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治太成功，以至影響明末中國的走向？

馮翊按|

清朝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幾乎很少有人會否認，它是具備多族群、多語言等多元特徵的國家。至於它是否帝國、佔據統治地位的滿洲如何看待自身與其他族群特別是漢人的關係，則爭議不斷。

以下文章摘自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蓋博堅（Prof. R. Kent Guy）於2011年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所做的主題演講。蓋博堅從「做為失敗王朝的清朝」「做為近代早期國家的清朝」「新清史」以及「新清史以後的清史」四個方面，對「清朝是什麼樣的政權」的問題做出了解答，他認為，清朝在調適傳統中國的統治形式以應付近代早期帝國需求是如此地成功，反而危急了它在十九世紀的存續。若清朝統治者沒有那麼成功，明朝末年那些明顯的現代主義成分，可能會將中國帶往極不同的方向。

文章轉自台灣中央研究院明清史研究通訊官方網站，由於篇幅較長，特分為兩篇發布，茲為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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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蓋博堅教授

作者 | 蓋博堅（Prof. R. Kent Guy），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

新清史以後的清史

哪一種研究能夠建置清史？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後帝國清史的未來呢？歷史學家並非是被訓練來預測未來的，而這樣做必然是冒著相當大的風險。然而，根據過去三十年研究史的回顧，有幾個重點必須被強調：首先，未來任何一個有關清朝的觀點都必須認知到其是一個帝國。然而，清朝是一個什麼樣的帝國呢？世界史中可以見到很多其他統治多族群與多語言人口的政體，他們除了廣泛輪廓的相似外，其餘所有部分都是一樣的嗎？我們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新的版本的清帝國圖像，能將其與如同漢朝和羅馬這樣的古帝國，或者近代的大英帝國（或者美國，如果你願意的話）等區別開來？其次，任何我們所推演出來的清朝圖像，都必須能夠同時描繪其在十八世紀的強盛與在十九世紀的衰弱。我們必須學著以一種不違背十九世紀史實的方式來解釋清朝在十八世紀的勝利。相對於陳述：「手術是成功的，但病人死了」，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新的診斷。對我來說，關鍵似乎就在於我們必須謹慎地釐清清朝從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的演變。最近有幾本書開始處理這個議題，而我認為這是現階段清史最具生產力的方向。其三，我們必須把活生生的人放回清史研究領域，並且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社會與制度脈絡以詮釋我們所閱讀的文獻。我們必須趨近真實的人們，不是因為他們合於某些不管是來自意識型態或社會學的典範，而是因為他們在帝國的生命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這是一個漫長的工作進程，確實可以讓我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忙碌不已。現在回到我起初的提問，因這一議題的部分解答，仍然由清究竟是甚麼政權，或者清是個怎樣的帝國來決定。在為清朝尋找適當比較模式時，也許最合乎邏輯且安全的方法是尋找與清朝有類似的疆域範圍、且大約同時期存在的帝國，如鄂圖曼帝國（名副其實地跨越明清）、俄羅斯帝國、還有歐洲的哈布斯堡帝國。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可以至少提供我一個比較基礎的起點，那就是牛津大學 J.H. Elliott（與哈佛大學的 Mark Elliott〔歐立德〕教授並無關係）所寫的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複合君主制的歐洲）。Elliott 教授是研究哈布斯堡帝國的學者，特別是西班牙史的專家。他所處理的區域顯然與我們所觀察的地方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傳統，但他對於帝國的反思，對於我們考慮自己的研究進程也許提供一些有趣的思考角度。Elliott 所謂的「複合君主制」意指由不同方式取得、在不同情境下之多重疆域，因此需要不同方式管理所組成的君主統治體。這的確可以應用到清帝國統治下的領土：西藏正是在與蒙古和中國西南不同的背景下成為清朝的一部份。如同我在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清代的督撫及其行省）中所指出的，中國還有很多地域在多多少少不同的情境下成為清朝的一部份。儘管我們常方便地以滿洲征服北京的 1644 年作為清帝國的開始，但清朝花了數個世代才取得所謂「中國本土」的全部，這個過程反映在許多不同的制度安排上。

Elliott 的論點是治理「複合領域」給帝國政體帶來了其他政體所未面臨的侷限性。一方面，軍事武力是帝國維繫地方時所扮演的要角，如同他所指出的，「若要有效地控制新占的領土，某種程度上的整合對君主而言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維持領地的軍隊不僅十分昂貴且不受歡迎，還有可能對「王室亟待達成的一些整合政策產生不利的影響」（頁 55）。這對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的區域性帝國來說是重要的議題，這些帝國部分奠基於滿族、俄羅斯和鄂圖曼土耳其相對於鄰國來說軍事上的優勢，其儘管使得他們得以順利征服，但卻不必然能夠成功地治理其周圍的不同民族。有關維持佔領地軍隊的軍費問題，可由順治時期一位官員的說法明確地表達：「一歲之入不足衡一歲所出。」

