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人火了！生於繁華上海城，卻與敦煌廝守五十春

樊錦詩，漢族，女，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生於上海，求學於北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自1963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已在敦煌研究院堅持工作50餘年，被譽為「敦煌女兒」。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學保護和管理。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遴選條件，文化遺產只要達到六條標準中的一條，就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它滿足第一、二、三、四、五、六全部六條標準」，它就是——敦煌莫高窟。

每一位中國人都知道敦煌，但不一定知道樊錦詩。

這個出生在繁華大城市的江南女子，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在她25歲畢業那年，千里迢迢來到了漫天黃沙的大漠深處，從此與敦煌莫高窟「廝守」長達半個多世紀。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塑，塑造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它的原型正是樊錦詩。這座雕塑見證了她從青春少女到滿頭華髮。

樊錦詩和她的「青春」 謝震霖 圖

1963年，25歲的樊錦詩從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慕敦煌石窟之名去實習，為敦煌研究院的創始者常書鴻先生所挽留，於當年9月再赴敦煌，從此紮根大漠，守護莫高窟半個多世紀。

事業與愛情在大漠綻放

大學畢業前夕，偷偷將父親寫給北大的抗議信藏了起來，背個背包就義無反顧去了敦煌的樊錦詩那時已經與彭金章談了戀愛，她答應他，去敦煌看看就回到他身邊，回到他畢業分配所在的武漢大學。

1967年，兩人結婚，樊錦詩在敦煌住土洞、吃雜糧，但「敦煌的洞太美了，每一個都美不勝收」，她離不開了，沒回；1968年，大兒子出生，一個人帶著孩子，白天去窟里做研究，孩子留在家裡，用被子堆著在床邊防摔，卻一次次掉下來。到後來孩子大一點能走路了，寧願用繩子拴著。樊錦詩就這樣磕磕絆絆的，一邊心疼兒子，一邊利用自己的考古專業，牽頭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斷代的研究工作。後來，二兒子出生了，放到河北農村的姑媽家。1986年，兩人分別23年，正值敦煌申遺，樊錦詩日夜準備申請材料，根本不可能回。彭金章收拾了行囊，放棄了自己在武漢大學開創的考古專業，去了敦煌，分處河北、武漢和敦煌的一家四口終於團聚。但樊錦詩顧得了申遺卻顧不上家人，她對此充滿歉意，稱彭金章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丈夫」。到了敦煌後，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的6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歷時7年，探明了北窟供僧人修行、居住和死後埋葬，與禮佛窟集中分布的南區形成功能上的分工，並發掘出了9種民族文字的文獻，填補了考古學領域的諸多空白點。

季羨林評價：

「前有常書鴻，後有樊錦詩」

讓樊錦詩在23年里寧願放棄家庭團聚也舍不下的，是敦煌石窟的藝術和學術價值。樊錦詩說， 1983年，由季羨林擔任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後，中國敦煌學在季羨林先生的引領下，歷經30多年努力，到2000年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世界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文學、敦煌歷史地理、敦煌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明顯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2000年，在回眸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等第一代敦煌學者奠下基礎的百年敦煌學之餘，樊錦詩用「千年新輝煌」信心滿滿地展望敦煌學的未來，她以敦煌研究院院長和敦煌學研究權威的身份，提出了敦煌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一共9個方面，包括「多視角、多學科的縱深發展」、「用電腦、3D技術逼真模擬再現現有成果」、「把敦煌石窟藝術置於整個世界文化傳播和發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傳播圈大背景下研究」；「用計算機、高科技保存壁畫」等。這些充滿了預見性的學術設想，到今日大多都已實現。季羨林先生將樊錦詩對敦煌的貢獻喻為「功德無量」「前有常書鴻，後有樊錦詩」。

2016年春節戲曲晚會上，滬劇《敦煌女兒》講的正是樊錦詩的故事。

去年，《一席》論壇邀請樊錦詩演講，本來準備讓她從自己的經歷講起。不過站到台上時，她說「我還是講講敦煌，我自己的故事，你們去網上查查」。於是留下了下面這段非常珍貴的視頻。

2016年光明日報社主辦的光明講壇邀請樊錦詩女士主講，以下為文字實錄：

莫高窟九層樓 吳健攝

2月24日晚，我在敦煌的家中看到《新聞聯播》播出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文物保護工作，對加強文物保護與合理利用等提出明確要求的新聞。

