回這本劍譜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一位參加了萬曆二十六年（1598）入朝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浙籍軍人，當時稱「浙兵」，又稱「南兵」。浙兵是戚繼光一手訓練出來的一支勁旅，萬曆援朝之戰中曾有數萬浙兵入朝作戰，《朝鮮李朝實錄》稱他們身著紅衣，「勁悍無敵」，倭寇見之「憮然有懼色」。（66）帶兵將領中的浙人駱尚志（綽號「駱千斤」）等精通武藝，曾主動幫助朝鮮訓練軍隊，並從軍中選派教師向朝鮮軍隊傳授槍、劍、狼筅等武技，內容基本上都是戚繼光在浙江備倭時所編選的武藝，從而形成所謂「朝鮮十八般武藝」。這是中朝武藝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武術史上的大事，因為朝鮮王室十分重視從明朝引進的各種武藝，特由官方彙編成書，才使得許多中國不傳的古典武藝內容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因為中朝兩國有這樣一段經歷，所以我以為從朝鮮帶回「朝鮮勢法」的「好事者」，很可能是入朝浙兵中的某人，茅元儀也是浙人，他見到這本劍譜便是情理的事了。

第三，李良欽、俞大猷的「荊楚長劍」與「朝鮮勢法」之間有無關係，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萬曆間入朝作戰的南兵系統中有一支福建步兵，帶兵者游擊將軍許國威。許國威字元真，武進士出身，晉江人，與俞大猷是老鄉。許是幫助朝鮮練兵和傳授武藝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朝官方對他非常敬重，說他「能文詞，有義氣，與經理楊鎬親好，鎬被參，國威率諸將官上本申救。」以年序計，許國威能趕得上俞大猷，他所帶的軍隊可能是俞大猷系統的，不能排除他本是俞的部下或門生。明人著《譚襄敏（綸）軼事》載，俞大猷曾經選「少壯力能舉二百斤者千餘，教以荊楚劍法。嘉靖三十四年戰於何家礛,大破倭。」（67）照此，許國威確有學過「荊楚長劍」的可能。那麼這個所謂「朝鮮勢法」是否即許國威傳到朝鮮的「荊楚長劍」呢？有趣的是，李朝正宗時期（約當清代乾隆後期）的朝鮮官員們不承認有所謂 「朝鮮勢法」，他們甚至認為：「茅元儀深嘆劍術之不傳，自撰其譜，又傳其圖，一則曰得其訣於朝鮮；一則曰得其式于海外，托意渺茫不測之境，神其說而使人信之其微旨矣。」（69）然而，他們彙編的《武藝通譜》中，卻收錄了一部《銳刀譜》，其內容與《武備志》的「朝鮮勢法」基本一樣，所不同者，一是改劍為刀；二是比「朝鮮勢法」多了四勢，凡二十八勢；三是有全套刀法的演練套式。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總之，「朝鮮勢法」的來路和它與《銳刀譜》的關係，不是現在能夠說得清的。有明三百年間，中朝兩國的武藝交流涉及的問題多而複雜，絕非本文所能容納的，我們只能先談到這裡。

　　五

如同中國的劍刀製作技術傳到日本一樣，中國劍刀技法傳到日本，經過日本人民長期實踐探索，他們發揚了中國劍法「持短入長，倏忽縱橫」的傳統優點，（68）擯棄後世中國劍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的流弊，創造出以技法樸實嚴整、勁力充實流暢為主要特點的日本式刀法。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據充分利用地形、空間以發揮人自為戰的要求，創造出了一套變換極其迅速靈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殺，同進退輕捷結合起來。在對戰中，為了「甚便旋轉跳躍，用短制長」，甚至不著甲胄，「裸形赴斗」（70）加上器械精良，使技術與兵器相得益彰。與唐、宋以後的中國一般劍刀法相比較，日本刀法確有許多技術優勢。

從明代人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當明代中葉，日本海盜對我國沿海地區大規模的侵擾中，日本刀作為倭寇最主要的戰鬥手段，曾對中國軍民造成很大威脅。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將領、武藝家和各種人士的注意。戚繼光在十二卷本《紀效新書》卷4《短器長用解》中說：

