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思想史：北宋八大战略思想家中国战略思想史第六十三课

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中国战略思想史》

北宋一代虽积弱不振，但政府提倡武学却不遗余力，而学者中可算是战略思想家者也不乏人，这种现象似乎很矛盾。诚如宋人读书志所云：「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略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注：见宋史选举志及职官志。]政府大力提倡于上，民间积极反应于下，于是衰颓已久的中国战略思想遂出现反弹的趋势。

首先应说明的即为武学的制度化。政府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据说始于唐时，但其制度化则在宋朝。仁宗庆历三年（1043 A．D．），初设武学，数月即废。神宗熙宁五年（1072 A．D．）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任校长），选文武官知兵法者任教授，生员以百人为额。徽宗崇宁年间，诸州县皆置武学，并立考选升贡法。又改置「武学博士，学谕各二人，掌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

随着武学的发展，元丰三年（1081 A．D．）神宗又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校定《孙子》等七部兵书，作为标准教科书，这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武经七书」，七书的排定顺序为《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对于我国战略思想而言，虽并非创新的工作，但整理古籍使系统化仍不失为重大贡献。

宋朝虽然崇尚科举，重文轻武，但文人之中又还是有某些人对于战略问题深感兴趣。他们不仅有其独特的战略观念，而且也时常发表高论，并留下若干有系统的著作。本书现在就是根据现存的著作而认定下述诸人可以列入所谓战略思想家的名单。

（一）许洞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大约生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 A．D．），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A．D．），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战略思想家。他潜心理论研究，花了四年时间写了一部兵书，定名为《虎铃经》，书成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 A．D．）。他在序文中说：

《虎铃经》者将军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变，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以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裏，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说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铃经》。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至于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之相，缘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自为一家之言。

从其序文中可以了解其思想是以孙子和李筌为主要来源，同时也把许多世俗观念都容纳在他的书中。他对于李筌颇有微词，但实际上，他这本书就是以李筌的书为模式，不过篇幅较大，而内容也更杂。他自许能「成一家之言」，但就战略思想而言，实际上，大都因袭前人之说，很难说得上真正有所创见。

全书共二十卷，二一〇篇。前十卷大致都还可以算是属于军事的范围，而后十卷则完全是阴阳五行等迷信观念，毫无价值。在前十卷中又只有最前面的五卷是与战略有关，但此处所谓战略者又多为层次最低的野战（作战）战略，对于层次较高的大战略则殊少论及。诚然，书中固然不乏有引述之语句，但就其全体而言，不过是重述前人已有的观念，并不能构成有系统的战略思想。所以严格说来，这部书是只能当作史料来看，让后人明了当时对于所谓「将军之事」的一般认知是怎样，至于对战略思想的研究则并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启示。

（二）曾公亮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他本人是否为战略家，我们毫无所知，但他对于中国战略思想的演进却有很大贡献，因为他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的总编辑。这一部书即为《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惟将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说：「康定中（1040 A．D．），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因此，该书成书于公元一〇四四年，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参加此项编辑工作者还有其他的人，曾见于史籍者有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990－1053 A．D．）。此外，有关「兵阴阳」的部分，则是由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武经总要》是一部大书，分前后两集，每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十九卷又各分为上下两卷。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浩繁，把那个时代所有一切的军事学识都包括在内，用现代名词来形容，也就是一部完备的军事百科全书，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外历史中的第一部。前集以理论为主体，其范围包括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武器装备等，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对于战略战术，而尤其是战略，几乎很少论及。前集中自卷十六到卷二十则为当时中国军事地理概述。后集自第一卷到第十五卷均为「故事」，其内容为引述史例以来解释重要的用兵原则，用现代观念来说，可以算是对战略战术「战争原则」的个案研究。就全书而言，也许要算是最有持久价值的部分。后集中自卷十六到卷二十是属于「兵阴阳」的部分，虽然其所辑录的资料还是些怪异迷信之说，但却有比较合理的解释，认为「阴阳」是一种军事天文学，可作为用兵之助，但又警告着说：「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衂者鲜。」就那个时代的环境而言，这应该算是折衷持平之论。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对于古代科技资料有相当详尽的记载。不仅对于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都有图解，而且所涉及的科学也范围颇广，用现代观点来看，那是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都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指南鱼」如何制作，和火药如何配方都有明确的说明。所以这部书在科技史，而尤其是军事技术史的领域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过，就战略思想而言，这一部伟大的古代军事百科全书却并无太多的直接贡献，但它还是可以使后世对于当时的战略环境，尤其是技术因素，获得较深入的了解。