3月5日，我在人民大會堂又聽了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作為一名畢生從事文物事業的基層工作者，學習後倍感親切、倍感激動。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堅守者不斷增強保護傳承祖國文化遺產的自覺，在困難與挑戰面前敢於擔當，不懈創新，使千年遺產重新煥發青春。

敦煌有歷史記載已2000多年。它位於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漢唐時期的敦煌，東可到達長安、洛陽，西可通向古代西域（新疆），經西域南北兩道，越過帕米爾高原，可通向中亞、南亞印度、西亞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希臘、古埃及；向北越過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進入草原絲綢之路，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咽喉之地」。

這個時期，西部邊陲的敦煌既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匯交融的載體和結晶。

聞名遐邇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建造於公元4—14世紀，以其彩塑和壁畫，及藏經洞出土文獻聞名於世。世界上沒有一處佛教遺址能綿延千年建造，又能成為如此豐厚博大的藝術寶庫和文獻寶藏。1961年，莫高窟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第十一屆會議審議批准，將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第158窟-西壁佛壇-涅槃像（中唐）吳健攝

1

從破敗不堪到藝術殿堂

16世紀中葉因嘉峪關封關，敦煌人民東遷關內，莫高窟遂被遺棄。之後400年間處於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況，神聖的佛教藝術殿堂幾乎變成了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

敦煌研究院誕生於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成長於萬象更新的新中國發展之時，壯大於日新月異的改革開放之後。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以常書鴻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學子遠離城市，來到大漠戈壁，艱苦奮鬥，初創基業；1950年，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文化部確定了「保護、研究、弘揚」的辦所方針，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困難時期，周恩來總理批示撥出巨款加固瀕危的莫高窟。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來莫高窟視察，非常關注莫高窟的保護，指示有關部門解決了莫高窟面臨的突出困難。1984年，甘肅省委、省政府決定，擴建敦煌文物研究所為敦煌研究院，擴大編製、增加部門、匯聚人才、改善條件，莫高窟事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邁入科學保護、弘揚傳播、成果競秀、國際合作的嶄新階段。

李雲鶴父子倆修複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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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是第一位的」

保護是第一要義 作為保管機構的敦煌研究院，始終嚴格執行國家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保護總方針，任何時候都把保護放在首位。

保護必須真實、完整、延續 莫高窟和其他文化遺產一樣，不僅要保護好本體，還要保護好本體賦存的環境。也就是說要真實、完整地保存莫高窟全部價值，並延續其歷史信息。

為達到這一目標，敦煌研究院既要保護好莫高窟本體不同時代所有的洞窟建築、壁畫、彩塑，又要保護好窟前的寺廟、舍利塔、地下遺址以及周邊的沙漠戈壁河流樹木人文和自然環境景觀；既著眼於當代的保護，又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將莫高窟全部價值和歷史信息傳給子孫後代。讓子孫後代也能持續保護和有序利用。如果我們保護不好，輕則丟失了信息，降低了價值，重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數量巨大、藝術精湛、內容廣博的莫高窟壁畫已經十分脆弱、病害多發。為了讓珍貴的壁畫得以長久保存，我們對它的製作材料與工藝技術、賦存的洞窟微環境、病害原因和機理深入調查、評估、分析、研究。

敦煌數字博物館（點擊觀看數字敦煌）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又通過對修復材料的篩選與保護效果評估，確定了不同病害防治的修復材料和工藝。70多年持續不斷的探索與實踐，搶救了許多洞窟的精美壁畫和彩塑。

多年來採用的各種保護技術，雖使莫高窟壁畫得以延年益壽，但依然阻擋不了它的逐漸褪化。敦煌研究院早已建立起以洞窟為單位的保護檔案。

為了莫高窟的長久保存和永續利用，又探索採用數字技術保存敦煌壁畫。通過數字影像拍攝、色彩校正、數字圖片拼接和存貯技術，已經完成了莫高窟60多個洞窟高清數字影像拍攝和拼接，初步建立了莫高窟數字影像檔案。