「長刀，此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閃而前，我兵已奪氣矣。倭喜躍，一迸足則丈余，刀長五尺，則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在其《陣紀》卷2《技用》中說：

「日本刀不過三兩下，往往人不能御，則用刀之巧可知。」明末徽州武藝家程宗猷在《單刀法選》中也說：

「其用法，左右跳躍，奇詐詭秘，人莫能測。故長技每每常敗於刀。」諸家之中，除戚繼光之外，要數晚明「嶺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廣東新語·語器》中的一段描述最為精到：

「其人率橫行疾斗，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趨越，蹲以為步，退以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真島中之絕技也。」

很清楚，上引各家對日本刀法的著眼點，首先都在步伐上。程沖斗說的「左右跳躍，奇詐詭秘。」屈大均的「橫行疾斗，飄忽如風」，「蹲以為步，退以為伐。」 都是講步法。還要以茅元儀說的最清楚：「長刀，倭奴之制，甚利於步，古所未備。」其次，雙手執用的長刀兼有長、短兵器的特點，故長兵器、短兵器都難對付。所謂「短器難接，長器不捷」正是戚繼光得之於實戰的甘苦之言。至於屈大均說的「長以度形，短以趨越，蹲以為步，退以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這些話非常專業，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筆墨，我懷疑要麼屈大均曾練過日本長刀，熟悉長刀法勢，要麼就是錄自日本刀法的圖譜中。日本刀在澳門很多見，日本刀法在廣東也有流傳，所以屈大均學到這種「島中之絕技」並不是特別難的事情。（71）

日本刀法除上述優點外，從明人記載看，倭寇用刀還有兩個特殊伎倆。第一，倭寇臨陣，慣用雙刀。「手舞雙刀，刀長五尺余，手腕運動，開鋒甚長。其刀飛，通身如雪，無間可擊。」（72）所謂雙刀其實是一長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戰功》，本是小說，但內容以史為據又稍加演義，詳述胡宗憲設計剿滅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講道：「原來倭寇交戰時，左手持著長刀殺戰，卻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與他交戰，只用心對付他左手長刀，卻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雖用心對他長刀之時，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頭已落地矣。胡公細細訪知此弊，卻叫軍士專一用以對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同類記述還有一些，以我所見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講得明白淺顯。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經常保持光亮鋒利，作戰時可以立斷堅韌，同時在日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也給對方造成心理威懾效應。最喜歡採用的作戰隊形是所謂「蝴蝶陣」。鄭若曾《籌海圖編》卷2云：「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為號，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視則從下砍來。」

對於日本刀的這些長處，一些優秀的明朝將領，都曾認真加以研究,尋求對應辦法，同時也用心引進其刀法，藉以提高明軍的戰鬥力。這中間，戚繼光具有蓽路藍縷之功。戚繼光不愧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傑出人物。針對倭寇善於個自為戰以發揮長刀優勢的特點，他從民間武藝中吸取了大量技藝，創製了「長短兵迭用」的「鴛鴦陣」法，以集體的「齊勇」來對付單個倭寇。（73）實踐證明這是打破長刀優勢的有效辦法。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紀效新書》時，收取了長、短兵的各家武藝，甚至也收進了「無預於大戰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論及者，他唯獨沒有收取短兵武藝。他不無遺憾地說：「世傳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候豪傑續之。」可見，鑒於日本刀法的技術優勢，他對當時我國刀法的選取抱審慎而寧缺毋濫的態度，這無疑是值得稱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對倭作戰時獲得了日本長刀的「倭夷原本」，「又從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譜。後來他改十八卷《紀效新書》為十二卷，內容有刪有增，這部刀譜是增收的內容之一。《辛酉刀法》由兩部分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寫成的《隱流之目錄》及其 「習法」，後面是戚氏的演練法。《辛酉刀法》合中日兩國刀法為一譜，在中日劍刀武藝的交流史上不失為珍貴的文獻。（74）

