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真突破百中無一，科學大新聞且聽且三思

在每年發表的平均五萬篇期刊論文中，只有三千篇論文是實驗設計良好，能為臨床醫療提供有價值信息的。這一比例僅為6%。而真正能進入臨床、造福患者的則更為稀少。

撰文Julia Belluz

翻譯徐付琪

審校趙維傑

2003年， 研究人員在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觀點本應當可以顛覆人們對醫學研究類新聞的看法。他們調查了1979~1983年間發表在頂級期刊中共101項宣稱很有可能發展為新葯或者新療法的研究工作，其中只有5項研究在十年之內實現了市場化，只有一項研究成果（ACE 抑制劑）在文章發表時仍在廣泛使用。

但是媒體並不會把這些後續結果傳達給公眾。

以一項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研究突破為例：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退行性疾病，目前尚無葯可治。患者的免疫系統攻擊神經系統髓鞘，影響大腦和身體的交流，引起一系列可怕的癥狀如：肢體震顫，視力喪失，膀胱功能障礙等，最終導致患者死亡。

2009年，義大利研究者 Paolo Zamboni 博士宣稱通過「疏通」頸部靜脈，治癒了妻子的多發性硬化症。根據他的理論，多發性硬化症並非自身免疫系統疾病，而是血管疾病。這項研究顛覆了常識，給予了患者希望，並且背後有一個浪漫的故事：一個人努力拯救了自己的妻子。這項研究深受媒體喜愛，被描述成一場由愛情驅動的醫療勝利，一項「解放性的療法」。

但不幸的是，Zamboni 的研究言過其實。研究背後的浪漫故事掩蓋了它設計上的缺陷。試圖重複實驗的研究者紛紛失敗，疾病複發和引起併發症的傳言也隨即出現。

類似的故事一遍遍上演。一項尚在起始階段的研究聲稱自己創造了奇蹟，媒體負責將「奇蹟」無限放大。但最終這些奇蹟都被推翻。

「媒體和科學家在看待科學新聞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異」，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 Naomi Oreskes 在最近一場採訪中說：「對於記者而言，新的事件就是新聞，所以媒體偏愛全新的研究結果，但是在研究者看來，越是全新的研究就越是容易出錯。」

絕大部分醫學研究都是錯的

事實上所有研究都會存在偏差和缺陷，只有經過一系列後續研究的檢驗才可能找到真相。這意味著真正的突破往往不是以奇蹟的形式出現，不會是一次性的或者是靈光乍現的成果。只有經過漫長枯燥的審查重複、同行討論，才能確保研究結果真實有效、而並非一次實驗中的詭異結果或者領域外研究者存在偏差的嘗試。

科學的前進遵循它自身的規律和方式，而記者和受眾只抓住了那些「最有希望的研究」。一種全新藥物可能會（僅僅是可能）顛覆傳統療法、解除病人痛苦的新聞的確激動人心，但是像 Zamboni 這樣為了吸引研究經費、應對論文壓力而虛張聲勢的科學家卻經常會拖慢真正科學進展的步伐。

在科學界達成一致之前，記者就急於進行報道，這會將病人和政策制定者引入歧途，他們在一系列嘗試之後會終於失望地發現，預期中的新葯並沒有出現。

而如果我們能夠牢記，絕大多數醫療突破最終都會失敗，將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福布斯健康專欄作者 Matthew Herper 最近揭露了一個治癒癌症新奇蹟的紀錄片的謊言。這部紀錄片中介紹的實驗性療法看起來正是人們夢寐以求的，而事實上，這些不過是市面上各種「革命性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根據 Herper 的調查，在最近幾年中，人們提出了超過200種「突破性癌症療法」。

一項權威的醫學研究評估結果發現，在每年發表的平均五萬篇期刊論文中，只有三千篇論文是實驗設計良好，能為臨床醫療提供有價值信息的。這一比例僅為6%。

通常，獨立的研究結論之間會存在衝突，比如食物致癌或抑癌效果方面的研究。對多項研究進行綜合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獲得真相，但是媒體的頭條只報道孤立的研究，這周的新聞是多喝紅酒可以長壽，下周就是紅酒是健康殺手。

針對食物與癌症的關係，研究人員在波士頓烹飪學校的烹飪菜單中隨機選擇了50種食材，發現其中絕大部分食材都在不同的研究中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能致癌，也可能抑癌。

很多研究者的實驗結果不能被同行重複，而出於各種原因，很多人甚至不會去驗證他人的工作。總體上，每年有85%（約兩千億美元）的醫學研究經費，被浪費在了設計不良或毫無創見的實驗上。

這意味著早期的醫學研究很可能出錯，其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可能最終被證明是對的。更直白的說，新研究中只有極少一部分將會對人類有益。

對「醫學突破」的痴迷無藥可救

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研究空前繁榮的時代，通過互聯網，全世界的科學新知都在我們指尖流淌。然而，更多的信息也意味著更多錯誤的信息，我們也就更加需要批判地來看待科學報道。

我常常會想，對早期研究的報道是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研究結果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然後通過這些報道被大眾了解。但是也許不應當如此：在期刊上發表論文是為了開展同行間的討論，而非向大眾傳播。

然而在當今的體制下，記者們很難拒絕對科研新發現進行報道的誘惑。科學家和研究機構需要讓人們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工作，記者在報道全新事物時則會受到獎勵，而病人們希望在這些報道中找到更好的藥物、更好的療法、更多的希望。

然而這樣的利益循環卻是有害的，讓公眾無法獲取清晰有效的研究成果。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解放性療法」早已被證明無效，但還是有眾多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在全世界奔走呼籲，發起政治運動要求政府支持相關研究。

作為一名科學記者，我會在報道新的研究成果時，儘可能解釋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我會儘可能使用系統性綜述文章中的結果，呈現出針對特定臨床問題的那些最好的研究所給出的綜合性結果。當科學家或者媒體過早地吹捧一項新突破時，我會試圖告訴大家，這可能根本不是一項突破。我越來越了解哈佛的 Oreskes，斯坦福的 John Ioannidis 以及其他備受尊敬的研究者反覆強調的問題：我們需要去追溯新研究成果的積澱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那些真正有利於人類健康的研究。

當我們把注意力從「神葯」和「奇蹟療法」上移開時，我們就可以更多地去關注那些真正對健康有價值的事情，比如教育，公平，和環境。

媒體傳播的狂熱力量不容小覷，改變並不容易。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前進，時刻提醒自己眼前的絕大部分研究都暗含著致命缺陷，而不斷的回顧和反思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