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兵 19 歲時經歷了二戰，現在他打算髮起戰後訴訟

作者簡介：

小熊英二（Eiji Oguma），知名日本社會學者。 1962 年生於東京， 1988 年於東京大學農學部，畢業後進入岩波書店工作。後進入東京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就讀，獲博士學位。現為應慶義孰大學總和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 1996 年以《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獲得三得利學藝賞； 2003年以《「民主」與「愛國」》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 2015 年《活著回來的男人》獲得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小熊英二執導的 311 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已於 2015 年公開上映。

譯者簡介：

黃耀進，台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碩士畢業，曾任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荒木陽子、荒木經惟著《東京日和》、飯澤耕太郎著《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米山勇著《一日百年，東京建築時空之旅：搭 JR 走訪舊時代》等書。

書籍摘錄：

導讀：一個普通人的常識（節選）

吳雄根，我試著在網上搜索這個名字，除了「百度百科」錄有他的履歷，剩下的訊息幾乎全部都和《活著回來的男人》這本書有關。我看不見有任何中文媒體採訪過他，也看不見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網民討論過他的事迹，如果只有在互聯網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話，那麼吳雄根就是一個差一點便不存在過的人了。這也難怪，這位朝鮮族、中國籍，又有過一個日本名字「吳橋秀剛」的老人，生在當年的偽滿洲國，又在日本東京念過書，一九四五年的時候還被強征入伍「關東軍」第 515 部隊，戰後又為蘇聯紅軍俘至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戰俘營勞役，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被送回已經變了天的中國。

這樣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經歷不夠美好，更是因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廣為流行的主流論述都很難恰到好處地容下他的一生。從戰後的政治運動角度來看，他是個問題相當嚴重的人，不只留學過日本，而且當過「偽軍」，或許這是他那代東北朝鮮族人常常遭逢的命運；但是革命面前，沒有身不由己這回事的，所以戰後他肯定還是要被判定為一個漢奸。雖然他早在蘇聯做俘虜的時候就已經心向共產主義，一回來就獻身革命建設新中國，可中蘇交惡之後，像他這種在蘇聯待過的人則又有了替蘇聯當間諜的可能，必須反覆檢查交代好好監視。當然他是個受害者，他不是自願跑去蘇聯，不是自願加入關東軍，更不是自願生為「滿洲國」國民。可是這種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夠純粹乾淨，不像那些被戰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電影電視劇的凄涼角色，因為他畢竟在敵人那邊待過，黑白不夠分明。假如他生來就是個日本人，戰後就應該和其他仍然生還的西伯利亞日本戰俘一樣，最後會被蘇聯遣送回美軍佔領的日本，於是又會惹起另一種疑慮，怕他其實是遭到洗腦改造特地歸日潛伏運動的「赤化分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過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尋求正義，討一個說法，至少讓他這輩子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個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話，他該向何處尋覓？

於是一九九六年，吳雄根到了日本，訴訟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這該是個大新聞，可是很奇怪，不僅保守的日本媒體少有報道，今日回看，當時便連中國媒體似乎都無人關注這個消息。比起九十年代開始大量湧現的「慰安婦」索賠事件，其實來自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原日本軍人申訴數目更多，只不過這些人的訴求會使得熱血簡單的國族主義尷尬，不像「慰安婦」那麼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對待，當他們不存在似的。

吳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終失敗。日本建制的說法是很簡單的，它不只不賠償這幾十萬當年被它強征入伍的外國人，甚至也不賠償土生土長的日本兵，理由一貫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作者、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解釋道：「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分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後便像掀開冰山一角，接著來自國內外的賠償要求將永無止境……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所以，無論是「慰安婦」，還是被迫從軍的日本軍人及其軍屬，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問」的方式了事。那麼它為什麼不「慰問」像吳雄根這樣的外籍士兵呢？他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難忍受之事」這種大話打發？

另一方面，處於冷戰時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且別說外籍士兵，就連「慰安婦」也不一定會受到韓國、中國台灣乃至於大陸等亞洲地區政府的支援。吳雄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虜與遺族，同時要求日本負責。可是這個團體的活動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停了下來，因為「當年十月正好是中日恢復邦交二十周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

所以，沒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沒有媒體關注的吳雄根，一個人來到日本。不過他居然找到一個日本人願意和他共同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亞洲各地對日賠償訴訟的首位日籍並列原告，這個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親，同為蘇聯戰俘營歸來者的小熊謙二。在法庭上，他說：

他（吳雄根）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他于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中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士兵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著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并朝鮮，一度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身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

雄辯滔滔，小熊謙二還在他自己撰寫的講稿里引用了前歐洲殖民帝國與納粹德國的案例，痛陳日本政府之過。這麼看來，他應該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可他卻只有初中文憑，是一家小體育用品行的老闆，用他自己的話講，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位小熊謙二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六、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吳雄根等朝鮮族原西伯利亞拘留者們，這個時期也展開了他們各自的活動。

一九九一年，俄國與韓國恢復邦交，韓國的原蘇聯俘虜們組成了「西伯利亞朔風會」。他們前往位於首爾的俄國大使館，要求發放勞動證明書。這個活動的時代背景，包括了韓俄恢復邦交帶來的冷戰結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韓國已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韓國民主化之前，對日本要求戰後賠償的聲音，都被壓制下來，原因在於韓國政府依照《日韓基本條約》已經放棄對日的賠償請求權。換言之，對日本的戰後賠償要求，在韓國政府看來，帶有某種批判政府的傾向。

韓國的太平洋戰爭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在一九九○年代的訪談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犧牲者集會中，說出『應該追究日本責任，大家前往日本領事館吧』之後，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對我們的阻礙，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八年盧泰愚總統推動民主化為止。」