從《紀效新書》中看來，嘉靖四十年前後「戚家軍」雖然已具規模，但尚未配備日本式的長刀，證明戚繼光還沒有系統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慶五年（1571 年），他的另一部軍事名著《練兵實紀》刻成時，我們從該書中看到，長刀及長刀法，已經成為正在北方防禦蒙古人的「戚家軍」的主要裝備之一了。這時，按照戚繼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騎兵也配置民長刀，在最基本的「隊」的建制中，兩個鳥銃手是正副隊長，但要求二人「仍習雙手刀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鳥統手， 「給長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給短刀、或給長刀。每當操練時，如假設敵人為騎兵，持長刀者「以原習倭刀進法」，下砍馬腿，上砍馬頭。如假設敵人為步兵， 「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為上等」；或者「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為上等」。（75）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國軍隊里來，實現了唐順之早就提出的「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頭」的宿願，充分反映了戚繼光勇於學人之長為己所用的可貴精神。（76）

繼戚繼光之後，天啟、崇禎間，武藝家程宗猷又專門研究了日本刀法，於天啟元年（1621）刊成《單刀法選》一書，對引進日本刀法做出了卓越貢獻。程宗猷在《單刀法選》中說：「器名單刀，以雙手執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故訪其法，有浙師劉雲峰者，得倭之真傳，不吝授余，頗盡壺奧。」程宗猷字沖斗，出身徽州休寧望族，程氏一門俱崇尚武藝，故明清之際程氏武名廣傳東南。宗猷是一位「凡有名師不憚遠訪」的愛國武藝家。在得到浙師劉雲峰的傳授之後，他又親自走訪了當時以刀法聞名南北的毫州武藝家郭五，經過比較鑒別，發現劉雲峰所傳刀法「勝郭多矣」。進一步驗證了日本刀法的實用價值。但是，可能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劉雲峰得自日本人的刀法「有勢有法而無名」，程宗猷為使這個來得不易的刀法傳之久遠，便「依勢取像，擬其名。」著成這部至今仍可參照圖譜演練的《單刀法選》，為日本刀法在我國的流傳作出了卓有成績的貢獻。清代初年，具有反清思想的遺民學者吳殳，曾著意結交天下豪傑，留心海內各家武藝，對日本刀法也做了一番研究和整理，著成《單刀圖說》一書。吳殳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唐有陌刀，戰陣稱猛，其法不傳。令倭國單刀，中華間有得其法者，而終不及倭人之精。」 （77）因此，他以日本刀法為主幹，吸收了「漁陽老人」的劍法，創編了雙手刀法十八式。吳殳的刀法，以左右撩刀等八勢為核心，以「避虛就實」為以短破長的要點，在刀法上表現出與程宗猷截然不同的風格。他認為：

「此十八勢習之精熟，雖未能合於倭法，而中國花法，皆退三舍矣」。吳殳一生努力探研武藝之道，經師甚多，見聞廣博。但啟蒙老師是常熟人石電（字敬岩）。吳殳在其著作中沒有寫明他的日本刀法是否得自石電，但另據曾經和吳殳一起受業於石電的清初理學家陸桴亭的記述，石電本人「與浙人劉雲峰同學倭刀，盡其技」。崇禎八年（1635）石電在安徽宿松死於張獻忠農民軍之手。據說他平時曾說過「步戰唯長刀最勝。當馬毖步斗時，公（石電）仰天嘆曰：使吾得長刀，賊不足盡耳！」足見石電確實精於日本刀法，而吳的日本刀法完全有可能得自石電。（78）這樣看來，吳殳與程宗猷的日本刀法實際上出於一源。

然而，不難看出，程、吳兩家刀法有同源異流之別。程氏單刀全學日本刀法的本來風貌，他的譜中連拔刀、鞘刀等細節也都效法「倭式」，大有中規中矩，不越雷池一步的味道。吳氏則力圖揉合中日兩國的刀法為一體，他的十八勢是雙手、單手變換執柄，其中有明顯屬於中國劍刀的東西。這使我們看到，從劉雲峰、石電、程宗猷到吳殳，我國武藝家對日本刀法的學習已今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一個由徹底引進到力圖揉合創新的階段。我們在練習中曾對程宗猷、吳殳兩家刀法做了一些初步比較，覺得吳氏刀法簡明扼要，易於掌握是其優點，「避虛就實」之說也不無道理。但是，他的八個要法，主要是從假設對方所執為長兵設計的，他自己也說得明白：「擊虛之法易見，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賺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這樣，就使得他的刀法無論方法或勁力上都不能不有局限性，如果對方也執長刀，或者執長兵而步伐便捷，「擊實」之法將可能淪入武藝家所忌莫深焉的「拙力」境地，其人必危！同時，短兵破長，要點在於步下疾速靈活。早在漢代，人們就說：「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79）後世武藝家也有「短見長，腳下忙」之說。

