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萬受理費，難怪環境公益訴訟這麼少！

關注NGOCN，公益視野大不同

作者：小田

昨日，「常州毒地」公益訴訟案一審宣判，作為原告的兩個環保公益組織「自然之友」和「中國綠髮會」敗訴，將要承擔189.18萬元的案件受理費。

事件回顧：

2016年4月中，常州外國語學校被曝周邊原化工廠用地有污染殘留，導致眾多學生身體不適，但在2016年3月的環評結果和8月的調查結果中，都顯示該地塊「符合標準」和「安全」。

在事件被曝光後，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派志願者到現場了解一線情況，並向常州市環保局及其新北分局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同時自然之友、中國綠髮會就此提起了環保公益訴訟，起訴了該地塊原來的三家化工廠，要求其為修復污染地負責。

一審判決書

環保組織告不起

這起訴訟中，公益組織要承擔的案件受理費高達189.18萬元，足見環境公益訴訟的成本之高。

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原告通常主張被告賠償環境修復費用，而環境修復成本非常高，導致這項修復費用有時能到達過億元的「天價」，案件受理費也隨之增加。

關注《環保法》的法學學者馮嘉就曾經提議：「能不能通過司法解釋，先把這條改掉，即無論什麼性質的公益訴訟，都不按標的額收取受理費，只是象徵性地收費。這樣可能會極大地激發環保組織的熱情。」

這次常州毒地案的環境公益訴訟，正正點出了受理費過高的問題。

把環境公益訴訟明確寫入其中的新《環保法》已經實施了兩年，解決了「立案難」的問題，同時環境公益訴訟的數量和公眾關注度有提升，但礙於高成本，很多環保組織根本「告不起」。

根據《環境公益訴訟觀察報告（2015年卷）》，2015年符合相關規定的具備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有700多家，但當年全國只有9家社會組織提起訴訟。

除了高昂的受理費，環境公益訴訟的高成本還包括：

賠償額度核算費用高——目前多數環境公益訴訟是採用虛擬治理成本法，即指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和水平，計算對排放的污染物全部治理需要的成本，這一計算方法其實並不足夠嚴謹，而聘請第三方環評機構計算額度的費用也相當高。因此有建議認為，可以按照污染企業不採用環保設備而節省下的成本作為賠償額度；

訴訟時間成本高——以常州毒地案為例，從提交立案材料到一審宣判，耗時近9個月，而且不管是企業還是環保組織，面對高額的賠款或受理費，大多會選擇繼續上訴。

常州毒地案想撬動土壤污染防治

今年1月7日，NGOCN曾就常州毒地案的行動與自然之友總幹事張伯駒交流，他表示希望能通過這起公益訴訟推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下面是對話內容：

NGOCN：常州毒地被曝光後，你們的行動策略和思維是怎樣的？

張伯駒：當時事件出來之後感覺到大家的情緒，我們迅速組織相關記者、專家、法律團隊等進行研討，發現輿論很多，但真實信息不夠，於是確定申請信息公開。信息公開是特別重要的行動基礎，很多時候，包括媒體評論，都不一定完全建立在非常準確的數據和事實基礎上，必須有一些人來做。

在信息公開的同時，還有實地調研和法律訴訟。法律訴訟是一個能夠切中這個事情的要害的重要方向，也看到了關於土壤污染方面的現行的法律還有可以推動的地方。還有是通過接觸事件當事人、媒體記者、常州市環保局等，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常州地塊

在事實性的信息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就確定了一個大的方向，常州作為一個切入點。首先通過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訴訟、申請信息公開等等，推進這個問題的解決，讓這個事件能夠不隨著媒體和輿論的降溫而被遺忘。法律手段讓事件能夠成為大家關注的重點，而且能夠促進這個事情的有效解決。

常州案背後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它執行問題的體現。它做得不夠或者難以落實，所以我們第三個目標定在公共政策也就是在立法法律層面。那我們常州的這個案子，以它為基礎，我們是持續在做關於中國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層面的一些研究和推動，包括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的立法進程。我們現在做的很多工作都和它相關，也希望常州案可以成為重要的案例，來作為推動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的一些相關條款的具體著力點。

中國人大網截圖

NGOCN：在NGO介入公共事件，開展行動方面，你們有什麼心得可以分享？

張伯駒：對於這樣的一些社會熱點事件，一是NGO要有一些核心的能力；二是要長期關注，通過行動補充對事件的判斷基礎；三是要有耐心和堅持的動力，我們遇到一些部門的質疑，對方覺得我們來找茬，這時候就不僅僅是喊口號就能解決的，要用有力量的方式。而對於個人，要更多地關注與觀察事件，持續表達。我們可能不僅僅是一兩年的跟進，而是多年的持續追蹤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