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背後的地緣博弈

文史 01-24

繼續中國地緣政治系列，仍然聚焦四川盆地。這個系列的前四篇鏈接如下：

中國地緣政治的特點究竟是什麼？

中國地緣政治的優點究竟在哪裡？

黃河流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有多重要？

京杭大運河的地緣政治意義究竟有多大？

從地緣政治角度讀懂三國故事

坐觀君

（ID:china_2049）

上回分享到哪兒了？

上次是從地緣角度講述了三國故事，最後的內容是

宋人蘇洵對諸葛亮的評價：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接下來看今天的內容。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長征那段歷史。關於長征那段歷史，坐觀君此前也分享過精彩好文，點擊閱讀：

究竟為什麼要長征？

長征究竟留下哪些啟示？

作者：張文木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ID:china_2049）

毛澤東在讀蘇洵的上述分析時進一步補充道：「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其實，兩分兵力也是在關羽失去荊州、進而上庸並由此造成漢中與荊州聯繫缺環後不得已的事。不駐重兵於漢中，誰能保證不會重蹈商紂王因用力東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虛顛覆的復轍。

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說的「千里之遙」這四個字，正是由於諸葛亮立都於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至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出現的戰略缺環。

蔣介石

大概注意到這一教訓。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被迫遷入四川，這樣關內已事實上出現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線陝北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二是遷入四川的領導全國抗戰的國民政府，三是盤踞日佔區的汪精衛傀儡政權。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

蔣介石進入四川後選擇接近荊州的重慶而不是像諸葛亮選擇川西的成都為陪都，此舉使蔣介石比較容易對進入中原的咽喉長江三峽的牢牢控制，並為他在全國抗戰的勝利後迅速東出進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大概毛澤東在早年閱讀三國史時也注意到這一教訓，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堅決反對張國燾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張北上接近中原的陝甘地區。也是出於同樣的地緣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國的當天，重慶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轄市；1964年毛澤東更是提出「三線建設」，其中將重慶而不是成都做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說，若從中國大歷史比如

五胡十六國

時佔據成都的成國、

五代十國

時的前後蜀政權，再說開一些還有清朝盤踞西南的「平西王」吳三桂等經驗看，當時即使諸葛集中用兵一處，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內上述易守難攻和難進難出的地緣政治特點也使蜀國難以實現統一全國的目標。

中國歷史上多有從北面和東面進入西南而鮮見由西南東出或北上一統中國的案例。進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統一殘局的新朝的話——多是從東或北進入西南的敗旅，

如三國中的劉備、唐安史之亂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以及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四川和解放戰爭後期又以大西南為「大後方」的蔣介石等。

在同一規律作用下，歷史呈現出的故事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935年，在蔣介石追趕下，共產黨從四川進入陝北，這暗合諸葛亮《隆中對》說的「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的設計；1945年，蔣介石又從重慶東出三峽，這暗合了諸葛亮同文中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設計。結果是由重慶東出的蔣介石國民黨收復了長江中下游地區，而由陝北高原出來的共產黨來到西柏坡並迅速統一天下。所有這些更是暗合了司馬遷所作的神諭式的斷言：

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誠哉斯言！

中國近現代新舊民主革命均興於東南，而蔣介石將紅軍從東南趕向西南，又從西南追至西北，這反為中國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歷史使命的隊伍並將這支隊伍送上必將「卒並天下」的道路。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並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今天回頭看，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人謀」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份。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

回顧1935年中央紅軍關於長征方向的爭論及其雙方的理由，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尤其是理解中國西南地區的地緣政治是有幫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軍四方面軍會師，這時中共中央內部關於長征路線出現分歧。

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說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北，這是張國燾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陝甘，這是毛澤東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的北進新疆的方案。

針對毛澤東北上陝甘的計劃，張國燾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們在寧羌地區時，曾考察過陝甘北部和寧夏一帶的情況。從這裡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遠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裡，易於被敵封鎖。何況黃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難甚於長江。就由於這些情況，紅四方面軍自脫離鄂豫皖以來，總是要靠向南方。

我軍若進到川陝甘北部和寧夏地區，優點是我們可以南下威脅蘭州西安潼關各線，東向可以進到山西綏遠地區，還可以問鼎中原。可是，缺點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廣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經過外蒙古策應我們，如當年對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樣，沙漠也許不足為慮了。

張國燾對北上新疆的計劃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他繼續說：

我首先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復馬仲英部的叛亂。從這個消息看，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只能暫在昆崙山阿爾泰一帶飄揚。

在對新疆方向的判斷上，為了不與中央北上方針相違背，張國燾也說：「現在我們的目的既然是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息，而蘇聯是否能通過外蒙予我們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數，那我們就不如詳細研究一下西進的計劃。也許到新疆去是上策，因為那裡能獲得蘇聯助力的成份較多，而且蔣介石的部隊也不容易開到新疆去。」

在對新疆地理形勢的優劣分析上，張國燾與毛澤東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當時也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但張國燾說這些的目的卻與毛澤東大相徑庭，毛澤東的目的是進軍陝北，而張國燾則是在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針，並由此再將部隊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帶。他在討論後又返回川康方案說：

我們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整理我們的部隊，訓練對騎馬作戰的戰術。如果我們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西進；如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後再行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所不易封鎖的。

張國燾也不是不知道中國陝甘寧地區具有「問鼎中原」的戰略價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的地緣政治特點，但由於對紅軍力量及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有利方面估計不足，或還有其他不便說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顧毛澤東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的危險，固執於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線。