如前所論，日本刀法又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突出優點。吳氏固然也強調步伐，但他的刀法立足於「就實」之法，故大體上是一步一勢，並未顯出應有的靈活性來。這樣看來，雖然吳殳對程宗猷的刀法屢有微詞，但實際上程宗猷到底是個中裏手，吳殳不能不相形見拙。總之，程氏刀法來自於「倭之真傳」，吳氏學識廣博而聰明絕頂，但他的強項是槍法，長刀不是他的擅場，於是終究不免有想當然的地方。所以，他自己也曾不無感觸地說：「斫削粘桿，余本得自漁陽老人之劍術，單刀未有言者，移之為刀，實自余始。安得良倭以親灸之！」

六

自明代以來，我國如戚繼光、劉雲峰那樣的武藝家們，積極致力於日本刀法的學習和引進，加上有程宗猷、吳殳等人的整理著述，這就使得人們對威名赫赫的日本長刀法終於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這豐富了我國的武藝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明代軍隊的戰鬥水平。

可以說，我國古代傳去日本的雙手劍刀法，經過了日本武士們的充實提高，又在明代帶著東瀛風貌回到我國，這是一個含載豐富的值得我們去認真探討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在這個交流過程中，朝鮮一直是重要的參與國，起著特殊的作用。朝鮮不只是在中日間起著溝通作用，而且也不斷地汲取中、日劍刀武藝的精粹，逐步形成了具有中、日兩國特點的朝鮮刀劍風格。迄今保存在韓國的多種中、日古代刀劍武藝圖譜，就充分地反映這一點。清代，中國的傳統武藝形式發生了最後一次重要變化，這當然與清朝建立者是來自白山黑水的少數民族有密切關係。由日本傳來的雙手刀法在晚明時期曾相當活躍，堅持抗清的南明殘存力量有人在用日本刀，清軍也在用它，說明日本刀的還有相當大的用武之地。（80）但入清以後，雖然還能看到例如乾隆皇帝對日本刀劍的珍重，（81）但日本長刀及其刀法似乎又歸於沉寂，至少我們在清代軍隊的兵器裝備中看不到日本長刀的身影，也未發現傳留下什麼著作。原因何在？我想主要原因還是清代兵制和武藝結構者發生了變化，例如，清代重騎兵，八旗主力以騎兵為主體，雙手執用的長刀不適合騎兵使用，於是軍隊對日本式刀劍的需要量就大減，使用技藝也隨之漫漫消沉下去了。然而，日本雙手刀法被我國民間武術家們所珍惜，一直傳存到今天。

清代末年，河北鹽山縣武術家黃林彪得雙手刀法於天津紀氏，黃視為珍秘，只傳給大弟子張玉山及晚年所收弟子馬鳳圖。張玉山一支後繼無人。馬傳給二弟英圖及長子廣達等。1925年前後，馬鳳圖在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任參議時，曾應張之江將軍之囑，將部分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簡便易學的「破鋒八刀」，作為西北軍大刀教材實行推廣。晚年，指導我對雙手刀法諸問題進行研究，以探幽發微，正本清源，使雙手刀法正脈得以傳存。這就是我一直從事雙手刀源流及其刀法精義研究的由來。約略與黃林彪先生同時，有吳橋桑園謝德恆兄弟以陰手槍、持槍枴及雙手刀法馳名京南，三種器械都是武林珍秘，足見謝氏得藝之精，識見之高。得謝氏之傳者為靜海縣獨流鎮劉玉春，還有任相榮等。劉玉春字春霖，出身殷實之家，世代習武。他強健多力，又善能縱躍，勇捷善斗。民國十年前後，曹錕在保定練兵，為眩耀所謂「尚武精神」，特在軍中設「武術營」，聘劉玉春、任相榮充任教習，傳授雙手刀法，當時稱雙手刀為「苗刀」，故又稱武術營為「苗刀營」。入苗刀營者多是河北省滄州一帶喜好武術的年輕人。得任相榮之傳者，主要是在苗刀營任教官的滄州佟仲義先生；得劉玉春之傳者較多，有郭長生、蕭福善、趙世奎、石青山、丁超勇、孫玉銘、張鳳梧、陳鳳岐等，多是苗刀營的士兵和下級軍官。

