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大省老家過年，沒有一官半職的人抬不起頭

文 |鞠白玉

一逢年關，皆是近鄉情怯的人。而年關難過不在於時間點，在於這個社會仍然是個宗法社會，你離家一萬公里十幾年去國還鄉也還是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相聚變成了折磨，是近幾年才有人討論的事，可能正好是一個自我意識初俱規模的時代。一個人少時和家庭分離漸行漸遠，好不容易長成了自己，回到家立刻模糊了，又變成家族中的兒女，本地出來的土產，你在社會行走倚傍的是自己摸索出來的一套價值觀，剛確立了，正珍惜著，在你的家鄉突然經不起考驗地坍塌了，所以親情假日里的焦躁也許真不是七姑八姨的催逼，是突然終極問題又來了：你是誰，從哪裡來，向哪裡去。

二胎大省出來的朋友們最有感受，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成功的，不管你有幾百種對成功的認知，在大省，成功就只有一種唯一的標誌，權力。

莫言還未得諾獎時，大家最愛和他討論摘取諾獎的可能性，在現世算是一個作家的終極榮譽，儘管也是很單一外在的衡量方式吧。記得當時莫言大手一揮：那又如何，過年回老家，人家說你連個縣級都不是。

所以在大省，當官才是光宗耀祖的頭等大事。莫言大半生在文壇耕耘千萬字，穿著燕尾禮服接受瑞典皇室頒的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但他仍然是高密的兒子，回到高密被人問的也還是職稱、官級，也得接受世俗價值觀的詢問和考量。想來幾代作家無論聲稱怎樣寫作自由，也避免不了迷戀著作協的待遇，不是為了組織撐腰也不是為了筆會旅行，是因為告老還鄉時總還有個說辭吧。

官本位是大省的社會核心價值，所以回鄉的常會有處級詩人、局級畫家，至於你在自己的領域裡有怎樣的專業成就，回鄉都不值一提，鄰人親屬臉上自會有種曖昧，頗值得注意和玩味，再看中式圓桌上的座次，是一個最明顯的尊卑次序，所以春節聚會就並非一個家人團圓的簡單意義，而是一個社會地位的考量和檢閱。

大省的男性來京若不是謀官職，多數都情願在本土，十年前出國去歐美求學的朋友，陸續都回國回到家鄉去發展，除了在本地的體制里的謀求，似乎別的出路都因為家境不善，迫不得已。去留學不是因為要有其他生活的可能性，而是在一個唯一的生活目標里取得更多的籌碼。一個在高中時就嶄露頭角的優秀生，一路將博士讀下來，本來留在北京的高校任教，一個星期後便忐忑不安，匆匆與一個想來京的同學交換了職業，打道回家鄉去了。他所有的同學裡只有一個當了小說家的女生為他感到惋惜，其他人則相當理解他的選擇，回鄉從政才是一個正途。

但官本位在上百年里對大省的價值觀影響正是因為不管哪一代年輕人都十分順應服從，你會在他們尚還未步入中年的臉上就看到志得意滿或唯唯諾諾，只在一個境地里賣力攀援，至於人生里還有什麼別的自在都並不放在眼裡。

因為大省人的個人價值在家族譜系裡尤為重要， 所以必須在生活里做出實用的選擇，從大學專業開始父母就會為其謀劃職場道路，一個安全的穩妥的職業生涯規範了個人的可能性，在一個大省的酒局上你很容易就能體會到個性化的缺失，雖然大省熱情好酒，但是氛圍千篇一律，圓桌上自有它的節奏和規律，怎樣敬酒，怎樣端酒，乾杯或是喝半個，都有套路，推杯換盞後無論紅酒白酒都會很快在有序中消耗完，然後散場。個人的情感交流呢，幾乎沒有，大家就像是在一個公共秩序里，牢牢遵守便是了。

