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正常的外交活動，竟被清政府認為是奇恥大辱

作者：唐寶民

在外交活動中，向國外派駐外交使節、代表國家行使外交權利，是一件很正常的活動，而且也是向外界宣示國家主權、展示國家形象的機會，是一舉多得的舉措。然而，這樣一個正常的外交活動，當初在清廷卻被視為「奇恥大辱」，以至於遲遲不肯向國外派駐外交使節，認為這是有辱國格及祖宗臉面的可恥行徑，不是我天朝上國應該做的事。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外交，直到1844年，才設置了管理地方外交事務的五口通商大臣；直到1861年，才成立了管理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了《天津條約》，這個條約對外交事務做出了規定：中國需與列強派外交使臣互駐。

於是，從1860年起，列強國家紛紛派駐使臣常駐北京，處理外交事務，但清廷卻遲遲不肯派使臣到其他國家去，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既然是天朝上國，就只能是「化外之邦」來朝見我，如果我派使臣到其他國家去，就是自取其辱！

那時的清廷，依然沉浸在「華夏中心論」的迷夢中，仍然認為自己位於「天下之中」，是優越的「華夏之邦」，是「天下共主」，而其他國家都是落後的「蠻、狄、夷、戎」，因此，天朝上國應該坐待萬邦來朝，豈能自降身份去他國朝見化外劣族呢？就這樣，「向他國派駐駐外使節」一事被擱置起來，遲遲不予解決。

但外國列強一再要求清廷兌現《天津條約》的規定，向外國派駐使節；而且，形勢的發展，又迫切需要中國對外派駐使節，怎麼辦呢？不派看來是不行了，派吧，又實在太有損老大帝國的尊嚴，三千餘年古國古，焉能向化外蠻夷主動上門求好？

就在兩邊為難之際，恭親王奕訢突然發現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1867年11月，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滿，在卸任前來總理衙門向奕訢辭行，奕訢忽然靈機一動：如果能請蒲安臣出任中國的外交使臣，代表中國政府出訪各國，不是既能達到外交實效，又能避免天朝上國上門向蠻夷示好的恥辱了嗎？

於是便上奏朝廷，請朝廷聘請蒲安臣為大清使節，代表大清出訪各國。朝廷接奏後，也認為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既不失中國國體威嚴，又能解決實際問題，於國格無損，便欣然同意。於是，1868年2月25日，由美國人蒲安臣任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代表團從上海啟程，開始了對各國的訪問。這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化的外交出訪團，滑稽的是，團長竟然是個外國人！

蒲安臣代表團相繼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並於1870年2月2日到達俄羅斯聖彼得堡。縱觀蒲安臣一行的所作所為，應該承認，蒲安臣雖然是外國人，但卻是一個盡職盡責高度敬業的外交官，在與各國交涉中，都是站在中國立場，從中方利益出發，儘可能地為中國爭取權利。

雖然他是美國人，但在美國期間，也仍然代表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交涉，全力促成了《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的簽訂，這是一個對等條約，要求美國尊重中國主權的完整；對中國發展持不干涉政策；並要求美國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中國公民赴美勞務、經商等方面予以保護。

在俄羅斯期間，由於過度操勞，加上氣候寒冷，蒲安臣一病不起，被診斷為肺炎。在病中，他依然關注中俄邊界問題，依然不忘為中國外交事業努力。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醫治無效在俄羅斯病故，消息傳到北京，清廷深表痛惜，「著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蒲安臣作為清廷第一個外交使節，做到了恪盡職守、不辱使命，任務完成得很出色。但不管怎麼說，堂堂中華大國，竟然用一個外國人做外交使節，想來總是一件滑稽的事。

蒲安臣的去世，使清廷的外交事業再度中斷。直到1875年，「馬嘉理案」發生後，清廷迫於英國方面的壓力，需派一個外交官代表清政府到英國道歉，這才不得不重新考慮派外交官出使英國事宜。清廷經反覆考慮，認為只有熟悉洋務的大臣郭嵩燾能擔此重任，便命令郭嵩燾去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國大使長駐英國。

消息傳開後，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傳統士大夫的觀念中，華夏文明光芒四射，引得「萬方來朝」，蠻夷藩屬只能派貢使到天朝來朝拜，豈有我堂堂大清向化外之邦派駐使臣之理？這實在是有辱名節、國格的奇恥大辱！

因此，朝堂上下罵聲一片，對郭嵩燾冷嘲熱諷：「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風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還有人認為到國外當使節就是「事鬼」，與漢奸無異，就此編了一副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一片責罵聲中，郭嵩燾頂著強大壓力登上了開往英國的輪船。為了幫助國人開眼界，郭嵩燾一路走著，一路把沿途見聞寫成《使西紀行》，寄回總署，以期幫助夜郎自大的國人了解飛速發展的外部世界。

《使西紀行》對各國地理位置、風土人情、議會制度等都進行了介紹，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可是，此書在國內刊行後，卻再次遭到痛罵，指責郭嵩燾「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一致呼籲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不要讓他在外國丟咱們老祖宗的臉了！

好在清廷沒有將他召回，郭嵩燾得已抵達英國赴任。保守派不放心讓郭嵩燾一個人在英國，便安排了一個叫劉錫鴻的人做他的副手，實質上就是負責監視他的。這個劉錫鴻，雖然人已到國外，但花崗岩腦袋砸碎了也不肯開竅。郭嵩燾在外交事務中很正常的一些言行，在他看來就是大逆不道之舉。

有一回，郭嵩燾參觀炮台，天氣忽然下起了雨，陪同的英國官員便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燾身上。這個很友好的動作，在劉錫鴻眼中就有問題了，認為郭嵩燾沒有氣節，竟然穿洋人的大衣，「即令凍死，亦當不披」。

還有一回，郭嵩燾參加巴西使館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全體人員起立歡迎，郭嵩燾也起立，但劉錫鴻卻認為此舉有失國體，「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

就這樣，劉錫鴻不斷地向朝廷打郭嵩燾的小報告，漸漸地，清廷也認為郭嵩燾在英國的言行「有辱國體」，便於1878年8月下令將郭嵩燾和劉錫鴻一同召回，剛剛打開的外交局面，又再次中斷了。

通過對中國近代外交事業發展的曲折歷程的了解，我們能夠強烈感受到大清臣民妄自尊大的夜郎心態是何等嚴重！如果說在鴉片戰爭以前有這種心態可以原諒的話，那麼在1840年之後，英帝國主義已經用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化外之邦遠比我們強大，而我們還保持天朝上國的高等民族心態，就太不可救藥了。

在我們依然妄自尊大的時代，世界發生了哪些變化呢？1493年，哥倫布發現了美州新大陸；1522年，麥哲倫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人類大航海時代拉開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即將開始對世界進行殖民征服。1776年，瓦特製造出了第一台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一個嶄新的工業時代即將到來。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這個落後的島國從此走上強國之路，脫亞入歐，並於1894年將清政府打敗……

在外部世界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肯醒來，還張口閉口「我大清」，在那裡孤芳自賞、自鳴得意，這種心態，焉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