雙手刀法為什會改稱為「苗刀」，這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之謎。考之明清史籍，確有「苗刀」這個名稱，如屈大均就提到過「有苗刀，其紋以九簾為上，輕便斷牛。」（82）但，那是指西南少數民族苗族所鍛造的刀，不是指一種刀法，更與日本刀法風馬牛不相涉。所以，先父馬鳳圖認為改稱苗刀並不早，應該就在曹錕設置苗刀營時期。當時很可能是出自對日本刀的忌諱，也會考慮到如沿用程宗猷、吳殳的「單刀」，又容易與一般的單刀混淆，於是便改了名字。然而不能不說這一字之改很不高明，十之八九出自某位淺人。武人往往不學，晚近以來傳統武術術語多有被妄改者，如改「閃賺騰挪」為「閃展（或作『戰』）騰挪」之類，例不勝舉， 「苗刀」之改當屬此類。

民國十六年中央國術館成立之初，經張之江倡導，雙手刀被列為館定教材，在館任職的馬英圖和郭長生，將原來傳授不同的雙手刀法做了一番融合調整，又參照古譜，重新制定了一個套子，為便於流行，仍使用「苗刀」這個名稱，稱之為「二趟苗刀」。當時為表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敵愾，曾將一起勢的三個「迎推剌」（即程宗猷刀法中的「迎推刀勢」），改稱為「三剌東洋」。這個「二趟苗刀」曾經相當流行，國術館早期學員會練的人很多。它的基本結構與程宗猷《單刀法選》差別較大，但主要刀勢大部相同，與吳殳刀法的不同之處就比較明顯。馬、郭二人的成功合作，足以說明晚清河北省內黃、謝兩支雙手刀法的源頭都可能出自程氏，或是直接源自「浙人劉雲峰」。考清楚這個問題難度很大，我們只有耐心的求索和等待，期望著會有新的材料被發現。

當今海內以苗刀鳴世者不一而足，一向沉寂的苗刀，近年頗有些熱鬧氣象。因為苗刀名氣大，又有某種神秘感，加上商品經濟給武術觀帶來的巨大衝擊，於是，各式各樣的「苗刀」紛紛「脫穎而出」，專家們也就紛至沓來，著書立說。但恕我直言，不管他是誰，不管打著什麼樣招牌和旗號，或得到那一級武術官員的支持，獲得了什樣的「段位」和頭銜，這些都不是證明確有「真才實學」的憑據，不能證明你的「苗刀」貨真價實。武術家的真本事要通過綜合考察來評定，但憑「欽定」的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當然，鑒別真偽往往需要時間，時間能使一切顯露真容，各就各位。假冒偽劣之類可以得一時之利，如果想著就以此得長久不衰之利，那也未免把武術這問學問看得太好擺弄了！

前代雙手刀主要傳人中，佟忠義先生是一家，但現在是否還有傳人不得而知。先父馬鳳圖、先二叔馬英圖合為一家。郭長生先生是一家。當代人里能真正傳習雙手刀法真義的人並不多。原因很多，前代武術家們十分珍視這份遺產，總不肯輕易授人，怕的是傳人不當，一旦落到低層江湖人物和品行不良者之手，就會發生衰變，好好的東西也會被糟蹋掉。苗刀是淵源有自的古典武藝的精華，能完整的傳存下來就是因為傳授嚴，如果濫傳一氣，恐怕也早就變味了。再者，真正的好東西只有功力醇正而學養宏深的武術家才能拿得起來，浮慕淺學之徒，往往急功近利，不求甚解，更不肯下大功夫去深研精習，所以根本上拿不起如此沉重的東西。以我之所知，當代雙手刀法代表人物可舉於伯謙、張群炎二人。