所以那位離家多年在北京生活的小說家朋友儘管在北京能和朋友談笑風聲，回鄉就顯得木訥不堪，她被隔絕在一個價值體系和約定俗成之外，但是她的幾個兄弟逢節假日便會在酒局後酩酊大醉，深夜給她打電話談心，她覺得他們是被壓抑壞了，無論是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里都是沒有釋放的可能。

作為一個大省人我從一個市級電視台辭職時被關切最多的問題就是以後你的房子和養老怎麼辦呢，找對象的時候你沒有工作單位怎麼談條件呢，很長時間裡我認為自己在建設事業，但是回到大省就變成別人口中「沒有工作的人」。

逢年過節便上演著尷尬迷茫的回鄉記，而我回的是個中國最經濟發達的省，一個看上去活力繁榮的城，瀰漫的卻是一個濃厚的鄉土中國氣。在這兒你怎麼好意思談論夢想和愛情呢，又不是少女。所見所聞都是某人的發達史，誰又添置了新車和商鋪，盤算和規劃的將來必須顯而易見清清楚楚，你還在為自己從未精於計算的悠遊生活態度感到愜意，卻未曾想面對的是同情和憂慮。

我在大省的熟人朋友，21歲還未大學畢業父母就開始張羅相親，到讀完研究生25歲正覺得她們春光無限，突然就到待價而沽的地步了，有在大學裡戀愛的，因為門第，因為異地，因為彩禮，但凡盤算上有衝突就分了手，分得在所不惜，她們自己越來越依賴相親模式下的姻緣締結，它會安全，牢固，訂婚結婚頭胎二胎全在日程表上，人生最好能一眼望到盡頭。

大省人的私人生活是一種無言的展示癖，從升學就業姻親都有暗自的攀比，最好令人羨慕，不，最好令人嫉妒。而對私德操守又相當嚴苛， 而鄰人親屬同事又會有一種天成的熱絡，互相觀察互為監督，道德觀會不自覺的內化到個人行為上，所以在大省的言談舉止絕不能出格。

儒家禮儀深入骨髓，造成一派父慈子孝的景象，但家庭里是亦是權力維繫，多見沉默間的父子，缺少溫情細膩，恥於情感的交流，服從順貼就是和諧的家庭關係。而兒女儘管怎樣去靠一種獨立的勁頭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內心還有怎樣的本能和熱望，他們的另一部分的人格是並不被父母所發現，而兒女又是家庭的資產，最終的歸屬和裁決歸於他們的故鄉和父母，所以在大省過的幾個清晰印象的春節，都是聽聞到某個父親衝過去砸了兒子家的家居擺設（因為城市並未灶台鍋好砸），只是因為家庭聚會上兒子或兒媳不慎忤逆了長輩；也有親家之間一言不和，父親當場砸毀兒子家，以示威權：兒子的即是我的。兒子呢，也只能攤攤手：我爹即是這樣。

回鄉的眩暈症各地域盡有不同，但感覺四川就有一種隨意天真的在地屬性，雲南亦有悠然輕鬆，越往西南走，禮數規矩的約束就越少，個人的社會屬性也多元起來，這地域特性大概也宗法社會的幅射遠近的關係？

而大省帶來的眩暈是因為它既是微縮的中國，也是放大的鄉村，想到演員郭曉東妻子在微博上又愛又嗔的牢騷，就知道既便是明星也不會擁有真正的海闊天空，郭曉東仍然是他臨沂故鄉的兒子，麵食、大蒜、炕頭也是自我認知的部分，是根源，是牽掛，是負累，是中國人在血脈里本能的一種心甘情願。

再說回莫言，雖說他對故鄉總持著黑色幽默，貌似調侃，實則又有一種認同順應，他總要在故鄉買房，修祖屋，敘鄉情，否則也不會把諾獎的發布會直接放回高密去，一個人畢生在證明自己表達自己並且變換著豐富著自己的屬性，唯有做故鄉的兒子才是大省人的不變的終生。

【作者簡介】

鞠白玉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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