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服裝也是政治

在漢語世界裡，「衣冠」本來就具有特殊的意味。它代言著文明、開化與正統。但衣冠只是路徑，只是表達，它通往的都是自己千年不變的道路。

在中國，服裝也是政治

◆ ◆ ◆

文 | 丁三

1955年，在《六億螞蟻》一書里，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這麼描述著他的中國印象：「不管走到哪裡，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姑娘們也穿著長褲，除了下垂的頭髮或農民式的辮子，她們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樣。……一群群人，一個個都像是剛從藍墨水中洗澡出來，一身去不掉的藍色。」

吉蘭由此感慨，這個國家是一座「螞蟻山」，六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此後二十餘年，隨著《六億螞蟻》的持續暢銷，這個說法頻繁出現於西方報刊。「藍螞蟻」成為大陸中國人的代名詞了。

撇除傲慢與偏見，吉蘭的說法並不誇張。1978年冬天，當皮爾·卡丹夾雜在大群遊客間，緩緩走向八達嶺長城時，他看到的依舊是一個藍咔嘰布的海洋。然而，與吉蘭不同，這個威尼斯破產商人之子，這個出身貧寒、當過裁縫學徒的巴黎時裝設計師，此時卻在這個凍原般的國度，嗅到了別樣的氣息。

這個冬天，皮爾·卡丹產生了在北京舉辦幾場時裝演出的想法。他後來談到，「這是個瘋狂的念頭。……我曾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我還是做到了。」

破冰

的確，舉辦時裝演出此時不啻於天方夜譚。這一年冬天，儘管堅冰初破，這個廣袤而神秘的國度依舊色調森嚴、禁錮處處。對西方的舶來品，這個藍黑灰的世界不僅疑慮重重，甚至心懷敵意。

「大約11月下旬，對外友協轉來了報告，說一個法國人要舉辦時裝演出。對這類活動，當時我們聞所未聞。……」二十多年以後，在北京中紡里的一處公寓，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耄耋老者追憶著當年的情景：「當時，改革開放的輿論已經抬頭，但是大氛圍還是冷色調的。這個事情，不敢拍板，沒有人敢拍這個板。……」

在皮爾·卡丹的反覆遊說、活動下，當年年底，由紡織工業部牽頭，外貿部、輕工業部派員參與，一小群官員進行了「三部會商」。然而，幾次會商後，這個報告還是被擱置了。

山重水複疑無路。直到次年初春，這些官員看到了那頂帽子。

這一年農曆春節，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開始了為期八天的美國訪問。五天以後，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競技場，這個剛剛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並以48個整版篇幅詳盡報道的「新中國的夢想家」，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兩名女騎士送來的白色牛仔帽。這個象徵性的細節，不僅引發了世界範圍的熱烈報道，它也讓這場行將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

牛仔帽是一個符號，是一種政治隱喻。對此，這些官員心領神會，他們一改拖沓和觀望，迅速准許了這次演出。與此同時，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現了：演出不報道、不宣傳，「盡量低調」；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外貿界、服裝界官員及專業人士進行「內部觀摩」；各單位在發放門票時，應嚴格把關，挑選「思想素質過硬」的觀眾……此外，原定在北京舉辦的三場演出，也被一分為二：北京首演之後，另外兩場演出將在上海進行。

正是這個決定，催生了中國第一支時裝模特隊。

初次登台

在北京的首演，很難用「成功」或「失敗」來評價。1979年3月10日，當8名法國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緩緩走上民族文化宮的一處新搭就的T型台時，現場的氣氛無比凝重、緊張。作為親歷者之一，新華社記者李安定後來談到，當時場內「人滿為患」，幾百名觀眾大多「穿著藍灰制服、屏住呼吸」；另一位在場觀眾的回憶更為細微：「那些女模特出現時，我產生了一種暈眩的感覺。……坐在我附近的觀眾，也一個個臉色嚴峻，表情變化得很厲害……」

與北京相比，上海的氛圍寬鬆了許多。以入場券發放為例，主辦方僅有三點要求，「專業對口」、記錄姓名，以及入場券不得轉讓。這麼一來，不僅專業官員，許多服裝設計師也得以入場觀摩。二十多年以後，上海服裝公司設計師徐文淵回憶說，「當時我一看，他表演的這些服裝，款式新穎獨特，色彩也絢麗多彩……」