即使再高超的修復技藝，也只是對已有殘損和病害壁畫的彌補，為提高保護的主動性和預見性，我們還初步完成了莫高窟監測預警運行體系的構建。

第130窟都督夫人禮佛圖 盛唐

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敦煌研究院建立起莫高窟安全防範設施。近年建成完備的莫高窟安防系統，包括入侵報警、視頻監控、音頻複核、在線電子巡查、周界報警、安全照明、安防通訊等多個子系統。監控系統覆蓋了莫高窟所有洞窟和窟區要害部位及館藏文物，可對布防區域全面有效監控。

保護貫穿於旅遊開放的全過程 讓中外遊客來敦煌莫高窟欣賞它無與倫比的藝術、感受它博大精深的內涵，是敦煌研究院應有的職責。同時，頂級的價值和高度脆弱的保存狀態決定了莫高窟必須有度的、有節制的合理開放。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在保護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堅持保護，沒有為了開放去犧牲文物，也沒有為了保護就閉門謝客。

我們不能把保護和利用隔離開來，不能只說保護，不顧利用，也不能只說利用，不管保護，必須把保護與利用恰如其分地聯繫起來。

3

文物和遊客的「安全」與「舒適」

做到有度、有節制的合理開放，不是憑拍腦袋和根據領導意志作決定。在旅遊開放過程中，我們始終重視兩個「安全」與「舒適」，既保證洞窟文物的安全舒適，也讓遊客的參觀環境安全舒適。

第285窟「秀骨清像」「褒衣博帶」西魏

在所有開放洞窟安裝了感測器，對進窟參觀的遊客數量和停留時間，以及引起窟內微環境變化的溫度、相對濕度、二氧化碳含量進行實時的常年監測。

通過長期監測與研究，確定開放洞窟內的相對濕度不能超過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過1500ppm的臨界值和開放洞窟不能小於13平方米、每批進洞窟遊客不能超過25人、日遊客最大承載量為3000人次。

總之，科學的監測數據為我們提供了使用有度的「度」的依據，這樣才能既保護洞窟文物，又保證遊客舒適參觀。如超過洞窟微環境和日遊客最大承載量的各項指標，可能會誘發壁畫病害和導致遊客產生不適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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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保護的典範形象

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會議，將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管理、旅遊開放經驗作為典型案例：「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旅遊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範形象。」

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保護和管理工作中一貫嚴格遵循國際《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等法律法規和行規。

在甘肅省政府的支持下，我院起草了《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3年3月批准頒布實施。《條例》明確了莫高窟的保護對象、範圍，規定了文物保護管理機構的職責、應遵循的保護方針和原則，賦予我們保護管理莫高窟方面的權利、義務，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和責任。

第156窟區段崖體加固 孫志軍攝

《條例》要求我們在保護方面應當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對莫高窟加固、修繕、修復、日常保養、人文和自然環境保護以及文物安全等等，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

《條例》制定以後，社會上有人讓敦煌研究院壓縮莫高窟保護範圍，企圖在保護範圍內搞開發建設；有人在保護範圍里修建了不該建的設施；還有人提出了讓莫高窟「捆綁上市」、在莫高窟搞不當開發建設、把莫高窟交給企業經營等建議，我們都依法、依《條例》進行了解釋與制止。

針對旅遊旺季遊客不斷增加的情況，我們還制定了有效疏導和控制遊客數量的遊客參觀線路和預約制度。還定期通過遊客問卷調查，收集遊客類型、遊客滿意度、遊客預期值、遊客行為觀察等信息，從中發現和糾正旅遊開放工作存在的問題，採納遊客的建議，提升遊客管理服務質量和遊客滿意度。

第85窟壁畫修復現場 孫志軍攝

「開門保護」和人才隊伍建設 管理的成敗關鍵在人，人的進步，特別是理念的更新尤為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敦煌研究院堅持「開門保護」，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家和國內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續開展合作，共同對莫高窟的保護、傳承和管理進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國內外的先進保護理念和成功管理經驗，學習了先進的保護方法和修復工藝，逐漸與國際接軌，在我國古代壁畫保護研究領域居於領先地位。

長期以來，莫高窟的堅守者以智慧和汗水積澱了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成為敦煌研究院70多年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和強大動力。

敦煌研究院為莫高窟的保護管理、旅遊開放所做的努力，獲得了社會廣泛認可；不斷潛心探索研究、長期實踐形成的莫高窟有效保護、合理利用的工作方式，亦得到國內外同行的承認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