（三）李观

在大战略层面上，有宋一代最值得称述的思想家即为李观。李观字泰伯，江南南城县（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A．D．），卒于仁宗嘉佑四年（1059 A．D．）。他的一生不仅仕途蹭蹬，而且生活也备极坎坷。尽管如此，在他短短五十年的生命中却爆出了智慧的火花，留下了不少的著作。而在其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有相当完整而成系统的大战略思想，于是也使他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有资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观的大战略思想几乎充斥于其大部分著作之中，甚至于在其书翰诗赋中也都流露出强烈的战略观念。可以作为代表性的作品为「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以及「庆历民言」三十篇。他的著作都已保留，明代南城人左赞，缅怀乡贤，搜集旧篇，辑为三十七卷，题为「盱江集」。本书中的引述均以此为根据。

「庆历民言」中的「崇卫」一篇最能显示其基本观念。他说：「图国在忠，用忠在力，济力在权。力者兵也、食也；权者所以制兵食也。」用现代战略理论来解释，这也就是所谓国家权力的观念，同时也代表孔子「足食足兵」的传统思想。他说：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

李观认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而富国之道又在「强本节用」，因为「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换言之，他也是主张藏富于民。

李观又认为富国为强兵之本，而欲强兵则必须屯田，使兵农合一。于是他遂建议改革兵制：

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上策也。……边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军……辨其天晦，列之庐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穑，明立功课，时加督察，勤则有赏，惰则有刑，然而农功集矣。既又为之什伍，立其长帅，赋以兵器，与其甲胄，乘其闲暇，习之战斗，是谓因内政以寄军令也。然而武事兴矣。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固已锐矣。……利则进战，否则坚守，国不知耗，民不知劳，而边将高枕矣。……在汉赵充国，在唐娄师德，皆以屯田，利尽西土，威震羌胡，兹荐绅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图之。（强兵策第二）

宋代冗兵充斥，但一遇外敌，往往不堪一战，所以李观也就主张精兵主义：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时，攻天下者也；继体之君，守天下者也，攻之兵虽怯而勇，乘胜也。守之兵虽勇而怯，未之试也。不试已然，况败欤？……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胡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东士）

对于用兵之道，李观也有其独到的看法，他主张仁义与诈力并用，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未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然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适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所谓仁义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功，恶者惩，赋敛有法，徭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强兵策第一）

基于以仁义为本的观念，李观也就对于战争保持着慎重的态度，所以他警告着说：「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强兵策第一）。他又郑重地指出：

天命不易我，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所谓安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安民策第一）

他认为欲安民，则必须以教化为先，这又还是代表孔子的儒家传统。所以，他虽然也像商鞅一样地提倡「农战」，但他却反对「好战」和「愚民」，证明他并非法家者流。

总结言之，于富国，他主张充实财用而尚节约；于强兵，他主张兵农合一的精兵主义而尚慎战弭兵；于安民，他主张与民休息以养民，而尚教化。因此，他所构想的大战略是应能同时达到富国、强兵、安民三大目标。而在此三目标之间又存在着互赖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他的思想的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大战略家的头衔应当之而无愧。[注：有关李观战略思想的分析多取材于刘振志君：《李观战略思想初探》，特此志谢。]

（四）何去非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生卒年不详，大致是在宋神宗与徽宗两朝之间，卒年七十三岁。他毕生研究武学，用现代眼光来看，似乎可算是一位专业性（professional）的战略家。他曾参加「武经七书」的校订工作，并曾任「武学博士」，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获有此项荣衔而有文献可考者可能就只有他一人。他的著作除现尚留存的《何博士备论》之外，还有《司马法讲义》和《三略讲义》各三卷，但可惜现在都已佚失。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曾由当时大文豪苏轼（东坡）于元佑五年（1090）奏进宋哲宗，这也可以暗示该书的成书时间。据苏氏荐状，该书共二十八篇，但现在各种版本均仅为二十六篇，即已佚失二篇。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有如下述：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霍去病、列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符坚上、符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

《备论》是一部详论历代用兵（战略）得失的书。作者可能有感于当时宋朝的积弱不振，遂企图以古喻今，从历史中去寻求有关兴亡成败的教训。书中每篇都是以一朝或一人为主题，然后根据一个中心观念来加以评论，同时也引述其他的史例以为佐证。何去非不仅勇于提出其自己的见解，而且也敢于否定前人的旧说，所以，这是一部颇有创见的学术论著，具有独特的风格。苏东坡对他非常欣赏，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

