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參與慈善事業具有無可比擬的兩大優勢

佛教是一個特別講因果、重倫理、修慈悲、非暴力、求出世解脫的宗教。她傳入中國兩千多年來，與以重倫理、尚仁義、講忠孝、謀三立（立德立名立功）的儒家和重修身養性、講自然和諧的道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有機地結合，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與民族心理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但實際上，目前的慈善事業發展的似乎並沒有特別理想，就佛教的慈善來說，也與其擁有的思想資源和社會資源以及公眾的期望存在很大的落差。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佛教的慈善事業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是在對抗廟產興學之風、重塑佛教良好形象，並借鑒基督教的種種善舉而發展起來的，後來更在太虛大師等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下，才得到較廣泛的重視。即便如此，其發展也是一波三折，仍處在慈善領域的社會邊緣，且有被簡單化、扭曲化的現象。說明佛教慈善思想的弘揚與現實脫節，佛教慈善事業的發展存在瓶頸。因此，深入探討個中的原由，全面認識和弘揚佛教慈善的真諦，對於充分發揮佛教慈善的作用，改進和推動整個社會的慈善事業，都是一項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佛教慈善的思想資源與社會資源

佛教慈善的思想資源，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大方面：

（一）無我慈悲觀

佛教核心的教義是緣起論，《雜阿含經》卷二云：「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說明一切眾生乃至山河大地，都是因緣條件的組合，彼此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沒有唯一、獨立、常恆不變、能主宰的「我」存在。基於這種緣起法則，佛教提出了「無我論」、「同體論」、「平等論」、「自他不二」、「依正不二」（大自然與生命個體不二）、「非暴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等獨具特色的主張。佛教的修行就在於親證「無我」，從而開發出無上的解脫智慧，併產生普及一切的大慈悲，所謂悲智雙運，福慧雙修。這類思想在汗牛充棟的佛教大藏經中可說比比皆是。如《觀無量壽經》上稱「佛心者大慈悲是」；《大度智論》云：「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 ；《法華經》云：「大慈大悲，常無懈怠，恆求善事，利益一切」；大乘佛教提倡「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莊嚴國土、得樂有情」的菩薩精神，具有「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種攝受眾生的法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介紹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形像已深入人心；佛經中廣泛稱讚慈、悲、喜、舍四無量心，並介紹有專修四無量心的禪定方法。等等。佛教這種特有的理論，成為佛教慈善公益思想的哲學基礎，從中可見，佛教慈善理念具有內涵深邃、覆蓋面廣、超越時空、亘古常新的特點，對於人們的精神升華，塑造無私奉獻的精神品格，具有特殊的作用。

（二）修善功德觀

佛教提倡「持五戒」（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修十善」（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瞋、不痴）、「報四恩」（三寶恩、父母恩、國家恩、眾生恩）、「種福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五列舉有八種福田：1、曠路義井；2、建造橋樑；3、賓士險隘；4、孝養父母；5、恭敬佛法僧三寶；6、給事病人；7、救濟貧窮；8、設無遮普度大會），當這些規定、要求與虔誠的信仰和因果報應的理論以及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相結合時，就形成了積極入世、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修善功德觀，從而為佛教徒乃至普通民眾自覺投身於慈善公益事業，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價值支撐和行動指南。

佛教慈善的社會資源，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大方面：

（一）佛教創建二千五百多年來，已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傳入中國就長達兩千多年，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最大的宗教，其影響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使佛教慈善公益思想和事業更容易為各界人士理解、認同和支持，從而成為佛教慈善可以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

（二）佛教寺院遍及城鄉，歷史上往往成為一地的文化和社會活動中心。佛教誠信與慈悲濟世的社會形象、發達的寺院經濟與大量心懷愛心的僧俗信眾，更是推動、實踐佛教慈善公益事業的重要社會資源。

從古至今，中國佛教慈善公益事業正是在上述佛教思想的推動下，在佛化中國的社會環境的支撐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從梁武帝時代的「孤獨園」、竟陵文宣王時代的「福德舍」，到現代佛教界在養老育幼方面的各種設施；從阿育王的「葯藏」、齊文惠太子的「六疾館」、唐朝的「養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現代佛寺創辦的醫院、診所；從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於瑟會，到中國梁武帝推行的無遮大會、隋唐三階教的「無盡藏」；從北魏以來的「僧祇粟」到現代佛教團體跨國越洲的救濟行動；從宋代以來的「漏澤園」、「義冢」到現代佛教組織的施棺、施龕，乃至安寧病房、往生助念等等……無一不是佛教慈善思想在各個不同時代社會生活中的體現。佛教所建立的這套集社會公益和生、老、病、死救助於一體的保障機構，利濟了無數的眾生。

（來源：《法音》 作者：陳星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