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凋敝的鄉村讓他心涼，從此魯迅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文 |楊早

鬼才知道年輕人魯迅1913年、1916年、1919年三次返鄉經歷了什麼。

1916年12月那次，是為了母親六十歲的壽辰。以新台門周家百足之蟲死而未僵的場面，註定會是一場大熱鬧，或許還勝於過年。

12月2日，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開始準備回鄉禮物。他托北京籍同事齊壽山「買果脯、摩菇十四元」，晚上又到孝順胡同為三弟婦芳子買了一雙皮鞋，也是十四元——民初一石米賣七至八元，按現在的米價折算，十四元的購買力相當於而今的人民幣600元左右。同事、朋友也給他錦上添花，蘑菇又收了四盒，杯盤套裝更多，收了八套。

12月3日早晨8點半，周樹人從前門車站登上京滬快車。這趟車要在浦口換車，等抵達上海，已經是4日晚9點。

5日，周樹人在上海又是一番大採購。除了買自己的古書洋書外，明顯屬於禮品類的有：愛蘭百利公司買兩支檢溫計（溫度計），二元六角；乍浦路梅月買四盒餅，四元；五種玩具（說明有熊孩子要敷衍），一元。他還為患精神病的表弟阮久孫買了三種葯、一隻量杯，五元。

6日晨登上滬杭快車，午後到達杭州，換船（可能是小火輪）往紹興，第二天早晨到家。

在家休息了三天。11日是個陰天，大戲午後拉開序幕，「客至甚眾」。作為長子，周樹人是理所當然的壽誕主持。

12日，「下午唱花調，夜唱隔壁戲及作小幻術」，有本地曲藝，還有戲法魔術。

13日，舊曆十一月十九日，是周樹人母親魯瑞老太太的正生日。「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調。」

要到15日，壽誕才終於終席，「客漸漸散去」。然而周家更加忙亂——「上午三弟婦大病，延醫來」。

周樹人的三弟婦羽太芳子，是1912年5月為了照顧姐姐信子（周作人妻子）分娩，從日本來到紹興的。那年她才15歲。兩年後，她在姐姐信子與哥哥重久的主持下，嫁給了24歲的周建人。1915年2月，18歲的芳子產下長子周沖，可是周沖長到一歲多就夭折了。

所以在1916年12月這個時間點，是周樹人第一次見到三弟婦身份的羽太芳子，因此才會特意從北京帶一雙皮鞋給她。但芳子年紀太輕，又剛剛痛失愛子，雖然只是魯迅日記中的隻言片語，也能窺見那種熱鬧中的凄涼吧。

21日夜，「三弟婦以大病卧哭，五時始睡」。周家又是一個無人入眠的忙亂通宵。

周樹人直到1917年的1月3日才啟行離鄉。整整一個月的返鄉之旅，要說周樹人很愉快，怕是不可能吧？天氣也不好，多日都是「雨」「夜大風」「冷」的記載。期間還參加了一位中學校長朱渭俠的追悼會，周樹人在給許壽裳的信里說，朱渭俠的亡故，「大半亦庸醫速之矣」，似乎又想起了父親之死的舊痛。

周樹人上一次的返鄉是在三年半前，1913年6月。那次的經歷更糟糕。隨南京教育部北上之後，一年後請假回鄉省母，本來很正常。為此周樹人微薄的積蓄也花掉不少，最嚇人的是一隻「箱夾」，「價一千」！其餘包括什麼「摩菰六斤，價十元，平果脯、桃脯四斤，價二元」「晉和祥買糖餌、齒磨、提包，共四元」，隱隱可以見到這位長子的期待與周全。

沒想到19日下午登車，晚抵天津，「寓泰安棧，食宿皆惡」。但這種不適跟第二天比較，就不算什麼了。第二天火車經過黃河時，有十來個小孩撿路邊的石頭往車裡扔，一名客人被打中額頭，「血大出」，車上這份亂嘍，可想而知。

到了兗州夜間停車，這是張勳的防區，就有辮子兵從窗外往裡看，又有四五個人登車，東張西望，或是無故把人叫醒，其中有一個兵，還把周樹人的網籃提起來左看右看。

21日凌晨一點，火車逃離兗州，下午一點到了安徽明光，又出了事故。一位車上的夫役跳下車的時候，不小心摔到地上，估計火車還沒停穩，「一足為輪所碾，膝已下皆斷」，另一隻腳的腳趾也全被碾碎。