何去非认为「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其关键是应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所以「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

在作战略决策时，何去非所强调的为全盘利害的分析，他以六国为例，指出其最大错误即为「战所可亲，忘所可仇」，他又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而在「晁错」篇中，又指出在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之所以失败，其主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而在军事上，未能采用「取梁」和「据洛」的地略。所以其结论为「度有功而后动」，这也正是孙子的「庙算」观念。

在作战（用兵）方面，何去非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奇正之变」，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他又认为众寡强弱都是相对的：「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失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上）在另一方面，何去非又分析有时弱能胜强的理由：「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汉光武）

何去非对于兵法（战略理论）的学习和应用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甚至于到今天，对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仍不失为非常有价值的忠告：

善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故古之善用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为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实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霍去病）

在《备论》全书中，这可算是最精彩的一段，其文字之美也可以与孙子相比。博士之名诚不虚传也。

何去非对于古代人物评论也有其独特的见解，譬如说他认为「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魏下），真可谓千秋定论，要言不烦。而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最值得介绍的是他对于司马懿（仲达）的评论。由于世人对于诸葛亮有过度的崇拜，于是反而言之，对于司马懿也就作了不公平的贬抑。何去非对这种误解曾作非常合乎逻辑的澄清：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车则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具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司马仲达）

北宋时，文人谈兵者虽极多，但思想能有完整体系、著作能成一家之言者则并不多。所以对于北宋战略思想家的介绍也就只以上述四人为限。

（五）陈傅良

宋自南渡后，士大夫都心怀故国，日以光复为念，所以谈兵之风仍然盛行。陈傅良（1141－1207 A．D．）即为其中之一人。傅良字君举，温州人，为所谓永嘉学派的开创者。官至宝谟阁待制，死谧文节，学者称止斋先生。为学重经世致用，著作颇多，而以《历代兵制》一书最为重要。

《历代兵制》原名《周汉以来兵制》，在著者生前尚未脱稿，身后始刊印，为我国的第一部兵制史，深具学术价值。全书共分八卷，按照时代先后，分别记述周、春秋、秦、西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沿革。对于各代兵役制度、军事组织的特点以及其演进过程都有详细的分析。但著者又并非以修史为唯一目的，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透过历史的研究而对时政提出积极的建议。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因此，这部书有其特殊的写作方式，即所谓夹叙夹议，在叙述了每一朝代的兵制沿革大略之后，接着就加以评论，指出其利害得失，以为世鉴。例如在评论西汉兵制时说：「兵制可采惟有汉代，重兵悉在京师，四边……故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尤以对于唐初的府兵制则更是称赞备至：

府兵之制，居则无事而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彼人之不能遵也。

从最后一句看来，即可以明了其赞唐即所以讽宋。陈傅良对于宋代冗兵充斥，军费浩繁曾加以严厉的批评：

今内外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

基于其对兵制史的深入研究，陈傅良所作成的总结论可以简述如下：

1．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即以府兵制为模范。

2．裁汰冗官冗兵，要「兵虽少，而至精」。

3．认为「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并严防割据。

4．节约军费，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5．要求严格训练，切戒「教练不精，士气不振」。

6．严明赏罚，整饬军纪。

概观其所言，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显示其具有高度的战略修养。

（六）华岳

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他要算是一位不幸的爱国志士。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 A．D．）曾上书谏止韩侘胄的北伐，触怒后者而贬官下狱，并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侘胄北伐失败被诛后始释回。后又参预去丞相史弥远阴谋，事泄又下狱并杖死狱中。《翠微先生北征录》是他在放逐期中所写成，这部书失传已久，直到清代嘉庆年间（1800 A．D．）始再被发现。

这部书今存本为十二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开禧三年（1207 A．D．）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第二部分为嘉定元年（1208 A．D．）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其定名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其全部卷目有如下列：

卷一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二治安药石序。

卷三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四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五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六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目认、就顺。

卷七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弓制。

卷八治安药石：器用小节：弩制、弓箭制、弩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叉枪制。

卷九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候望、紧采、关递、密辨。

卷十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第一卷的「平戎十策」是针对着所谓「十弊」而提出的对策。此「十弊」为（1）则取士而不得其实，（2）则招军而不尽其材，（3）则御骑者未得其具，（4）则陷骑者未有其策，（5）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6）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7）则恩威之不明，（8）则利害之不密，（9）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10）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对于每一种弊端，华岳都曾提出详细的对策。在此无法详述。