清代山東巡撫阿爾泰奏摺

按照 Elliott 的看法，其解決方案將是「創立新的制度性機構以作為該地區最高層級的統治單位，並通過恩庇體制的建立來贏得並保持原有的行政與政治菁英的忠誠。」Elliott 在這裡意指成立地方總督，以及君主個人對帝國領地的巡行活動。清朝的許多創新的確來自於這個傳統。理藩院的成立展示了一個全新的中央機構，而其促進了清廷對其征服地域的統治。康熙和乾隆藉南巡於一些容易到達或有問題的帝國領域以宣示王權的作為，也很類似哈布斯堡君主的統治模式。而在其他的案例上，也顯示傳統機構被適度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關於這點，中國人對於所謂信而可征的長期連續性的強調，可能阻礙我們評估清代創新的程度與其速度。科舉體制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政府的恩庇體制，試圖藉以贏取並保有傳統政治與行政菁英對於政府的忠誠。這並不是清代開始出現的新穎作法，但其中卻存有空間值得進行更仔細的檢視：這些科舉中試者如何代表傳統菁英，特別是在康熙朝？也許值得注意的是：科舉制度並非只是單純的官僚選任機制，他們同時也是決定在一整代的菁英成員中，哪些人可以擔任政府公職以及哪些人可以維持家運昌隆的設計。

巡撫和總督是否也是清廷努力控制邊陲地區與菁英的一環？我在最近的專書《清代的督撫及其行省》就指出他們確實是清代政治裝置中很關鍵的一環，這個裝置確保了我們稱作「盛清」的長期和平、政治穩定以及商業上的繁榮。隨著持續的反思與閱讀，我懷疑上述的論述也許讓我過度強調了「混亂的明」與「規序的清」之間的差異，反映了清代官方文獻的偏見。但我仍相信清代督撫的固定地位以及他們職權中的具體分際，乃至他們在功能和責任上的清楚配置，使得明代的督撫與清代的督撫的確不同。我也相信各種類型的清代督撫為了完成他們的不同責任，必須要有能力滿足各種不同地方菁英的需要。當然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之間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因為那將危害到清是一個大一統帝國的氛圍。然而，部分督撫職位的確是為戍守邊地而設置，而其他的職位則多是為了符合地方菁英的需要而設置。

但或許更有意思的問題是：清代督撫與明代督撫的差異，到底是因為滿人統治才採取的特殊舉措？還是伴隨著清帝國擴張因應而生的結果？這是個困難的問題，我無法提供簡單的答案。實際上，與清朝同時期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以及哈布斯堡帝國也都設有省級官員，雖然各帝國的官制會因本土需求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俄羅斯的省級官員比中國督撫具備更多的軍事背景；相對於清朝督撫，哈布斯堡帝國的總督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更大，；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督撫則需要以地方稅收來維持私人的軍隊。儘管有所不同，十七世紀的帝國，不論君主的信仰、政治哲學或族群背景為何，都設有督撫官職。正因為這些近代早期帝國的政務需求，才會有省級官職的設置。

乾隆帝南巡

基於我目前研究的一個小心得，我可以提供一點反思。明、清兩代省級機構的一個差異，就是清朝廢掉「巡按」一職。清代歷史中，巡按的缺席並非小事，根據諸多觀察，清代省級地方自治及缺乏對其活動的監督，正是促成地方腐化的主因，此也是十八世紀（若不是十七世紀）清代政治的重要現象。至於廢除巡按一事，它確實發生在滿洲統治中國的初期，即 1661 年鰲拜輔政期間。廢除的動機可能不僅因為巡按腐敗的問題，也可能因為巡按會幹涉到做為滿人統治代表的督撫權責。因此，有人可能會主張巡按的廢除是因滿人主政才採取的新政策。然而，當時的文獻顯示，對於巡按的抱怨漢籍官員和滿籍官員一樣多。再者，漢官魏裔介建議，將巡按的職權分散到其他的漢籍官員身上，使督撫免於受到過度監視。此外，當1669康熙親政之後，許多輔政時期的變革都再度被更改回復原貌，但是並未重置巡按一職。所以，廢除巡按一事到底是滿人統治的的特殊手段？抑或是帝國增長過程中必要的舉措？我想鰲拜等輔政大臣主導了廢除巡按一事，甚或在這項命令背後施壓；但他們並不能製造出讓此項變革充分必要的環境。這只是一個小例子，但我相信它提醒我們在討論清朝政權時，應更小心對待有關清朝革新舉措的史料與時間問題。