不僅韓國，類似的狀況在亞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當普遍。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遺族協會會員，也證言道：「如果採取政治手段，會立刻遭逮捕下獄。他們根本不把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裡，我們對日本的要求，遭到來自國民黨的阻撓。」殘留於庫頁島的朝鮮人，在蘇聯時代被禁止參與一切政治活動，他們也陳述過，當時根本不可能發起返國或要求賠償的政治運動。

但隨著冷戰結束與亞洲各國的民主化，這些壓迫獲得解放，亞洲各地區陸續提出賠償要求。在韓國，原蘇聯俘虜們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發起運動，韓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三十五名，於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婦」，這也成為「從軍慰安婦」要求賠償的開端。

與一些人的認知有落差，事實上由所謂「從軍慰安婦」發起的賠償要求，在這個時期只佔全體的極小一部分。那些來自朝鮮與中國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們，要求與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與其他各種要求的運動，在更早期便已存在。電影導演大島渚也曾以這些人為題材，於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製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卻的皇軍》的紀錄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在日韓國人李昌錫，發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確認訴訟。對此京都地方法院於一九九八年判決，認為《恩給法》的國籍規定條例並無違憲，戰爭受害的賠償應由「立法機關裁量」為之。

對此，李則說明：「戰爭時賭命作戰……如果是日本人早就獲頒勳章了。我不要錢，只要平等對待。」但最高法院仍在二○○二年判決他敗訴。二○○三年，韓國「西伯利亞朔風會」的會員們，對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與賠償的訴訟。

如前所述，吳雄根於一九九○年五月接受了謙二的五萬日元。根據林永大的描述：「這件事情立刻在延邊的西伯利亞相關人士間傳開。為何日本政府的慰問金十萬日元只給日本人，大家都說我們也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依照林的說明，與吳雄根一樣遭拘留西伯利亞、之後返回中國的朝鮮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吳雄根為了與日本政府交涉賠償事宜，開始聯絡散居中國各處的西伯利亞返國者，並製作人員名冊。

最後終於以五位原戰俘為中心組成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由吳雄根擔任會長。根據他的調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虜本人及其遺族。他更進一步與日本的「全國拘留者賠償協議會」交涉，使協議會成為其分會之一，接著由日本向俄國政府遞交發放勞動證明的申請書，並負責收取證明書。

但該團體的活動卻在一九九二年終止。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周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

不管有怎樣的大環境背景，吳雄根等人的活動暫時停止了。根據林永大的說法，一九九五年的時點上，吳雄根對林如此說過：「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想從俄國政府拿到勞動證明書。」「如果能拿到俄國出示的勞動證明書，就能證明一個朝鮮族人確實進過西伯利亞戰俘營，可以依此為證。」而吳來訪日本，則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請吳雄根來日本的，是「要求對朝鮮與朝鮮人公開道歉賠償審判促進會」這個團體。該會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會的「在日朝鮮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會，一九二○（大正九）年來到日本，成為京都日蓮宗寺院的徒弟，並於該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國東北，從事過各種各樣的活動。

戰後，宋在中國東北遭到國民黨拘留，一九四七年才「歸國」回到日本。但隨後在日本政府剝奪國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國籍。對此，宋於一九六九年發起「日本國籍確認訴訟」。接著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務省前燒掉了自己的「外國人登錄證」，聲明自己擁有日本國籍。

之後宋輾轉日本全國各地，住在當時京都大學學生自治會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與日本的協助者結成集會組織，支援「浮島丸事件」的韓國人存活者與遺族們共同發起的「違反安全管理義務和賠償請求訴訟」。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鮮的船隻在舞鶴港海面發生爆炸並沉沒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對此事件提出訴訟，二○○三年國家承認應當負擔部分責任。

宋所屬的團體，於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請吳根雄來日。除了在九州、京都、東京等地集會發表演講，也向國會議員、政黨、總理府等處陳情。

吳陳情時，也邀請了謙二。謙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們，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過謙二對這類活動並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吳雄根寫給謙二的信件中，說明在中國推進的這些運動也不見成果，因此希望發起訴訟。但謙二則回信：「我非常能夠理解您的遺憾，但如果給您提供充滿希望的資訊或觀察，從結果來看反而是一種罪惡。」說明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對運動成果並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謙二仍與吳一同前往拜訪國會議員與總理府。根據謙二的說法：「遭到對方虛與委蛇又毫無效用的對待。我會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幫忙帶路，帶他到各個要提出訴求的地方而已。」

在這個過程中，對方委託謙二共同作為訴訟的共同原告。這個委託，也通過無償幫助吳雄根進行訴訟的律師傳達給謙二：對國家提起訴訟，要求提供損害賠償與公開道歉。

宋斗會讓人很難理解，因為在大家看來這樣的訴訟也不可能打贏。老實說收到委託時，有點不知該如何是好。不過我認為對方的說法還算正確，如果要乾的話，也不是不行。自己身為一個日本人，應該為吳先生做點什麼，帶著這種想法接受了委託。

當時完全沒想過諸如牽扯上了這種事情很麻煩或擔心周遭的眼光等問題。反正我自己生來屬於「下層的下層」，別人對我的評價、說三道四什麼的，我完全不在意。

亞洲各地區對日本發起的戰後賠償訴訟，幾乎沒有任何擁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亞戰俘問題上，有各式各樣立場的「原日本兵」同樣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戰俘團體雖然協助過韓國或中國的戰俘，但從未出現並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終於向東京地方法院遞出訴狀。「日裔日本人原俘虜」與「朝鮮裔中國人原俘虜」，在本國保守派的支援下，發起史無前例的訴訟。

題圖來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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