張國燾的南下路線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前往懋功途中給第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電報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於「北出機動」的困難，電報說：

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

6月26日。毛澤東在懋功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張國燾提出近似劉備諸葛亮入川時的「向南」「向成都打」的方案，從戰略上分析了紅軍不能久留四川、必須北上的原因。他說：

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

7月10日，毛澤東聯名朱德、周恩來電令「四方面軍應迅速北上」，責令張國燾：「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 9月8日，毛澤東在發給張國燾《左路軍應改道北上》的電報中明確指出：

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

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里，懋功南七百餘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瀘、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裡間，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審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變遠勝西康地區。

次日（9日），張國燾即向中央表示反對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東突出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反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

4.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方糧不缺。弟（張氏謙稱——引者）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各級幹部，均言之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岸到松崗，約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戶人家，每日都有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崇有6000戶口，包穀已熟。據可靠嚮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盧均優於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壩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

5.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瓮中之鱉。

張國燾的回電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其「熟思明告」是對8日中央電報中「熟思審慮」的反唇相譏，而最後一句「決不會做瓮中之鱉」是對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張國燾南下方案用語的決絕回應。

7月10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再電張國燾：「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

現在回頭分析張國燾在其南下方案的優點與諸葛亮《隆中對》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體一致，是戰術性的，其缺點卻是戰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種假設的心理預期來掩蓋其偏安一偶、迴避靠近並待機進取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性錯誤。

這往好處說是張國燾對中國地緣政治的研究缺乏歷史感；往壞處說，就是「山頭主義」心理傾向。他曾就紅軍發展方向詢問徐向前：「去漢中行不行？」徐帥回答說：「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迴旋餘地不大，去不得的。」後來徐帥總結說：

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

最後，毛澤東北上陝甘路線的成功，也使張國燾後來理解了毛澤東北上陝甘路線的地緣政治意義，他在回憶錄中變相地承認了毛澤東方案的正確，他說：

陝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地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使然。

許多年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還在為他的「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的方案喋喋辯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國歷史，沿著這條線有幾個成功的，而從陝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敗的？鑒於毛澤東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的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可以棄南而北上，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可到20世紀60年代，面臨美蘇從南到北形成的反華威脅，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將西南做為戰略大後方的時候，其考慮的也是如何避免諸葛亮的戰略失誤，他因此主張「三線建設」，將打通西南通往全國的交通網放在優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後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恿慫新疆伊犁、塔城民族衝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夥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

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不會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虧，就是吃虧在先搞東北。那時全國來了一個抗日救亡運動，「七君子」等等，轟轟烈烈，使得我們有了一個政治上的準備。它以後才逐漸增兵華北，才搞山東、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進攻湯恩伯。武漢不是早就佔領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後，才向湖南長沙一帶進攻。一直到這時，它才懂得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後方」建設。集中投資於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彙報時用提問的形式表達了他對四川戰略位勢的地緣政治考慮。他說：

國民黨為什麼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麼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麼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

《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於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後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萬人口，四十萬平方公里幅員。為什麼劉備能在這裡立國？蔣介石退也退到重慶，為什麼？總有個道理嘛！

毛澤東在此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即如何認識中國四川繼而認識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問題。前兩個問題是，歷史上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問題。清末外患四起，川漢鐵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從西南方向考慮——如果聯想「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國聯軍入侵時慈禧逃避西安的經驗——戰略後方的建設問題。鑒於四川盆地的封閉特點，川漢鐵路方案還是消極防禦，它只是為了解決蘇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的問題，但沒有打通四川的國際聯繫，而沒有國際援助，四川的大本營地位最終難以持久。

1936年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夕，國民黨決定修建可聯接印度洋、有利於退至大西南後獲得國際援助的湘黔鐵路。毛澤東的「黃權之問」實際是對四川盆地易進不易出的交通難題的側面回答，因為黃權知道劉備對漢中道路險難程度十分了解，體諒他的難處，不會懷疑他的忠誠。毛澤東的深意是如果沒有「三線」建設，一旦外敵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黃權這樣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別姬」的。

由毛澤東提到黃權的例子還可以延伸到整個劉備西蜀政權的成敗的原因，都可歸結為交通不暢從而進易出難的困境。這一點可以說是1935年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反對張國燾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計劃，認為「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的認識在新中國國防建設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對美蘇南北兩面同時出現的壓力，毛澤東對三線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1965年，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彙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後悔無及。」

值得提及的是，在開始三線工程之初，毛澤東開展對印自衛反擊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啟戰和於瞬間，畢「七擒」於一役，毛澤東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打贏，而是要為未來的大西南根據地及即將開始的「三線建設」打出長期的和平環境。毛澤東善於吸取諸葛亮治蜀成敗經驗的本領值得我們後人認真學習。對於已失去南宋時那種得以臨海偏安的歷史條件且又沒有建立起足以拒敵以遠海的制海權的當代中國國家安全來說，毛澤東提出的「三線建設」的戰略，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具有重大價值。

在抵禦外敵入侵時，西南穩定對中國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關的戰略大後方。

坐觀君

（ID:china_2049）

：關於長江流域上的四川盆地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關於上文中的故事，結合我此前分享的長征故事一起看，別有意思。相關鏈接在前面，這裡不重複鏈接。

有關國共較量的文章，還可以在公眾號回復「國民黨」，你將會收到兩篇精彩好文。

接下來，這個系列將進入長江流域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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