磨難還沒結束，下午4點半到浦口，先乘輪渡渡過長江，遇上大雨，行李衣服盡濕，只能先找個旅社休息，晚上10點半才有車發往南京。

上海總歸還好，但23日中午抵達杭州，又有六七個兵來搜檢行李，周樹人行李中的幾個紙包都被戳破了。乘輪渡過錢塘江，水漲流急，人雖然到了對岸，行李卻比人遲了三個小時。

這次在家也是住了一個多月，看這些記載：「夜不能睡，坐至曉」，「小舅父大病，三弟守視之，夜不睡，予亦同坐至三點鐘」，醫生隔日就會來診治一次。

7月22日，本來想走了，「城中有盜百餘人，軍士搜捕，城門皆闔」，這一下又拖了四天。二弟的小孩又病了，送去看醫生，又是「夜不睡」。

估計是來的時候火車上的奇遇太駭人，周樹人決定從杭州開始改走水路回天津。29日終於到了上海碼頭，一問，客棧全部客滿！船夫、車夫狼狽為奸，一個比一個欺負人。周樹人一咬牙，花了高價雇了兩部人力車（一部裝行李）拉到虹口，住進松崎洋行，想說住一晚就北上，再貴爺也忍了。

結果呢？買不到船票！「終日枯坐旅館中……悶極」。拖到8月2日，花了十元錢高價，才買到塘沽號的房艙，凌晨兩時登船一看，「房甚穢陋」。啊啊啊，在這艘船上熬了六天！才抵達天津。你想想周樹人心裡是什麼滋味……

經過這樣兩次返鄉之旅，誰還想回紹興那個家啊……

1919年初，魯迅（《狂人日記》於一年前發表，魯迅這個名字出現了）致信許壽裳，說「明年，在紹之屋為族人所迫，必須賣去，便擬挈眷居於北京，不復有越人安越之想」，難道只是為族人所迫才離開紹興嗎？魯迅自己也說：「而近來與紹興之感情亦日惡，殊不自知其何故也。」你看魯迅還說不出「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種漂亮句子。

等到1919年12月返鄉賣屋迎母弟來京，魯迅大概已經心如死灰，沿途的喜怒好惡，一概不記，日記簡單得像刻在竹簡上的國史。他的心情，記錄在一年後寫成的小說《故鄉》里：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

這如果寫成公號文字，那就是《一個教育部官員的返鄉手記：凋敝的鄉村讓我心涼》，妥妥1921年新年第一篇爆款。

12月24日，平安夜，魯迅帶著母親、三弟、三弟婦等人乘船離開了紹興。不知魯迅是不是真的在此時發出了「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著名感慨？只知道送行的人帶來的燈籠，燒了起來，魯迅情急之下用手去按滅火焰，結果把手指燒傷了。

帶著受傷的手指，杭州到上海的鐵路又被毀壞，半路又住爛旅館，半夜再上車——這一大堆人馬箱籠，連船都要裝兩艘，碰到這種事跟逃難就差不多了。到了南京渡長江，「風雪忽作，大苦辛」，這是魯迅日記里，與紹興有關的最後一筆吐槽。從此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日後這位大作家筆下，出現了兩個故鄉：一個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五猖會》組成的童年圖景；一個則是成年後返回的故鄉，《故鄉》《祝福》《在酒樓上》，一篇比一篇灰暗。

他碰到了極品親戚魯四老爺，「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罵還罵的是康有為。

還有極品鄰居楊二嫂，一口咬定他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門都是八抬大轎，借著話頭要木器，拿走了狗氣殺。

兒時的玩伴閏土，見到他臉上有歡喜和凄涼，終於恭敬起來，分明地叫：「老爺！」叫他母親「老太太」，要自己兒子給他們磕頭。

還有祥林嫂，追著他問「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一個新黨，居然回答不出一名鄉下愚婦的疑問，不逃回都市還能怎樣？那裡沒有人關心這個。

舊日的同窗、同事呂緯甫——「當年敏捷精悍」，眼裡常常能看見射人的光，也去城隍廟裡拔過神像鬍子，也夢想著要改革中國——然而現在是沉靜（小城人或稱為成熟世故），或者說頹唐。自己說自己像一個小蟲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飛回了原點。

而現在他活得很主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是在小城處世的法則，教著兩三個學生，他們要學什麼就學什麼，《詩經》《孟子》《女兒經》，符合政府倡導「尊孔讀經」的精神。

所以這無聊而可笑的故鄉，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然而漂泊異鄉的年輕人，從南京到上海，再到天津北京，過著與他們不一樣的生活，就符合初心與理想么？所以魯迅在《故鄉》的結末說：

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閏土那樣的社會底層辛苦麻木，魯四老爺這些既得利益者及他們的追隨者楊二嫂和衛老婆子，則是辛苦恣睢，呂緯甫夾在中間，不完全麻木，又無力抗爭，只能麻醉自己曾經敏感的神經，以「祝福的空氣」將「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一掃而空。而短暫居留的歸鄉者，留不下也回不去，辛苦輾轉，心存恐懼，只能以堅持離開這「純白而不定的羅網」，留給自己渺茫的希望自救：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本文原標題《年輕人魯迅的返鄉之旅與自救指南》）

【作者簡介】

楊早|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知名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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