服裝之外，那些艷妝的模特，更喚醒了許多老上海的記憶。畢竟，距離十里洋場的上海灘時代，此時還不過三十年。徐文淵記得，演出結束後，他和自己的頂頭上司、上海服裝公司經理張成林一起回家。路上，張成林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你看，這個立體宣傳多好啊，我們也來搞一支，怎麼樣？」

徐文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會講這樣的話？行嗎？我們國家行嗎？那麼保守、那麼封閉的那個年代……」徐文淵後來說：「我看著他，我講，你敢的話，我大力支持你。」

出乎徐文淵意料的是，張成林固然不是一時興起，主管部門也並非鐵板一塊。幾天後，由徐文淵草擬、張成林定稿的組建模特隊方案書，到達了上海市手工業局局長劉偉勝的案頭。據說，劉偉勝當天就召見了他們。

「看了這個方案，（劉偉勝）基本上贊同。……」徐文淵說：「但是，對時裝模特幾個字，他猶豫了半天。他講，模特兒，這是外國的稱呼，好像有點低級趣味的感覺。他講，這樣吧，在我們國家不要叫模特，就叫時裝表演演員，怎麼樣？……」

此外，業餘性質、男女混雜、強調「紡織工人」的身份……也成為組建表演隊的幾個條件。順理成章地，徐文淵出任了表演隊領隊。

變化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張成林、劉偉勝等人表現出了足夠的勇氣。然而，作為歷史中的小人物，他們依託的背景，實則是一個堅冰初破、含苞待放的初春圖景。

早在1978年夏天，許多西方觀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動。這一年6月8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這樣描述北京街頭的變遷：「雖然單調的灰色和藍色衣服仍然是標準的服裝，但是婦女開始湧向百貨商店，從有限的供應品種中選購衣料。在城市，捲髮和電燙髮型開始時興。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是理髮店。」與此同時，傳自香港的喇叭褲在廣州街頭悄悄出現，這種褲子改變了女裝褲右側開口的習慣。作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險，它被許多人認為「不男不女」，並一語雙關地說它「顛倒乾坤」，然而，短短几年時間，它迅速地風行於各處城鄉……

不僅民間，官員們的態度也悄悄變化著。如果說，允許皮爾·卡丹舉辦演出，不過是少數官員的大膽舉動的話，那麼，就在皮爾·卡丹首演次日，路透社的一條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員的內心：「儘管那些觀眾都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但走出民族文化宮時，男人們大多解開了風紀扣。一些膽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露出雪白的膝蓋……」

也就是說，演出事實上大獲成功。它喚醒了幾百名中國官員對美、對差異化世界的本能嚮往。正是這種洶湧的、席捲了大多數人的暗流，讓張成林、劉偉勝們萌生了組建表演隊的想法，從而開風氣之先。

儘管如此，表演隊的組建，也遠談不上一帆風順。

模特隊

上海服裝公司下屬有八十多個工廠，青年男女數以萬計，萌生想法之初，張成林就決定「到工廠去挑選（模特）」。但按國際慣例，入選條件應包括身高、胸圍、背寬、乳房間距等硬指標。徐文淵為此萬分為難：「我這一看，複雜得很啊！……這些都是隱私，在當時可以說是最大的隱私，你怎麼打聽？怎麼選？」

無可奈何之下，徐文淵只好大打折扣：男演員身高179厘米以上；女演員身高165厘米之外，三圍應分別在80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最後，「下半身應比上半身長八公分」……

更困難的還在後頭呢。1979年春夏，中國女工的普遍形象，是藍咔嘰布工裝、肥大長褲，以及一雙深顏色的塑料涼鞋。即使得風氣先的上海，那些最時髦的青年男女，相互攀比的也不過是的確良襯衫、回力牌球鞋。難道這些入選男女真有勇氣在T字台上招搖過市？難道她們的父母會忘記上海的文革，正是從紅衛兵上街剪「小腳褲」開始的么？

「當時張經理要求我們，要做到『四個通』。」徐文淵後來回憶，「思想要通，家庭要通，本人要通，朋友要通。要『四通』……」

「四通」中，最困難的是家庭這一關。徐文淵記得，一名條件很好的楊姓男青年，因為父母堅決反對、「怕孩子學壞」，而不得不放棄了。即使是最終入選的那些成員，也無一例外地面對著巨大的家庭阻力：年僅19歲、剛剛參加工作兩個月的柴瑾，長期不敢向母親吐露真相；思想開放、敢想敢做、被稱為「性格演員」的徐萍，乾脆向所有家庭成員封鎖了消息……

