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了·引言（1）滿漢之間種族異見加深，清末滿人地位一落千丈

趙烈文在討論清朝統治問題時，曾指出「國朝有天下太巧」。異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敏感點，不管雍正聲嘶力竭地印行《大義覺迷錄》也好，康乾盛世中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也罷，江寧蘇杭織造的間諜手段，旗兵分駐各省會的制度，都擋不住這個問題的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曆1867年7月21日晚，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有一場著名的對話。曾文正公像個時評節目主持人似的，在闡述了「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的景象後，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的應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趙烈文

歷史回顧總是「倒放電影」，趙烈文的預言在今日看來，準確無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問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無人相信，二百餘年的大清基業，會在一百二十日內，土崩瓦解。大家總覺得這個政權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統三年也似乎並不比宣統二年異樣，何以就會如露如電，轉瞬即空？

趙烈文在討論清朝統治問題時，曾指出「國朝有天下太巧」。異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敏感點，不管雍正聲嘶力竭地印行《大義覺迷錄》也好，康乾盛世中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也罷，江寧蘇杭織造的間諜手段，旗兵分駐各省會的制度，都擋不住這個問題的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大義覺迷錄》

太平天國打的也是這面旗號，被曾國藩用「文化」這件法寶敵住了。然而平定洪楊之亂，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國自身的失德乖張，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滿漢之間的種族異見。尤其同治之後，許多「祖制」被打破，漢人秉政之勢越來越強，曾、左、李、張縱無異志，朝廷卻不能不防微杜漸。

從大環境來說，清末種族主義的提出、排滿主張的興起，絕非清初「反清復明」的翻版，二百年了，當初的殺戮已成傳說，反不如「長毛之亂」的血腥記憶來得分明。革命黨人重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為了激勵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種投射，一絲共鳴，真實的衝擊還是來自當下的危機，是孫中山強調的「外邦逼之」與「異種殘之」並置的殘酷現實，正如共進會在武昌新軍中散發的傳單所說：

「如今朝政紊亂，奉承洋人，經常割地賠款，老百姓跟洋人鬧起事來，不但不給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倒替洋人殺老百姓出氣。滿人只顧請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漢人的死活。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他拿去送給洋人也好留條生路。所以我們革命，一來要替祖宗報仇，二來要早點準備，把全國的會黨合起來。」

「替祖宗報仇」云云，不過是引子，關鍵是「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既然滿族對中國的統治沒有合法性，那麼朝廷對中國利權的出讓便不僅僅是「失道」的問題，而變成了滿族夥同洋人來掠奪漢族的生命財產。通過這種敘事的轉換，反抗滿族政權從「內爭」變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當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過，即使在革命黨人中，反對排滿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這位在東京留學時與滿人軍事精英良弼結為好友的同盟會員，雖然一心革命，卻強烈反對排滿，他認為滿族腐化已久，不足為慮，但滿蒙素為盟友，如果聯手與漢族相抗，漢族必敗，更給外人以可乘之機。吳祿貞認為革命之敵，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凱，革命黨將與袁世凱有「十年戰爭」——這也是一條比較準確的預言。

吳祿貞

辛亥革命中，較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無不強調「滿漢一視同仁」，就連鼓吹排滿最力的章太炎，也贊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此亦可見排滿之說，實為排外之借口，中國社會在無力與西方開戰的情形下，借內部民族紛爭來謀求突圍，也是一條捷徑。只是民國政府也未見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後話。而滿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戰爭的最明顯效應，甚至滿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羅常培，長久不敢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照趙烈文的說法，也是滿清二百年統治的果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