已故的於伯謙先生是東北武術大家郝鳴九先生的弟子，又曾問學於胡奉三、楊俊峰等名家，遂以翻子、戳腳等藝見長，成為當代東北翻、戳拳法的第一人。伯謙在東北大學畢業，有很好的文史根柢，又加上好學勤思，博聞強記，一生汲汲追索傳統武術精粹，對各家武學不設戶限，廣采博取，觸類旁通。30年代初，東北軍夏鶴一團在滄州駐防，夏是郝先生的弟子，便邀請乃師到滄州小住，同時邀來李書文、李霖春、馬英圖等人與之相聚。伯謙弟兄陪郝鳴九同往。期間，從馬英圖學習苗刀，苗刀傳到東北是由此開始的。40年代初，伯謙又專程到甘肅尋訪馬鳳圖、馬英圖，再次得到二位前輩指教。伯謙強學多識而功力醇厚，對苗刀精要悟解良深，在勁力的表達上尤其能剛柔得體，轉環自如。據當年與伯謙一起練武的羅文源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說，伯謙刀法純熟，勁力渾厚，極富勇猛剽悍之勢，曾得到鳳圖、英圖二師的讚賞。伯謙的苗刀傳給弟子史春霖、范垂紱等人，但十人不幸俱已作古。伯謙的孫子於剛等人猶能傳承家學，世守伯謙的苗刀。

張群炎先生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武術家，同伯謙一樣，他也是我的師兄。與伯謙相類似，群炎在武術上也稱得上是融會博綜之才。他曾問意拳於王薌齋先生；後曾師從郭長生先生練通臂。1966年底隨廠遷到蘭州後，又長時間出入馬鳳圖先生門下，實際成為馬鳳圖晚年弟子。群炎一生受到三位名師教益，還接觸過很多或顯或晦的武術家，經見之廣，藝緣之深，可謂得天獨厚！他功底札實，膂力過人，雙臂和腰腿都有極好的靈活度，因曾專攻猿公腿法和地躺，兩條腿韌健勁捷，上下左右運用自如，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武術腿功。群炎的苗刀得自郭長生先生，曾與馬英圖高足弟子牛增華相濡以沫，互有啟發，到蘭州後又得到馬鳳圖指教。他的苗刀得益於傳授正，用功勤，領悟高。最重要的，又肯努力參照古代圖譜，尋根溯源，闡幽發微，直逼先賢堂奧。說實在的，這是許多人做不到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也總是受到先父生前的一再獎許。「文革」中，我們曾朝夕相處，憂喜與共，當時唯一的樂趣就是在先父指導下研習武術，從陸合槍到風磨棍，從劈掛拳、八極拳翻子拳到鞭桿的五陰、七手……當然，也包括苗刀。我正式確立苗刀為研究對象，是受了群炎的啟發，在刀法運用上，從基本刀勢到起落輾轉、進退坐作，都受到群炎的教益，至今心存感念。以我之平生所見，也以我之武學素養和識見，我以為當代真正懂得並能表達苗刀精義的人只張群炎先生一人而已。其他沒有顯山露水的高人也許還有，我沒見到，不敢妄斷有無。僅以我所親眼經見者，包括官封的「大師」之流，均不足以與群炎同日語。至於商品化大潮之下，某些釣名射利之徒，胡編濫造「苗刀」以自炫，蠅營狗苟，妄自得意，何足道哉！

「苗刀」是中日古代武藝交流的珍貴結晶，儘管它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但我們對它的研究還很膚表，許多問題還不曾涉及，甚至於不曾提出來作為討論的話題。同時，深入挖掘資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這方面的工作也還遠遠沒有做好做足。總之，我這篇東西也僅僅是起了個頭而已。當代中國武術不斷淺薄化的濁浪已經浸漫到了傳統武術領域，連苗刀這樣的古典武藝精品也不能免受其害，真不能不讓人憂心如酲。於是，盡我所能的考證一下雙手刀的源流，藉以揭示一下中國武術這問學問的深廣，希望能有助於苗刀從淺薄化的紛擾中解脫出來，也希望對大家一起來重塑中國武術尊嚴有所助益。文內如有錯誤，懇望專家不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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