Elliott 注意到許多複合性帝國之所以能長期延續原因之一，是「由於帝國中央的善意忽略，地方菁英得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以致於他們沒有迫切挑戰現狀的必要……帝國君權是建立在王室與不同省分之間的相互協議……賦予這些複合聯盟一定的穩定性與彈性。」這個看法至少符合我對清朝的認知。從三藩之亂結束到十九世紀之間，很少菁英挺身反對清朝的統治。而如果孔復禮和其他學者正確的話，正是君主與省級菁英之間具彈性的協議讓清朝得以渡過太平天國的難關。不過，我認為這些菁英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權力的一群地方官員。他們的角色如何被視為是在領導一個「善意忽略地方菁英自治權力」的政權呢？關於此，當然還有許多可以也應該研究的課題；不過，我認為此與督撫是一種在相對不干預的傳統下，被賦予權力、可以積極任事的官職有關。《清史稿》以「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覈羣吏」來描述督撫的角色。這很難說是強烈干預主義下的官職，因為無論對於管理、政治革新、立法或稅收分配而言，都沒有制裁權。在這樣的傳統下，清朝的督撫以各種程序、複雜而幹練地，盡其所能做好他們的工作，他們是稱職而有效率的管理者。但是，在一個倚賴地方菁英以維持現狀的帝國中，他們最終是追求穩定的技術官僚。

就此而言，他們與同時期的西班牙督撫、鄂圖曼省長並沒有太大不同；他們都是己身所處政治體系下的產物，而這種體系在十九世紀面臨相當大的壓力。如今看來，無論一個近代早期帝國在建立督撫職位、賦予權力以及任命督撫等曾經如何地成功，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都很難維持。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與清朝在短短几年內皆相繼垮台。Elliott 舉出了幾點近代早期帝國共有並導致其衰落的現象。第一，他指出近代早期複合君主制政體與用血鐵打造的現代帝國之間有許多齟齬。海外殖民鼓舞人從支配與臣屬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最終導致對於複合式帝國觀念的排拒。第二，如他所言，「戰爭和經濟不景氣似乎強化了中央集權。資源需要被動員，經濟活動需要被引導，而皇室的收入需要增加以滿足國防預算。」（頁 63）第三，他觀察到近代民族主義讓帝國內部的群眾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認識自我，這種意識比起過去幾十年的王室法令和官僚作為，提供了更多想要創建一個統一民族的驅動力。

這裡不需要，也沒有時間重述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但似乎清楚的是，清朝所面臨的危險，與 Elliott 觀點下其他近代早期複合帝國所面臨的危險幾乎是如出一轍。英國的到來向中國展現了一個新的、現代帝國風貌與問題：戰爭的需求、國家財富與權力的必要性，以及清朝統治下人民持續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國確實展現了 Elliott 所指出的各種挑戰。這告訴我們，十九世紀末，與其說是一個特定政權的式微，不如說是曾經相當適合於十七、十八世紀，但已不適合十九世紀的某種型態之政權或說政府模式的式微。實際上，我們可以反過來說：或許正因為清朝在調適傳統中國的統治形式以應付近代早期帝國需求是如此地成功，反而危急了它在十九世紀的存續。若清朝統治者沒有那麼成功，明朝末年那些明顯的現代主義成分，可能會將中國帶往極不同的方向。

這一切可能推論得太遠了，然而我認為其可能性值得我們思考。我並不認為，當我們不再視清朝為一失敗王朝、近代早期國家或者帝國之後，我們現在就必需將所有的研究方向都環繞在清朝究竟是不是一個複合帝國上來提問。但我認為，我們想像中的清朝為何將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其歷史。我在這裡所提到的比較史，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有趣的新方向。任何學習比較史的學生都應明白，這項技藝正在走下坡。歷史上不同國家間的許多明顯相似，經常只是表相，相似的表相之下隱埋著許多不同的事實。而在這後現代的時代，以普世的現代性為前提進行比較的歷史學已不再可能。是否所有同時代的國家都被認為共享不變的特徵，或者所有低度開發社會都將有類似的進展，如今已不太清楚。但日益清楚的是，對於現代生活的預設需要被解構，而且是依據更廣泛的資源來解構，而非依據一個簡單的政治或社會論述來加以推演。比較若要進行的話，必須是非普世性的、建議性的，而非定論性的，且是用以輔助建立論述，而非構成論述自身。以目前來說，假若更多的比較，可以吸引浸淫於其中的人們或討論其傳統的學者們，注意到他們過去所忽視的重要成分，那麼這些比較或許就是有用的。清史研究的未來勢必將由年輕學人們的勤奮與創造力來驅動，而非操於老將之手；新的研究方向勢將到來，不應將限制加諸青年學者身上。如果以上這些以英文而非中文表達的閑談式反思能夠對青年歷史學者有所助益，那麼我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