华岳的思想受道家的影响颇大，崇「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并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存于止戈」，所以他规劝皇帝不要轻意用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

面对着金人的威胁，和与战的选择是南宋政府所经常要考虑的两难问题。当然，此一问题也在政府内经常引起激烈的辩论。华岳对于此一问题有合理的看法，足以证明他有很高深的战略修养。他既不绝对主战也不绝对主和，他指：「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用兵」（平戎十策）他出承认宋弱金强，主张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以便累积国力，等待时机，再一举而收复中原。所以他说：「今日之和非真怯也，蓄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同上）

华岳的基本思想又还是出于儒家，他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才，所以他说：「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邦家之休戚」。他甚至于向皇帝公开地提出警告：「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同上）他这种大胆直言的态度的确令人钦佩。同时他又认为民为邦本，此种民本思想在其著作中到处可见。他认为丧失民心，违背民意，则最后必然失败，所以他指出为政万不可扰民：

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畔生，畔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

在军事领域中，华岳也有很多高明的见解。他认为身为将帅者固然应有不怕死的精神，但绝不可恃勇好战，而必须知道如何斗智赛谋，尤其应了解「不战之妙」。所以，他说：「学战易，学不战难」，这真是千古难得一见的高论。（卷十将帅好战）他又强调情报之重要，指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实为用兵失败的主因。所以，他认为应充实情报组织和通信设施，以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此外，他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他都曾发表其意见，例如针对着金人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以军御骑，以弩陷骑」的特殊作战方法，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得地、守地）以来抵消敌方机动优势的构想。足以显示华岳对于战争的实务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而并非仅限于纸上谈兵。

总结言之，华岳生于衰乱之世，怀才不遇，其一生遭遇令人同情。幸尚有著作传世，而且其著作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应该算是一部富有创见、相当优异的好书。所以「翠微先生」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也因是而确立，此殆所谓不幸中之大幸也。

（七）叶适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 A．D．）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A．D．）他虽然是南宋一代大儒，其基本观念也与李观颇为接近，但对于战略思想并无特殊重要的贡献。他之所以被列入本章是另有原因。

叶适是第一位对孙子的身世和司马迁的记载表示怀疑的人。在其以前似乎从未有人曾正式提出这样的观念。他在其所著《习学记言》中指出：

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傅焉，可乎？[注：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六。]

叶适仅凭「左氏无传」这一点疑问即否定孙武之存在，实颇有商榷之余地，不过，自从他的这怀疑论提出之后，也就开启了尔后长达千年的大辩论。对于孙子的身世和其书的真伪，有各种意见不断出现，一直到今天尚无定论。叶适的祸实在闯得不小，正因如此，他也就有资格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占一席之地。

（八）吉天保

吉天保的生卒里籍都不详，只知道他是宋朝的人而已。他之所以被列入战略思想史，其原因为他是《十一家注孙子》的编辑人。「十一家注」是对孙子的注释集其大成之作。其资料之丰富、解说的详尽部是空前的，为研究《孙子》时必读之书，深受后世学者的尊重。诚如郑友贤所云：

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注：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序》。]

《十一家注孙子》又称「孙子注解」，「校定注释孙于十三篇」，「孙子十家注」，「十家会注」等书名。自从曹操首注《孙子》以来，历代注者颇多，迄今不下二百余家，但宋以前著名者为该书所收集的十一家。这十一家的名单是有如下述：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镍、贾林、宋梅尧臣、王晳、何延锡、张预。但有人说杜佑实未注《孙子》，注文乃抄自其所著通典，内容多与曹操注同，不能算是一家，所以也就有「十家」之说。也有人主张把杜佑去掉而加上郭友贤的「遗说」作为十一家，不过此说并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十一家注」流传至今的版本可分三大系统，一是宋刻本，二是「道藏」本，三是清孙星衍以「道藏」本为根据的校订本，其他版大都出自此三系统。孙星衍作了很多校正工作，并将其正式改名为「十家注」。其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但这都已超出本章范围之外，故不在此讨论。

纵观长达三百年的两来历史，在战略思想与著作方面应该算是颇有成就。但可惜大体仅限于空言而无补于时艰。战略本是经世之学，若不能由思而行，则似乎只是徒然枉费心力。宋人的经验良足以为后人戒也。

随着宋代的灭亡，本书第三篇也告一结束。在此长达千年的衰颓期中，中国战略思想家又还是卓然有所自立，足以显示我国战略思想实具有其特殊的韧性。这也可使后世子孙在检讨前人经验之后而益自奋发，并永远不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