整整八個月以後，時裝表演隊終於組建完畢了。這一年秋天，在一處清理出來的庫房裡，表演隊首批成員開始了自己的訓練。他們中，包括了七個小夥子以及十二位姑娘。

觀念之爭

「第一節課，就遇到了阻力……」時為上海戲劇學院形體教師、兼任表演隊教練的任小蓮後來回憶：「我要求演員們脫掉外面的衣服，就穿一個毛衣。怎麼也不肯脫，連外衣也不肯脫。……」

在徐文淵的反覆勸說下，徐萍才帶頭脫掉了外衣。

脫掉外衣，即使在當時也屬正常之舉。因此，這樣的僵局，折射了演員們忐忑而矛盾的心態。在此之前，儘管性格各異，她們和同齡人有著同樣的道路：童年入隊、少年入團、青年入黨或爭取入黨；紅領巾、團徽以及工裝，構成了幾代人身份與命運的標識。在這個清一色的世界，她們因此正常、順當而安全；而在此之後，一切都將變得不可預測。她們要面對風言風語、指指點點；她們或許會成為許多人眼中的「壞女人」，乃至丟掉自己的飯碗、失去自己在這灰色世界的所有安身立命之所……

後來的事實表明，她們的顧慮並非多餘。

不過幾天時間，議論聲就多起來了。表演隊隊員史鳳梅記得，當時同事們經常在背後非議，「他們覺得，蠻好的一個小姑娘，蠻好的一個小姑娘，穿這種衣服，然後做模特，肯定要變壞的」；而柴瑾的體會更加恐怖：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一個小混混毛手毛腳地說要和她談朋友。

如果說，這一切還能忍受的話，那麼，似乎陰晴不定的氣候，則幾乎把表演隊逼上了絕路。短短半年多時間，表演隊兩次遭遇解散。

「半年多時間，我們搬家（排練場地）搬了有九次。……」徐文淵說：「最後一次，考慮到演員已經三上三下了，再叫他們回去的話，說實話，廠里也不歡迎。……我就打了報告，要成立專業時裝表演隊，解決這些困難。」

報告遞交了，在第九個排練場，表演隊開始了似乎遙遙無期的等待。直到今天，談起那個狹窄潮濕的排練場，柴瑾依舊不堪回首：「那個倉庫，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沒有地方落腳。後來那些男同志把東西堆高的堆高，整理的整理，整理出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很小的，沒有辦法排練。……我們進去的時候，正好是六月份，霉雨季節，裡面空氣很潮濕，蚊子、臭蟲也很多，坐在那裡，半天下來身上咬的都是包……」

就在這麼一處倉庫，表演隊從夏天捱到了初冬。1980年11月19日，當徐文淵興沖沖地走進倉庫，說他們已成為專業時裝演員時，這些疲憊已極的青年「連笑出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兩個多月後，1981年2月9日，在上海友誼劇場，表演隊舉行了成立以來的第一場公開演出。此時，距離皮爾·卡丹的訪華首演，已經將近兩年。

演出

與皮爾·卡丹的首演一樣，這場演出異常低調。沒有任何報刊發布這個消息，走過劇場門口的大多數上海市民，也懵懂、茫然于海報上的「時裝表演」字樣。直到開場鈴響，場內還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半觀眾。

開場鈴響前後，又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這一天，徐萍的演出服裝中，包括一件露肩膀、拖飄帶的黑禮服。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徐萍的父母聽說了這個消息，他們立即趕到後台，阻止徐萍登場。

反對的理由，依然是「會學壞」、「以後沒法做人」。徐文淵、任小蓮等人反覆勸說，也無法打消他們的顧慮。無可奈何之下，徐萍只好將那根長飄帶纏在手臂上，以遮住胳膊。值得一提的是，這根飄帶正是禮服的「詩眼」，這麼一來，作品的個性蕩然無存。

這個意外事件讓徐文淵心情鬱悶。而70分鐘演出結束、全體演員謝幕時，他的心情更不好受，「沒有掌聲，台下鴉雀無聲。我想，演砸了」。

「突然，嘩啦一下，掌聲起來了……」任小蓮說，「先是紡織學院的那些學生，接著是全場。那些學生真熱情啊，一排一排地全站起來了……」

如雷的掌聲，似乎平復了過去兩年的辛酸。其實，僅僅從觀眾的構成，就可以覺察出這兩年的社會變遷：如果說，皮爾·卡丹的首演，以精英階層為主要觀眾，而上海演出包括了一些普通設計師的話，那麼，來自紡織學院、服裝學院的學生，則成為這個晚上的又一個主體。他們有的經歷過上山下鄉，已為人夫人父；有的剛剛從中學考入大學，目光單純明亮。毫無疑問，這個夜晚的印記，將久久地影響他們未來的職業生涯。

就從這裡開始，演出一場接著一場，掌聲此起彼伏地響起。表演隊頻頻出現於各類時裝博覽會、訂貨會，上海、蘇州、廣東……徐文淵記得，有一次，供銷部積壓了許多面料，「我們就到倉庫裡頭去，挑選了不少的品種，然後就發動我們模特兒，每個人設計四張畫稿。……就是我們設計的這些很普通的服裝，普通的面料，就表演了十三場。……經銷商看了以後，全都訂了，倉庫裡頭積壓的六十萬元面料，全都出空了……」

更讓人興奮的，則是同事、親友的態度轉變。二十多年以後，柴瑾仍掩飾不住臉上的驕傲：「……（同事們說）柴瑾，你們真厲害，穿什麼就賣什麼，穿什麼，什麼就賣得快。」

隨即，1983年春天的一場演出，更讓他們永生難忘。

北京之行

這一年4月，五省市服裝鞋帽展銷會在北京舉行，表演隊因此前往北京。一開始，北京之行略顯辛酸、苦澀。

「第一次去，住在地下室，很潮濕。反正居住的條件……」徐文淵後來回憶，「姑娘們都是南方人，到北京以後，伙食也不習慣。好多人生病了，那一次，六七個人生病，而且是高燒……」

直到此時，她們的工資還不過45元，每場演出的津貼也僅為1.5元。讓徐文淵異常感動的是，即使高燒不退，她們仍然堅持演出。而在此期間，一封觀眾來信讓她們無比欣慰：「你們精湛的表演使我陶醉……對於首都觀眾來說，我們享受的不僅是服裝藝術的春天，還有文藝的春天，祖國的春天。」

或許，這種春意也升騰進了中南海？這一天，演員們都在舞台下休息的時候，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打來了一個電話，邀請她們進中南海表演一場。

「接到這個消息，大家高興得不得了，那是非常非常的激動……」徐文淵後來說：「我們來北京演出是第一次，進中南海表演，五千年來也是第一次。……說著說著，緊張了起來，會不會出洋相？」

進中南海表演的時間，是4月29日。沒有任何當事人披露過這次演出的詳情，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幾天後，《人民日報》就以《新穎的時裝、精彩的表演》為標題，發表了評論文章。一時之間，全世界主要媒體紛紛轉載、評述。

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後，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不僅穿上了一套西裝，他並且在眾目睽睽下撩開了衣服的左襟，告訴眾多記者，這件西裝是「中國製造」。

6月2日，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的郝建秀，寫信給輕工業部部長楊波，「應提倡穿西裝、兩用衫、裙子、旗袍」……

又一些日子以後，路透社彷彿一語道破天機地驚呼：原來，「在中國，服裝也是政治」。

彩色的中國

路透社的這個說法，儘管準確，到底有失偏頗。固然，戰國時期的「胡服騎射」、魏晉時代的「衣冠南渡」、清朝初年的發冠苛政，乃至康有為在變法前夕的鼓吹西裝……所有這些過往事例，都反映了服裝與政治的關聯；然而，西方也不例外，從基督教崛起後修道士的著裝，到貴族時代沒落後假髮的消亡。事實上，西裝正是現當代西方政治與生活方式的濃縮象徵。

幾十年前的羅伯特·吉蘭，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六億螞蟻》中寫道：「藍螞蟻，這一比喻所表現的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所蘊涵的意義，遠比人們可以想到的要深遠」。他試圖訴說的，事實上是這個國家的整齊劃一、漸漸軍事化。但他忽略了一點：這個國家曾經多少次地變換衣冠，然而精神的核心，卻似乎沒有變化過。

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曾經回顧，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家人曾經談論該給他的遺體穿上中山裝還是西裝。最後的結果是西裝。因為，「西裝代表著改革」。

於是，在那個時代。西裝象徵了回歸，也象徵了開放。

本文選自《國家歷史》2008年1月上旬刊

本文責編：糖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