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菲特：他以科學方式回答人們應該做什麼與不做什麼

「我個人認為，德里克·帕菲特是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沒有之一。他在道德哲學領域的地位可以與羅爾斯在政治哲學領域的地位相當。」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論重要之事》譯者葛四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

葛四友在得知帕菲特去世非常震驚，「現在我的朋友圈已經被刷屏了。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從朋友對帕菲特的描述來看，我覺得他起碼會活到八十多歲。沒想到今天早上睡夢中就收到江怡教授從微信上發來的噩耗。」

德里克·帕菲特

葛四友目前正與湖北大學副教授阮航合譯《論重要之事》的第二卷。他說，「正打算這個寒假校完第二卷，爭取暑假能出來，這樣下半年出國就可以帶給帕菲特一套。」在這套1400頁的巨著里，帕菲特想逆轉上世紀中葉起就逐漸強大起來的價值虛無主義、相對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潮流，重申價值客觀主義。他試圖說明後果主義、康德式義務論和斯坎倫的契約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遠沒有表面看起來的那麼大，一旦對三種理論做出合理的重構，它們實際上是趨同的。

「《論重要之事》的雛形叫《攀登高峰》，實際上是想表明這些規範理論都是從不同的側面攀登同一座道德高峰，因此看到的是從不同側面呈現的不同風光，但就其最高處而言則是殊途同歸。」 「在這本書中，帕菲特想把各種有分歧的規範倫理學理論統一起來。」葛四友稱，「這個工作是否成功有待評價，但起碼帕菲特做了一個很有創造性的嘗試，提出了很多值得再思考的洞見。」 「帕菲特一生中就兩本著作，一本是《理與人》，他寫這本書時才四十多歲。《理與人》被評為 『近乎天才之作』。另一本就是《論重要之事》，2009年就已出版了評論文集，而該書尚未正式出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葛四友說：「帕菲特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正是價值虛無主義、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在成長過程中最困惑的事情就是：這個世界上究竟是否有真正重要的事？這是他走上哲學的重要原因，由此他找到了最重要的一個導師：西季威克。而他一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繼續西季威克的事業，努力使得道德哲學成為一門科學，試圖以一種科學的方式來表明這個世界是有真正重要的事物，有些事情就是我們不該做的，有些事情卻是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去做的。」

葛四友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帕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兩本書就是在做兩件事情：第一，努力向我們表明這個世界是有客觀理由與客觀價值的，也就是這個世界確實有些事是真正重要的；第二，通過各種方式向我們表明，一個得到合理理解的後果主義原則是我們追求的最高道德原則，而義務論、契約論等得到合理重構後也會支持這個最高原則。而現在，一個真正重要的人物，一個重要的愛智者，離我們遠去了。」

亨利·西季威克

附：葛四友談《論重要之事》

帕菲特的《論重要之事》終於在2011年得以出版。該書的書稿在2008年就已被人用來講課。書還未正式出版，就已出版了評論文集，其影響力可見一斑。這本書直面了當今西方倫理學的兩個難題：一是元倫理學中反客觀主義思潮頗為盛行，主觀主義與相對主義大行其道；二是規範倫理學中義務論與後果主義之間有著深刻分歧，難以調和。

《論重要之事》就是試圖解決這兩個難題。帕菲特認為，無論是主觀主義還是相對主義，搞清楚其真實蘊含，就會發現其實質上等同於道德虛無主義，由此道德客觀主義的真正對手只有虛無主義。而且，他還認為主觀主義者與相對主義者並不會接受虛無主義，相反只是誤解了自己的真實立場。他基於客觀價值與理由所做論證得出：後果主義與義務論之間的分歧不過是從不同側面攀登相同山峰而所見不同風景，就其最終目的而言是殊途同歸的，由此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帕菲特直面上述兩個挑戰就是為了回答：究竟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人們應該做什麼與不做什麼，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當的。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也可以區分各種元倫理學立場。當我們詢問決定事情正當與否的理由或權威時，我們若說不存在任何這種理由或權威，也就是相當於不承認生活中有任何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就是道德虛無主義者；若說理由或權威在於個人，也就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由個人主觀決定的，我們就是道德主觀主義者；若說在於社會或共同體，也就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由社會或共同體決定，我們就是道德相對主義者；若說獨立於個人與社會，也就是說重要的東西是由有關我們與世界的客觀事實所決定的，我們就是道德客觀主義者。

表面上來看，對於主觀主義者與相對主義者來說，行為似乎有正當與不當之分，但若行為者與評價者不是同一人或者不屬於同一個群體，則主觀主義者與相對主義者就會認同相矛盾的判斷，對同一件事情既有正當也有不當之評論，由此等同於虛無主義的判斷：事情沒有正當與不當之分。

在具體論證中，帕菲特把目光對準了當下最為流行的主觀主義，指出其出錯的主要原因在於把慾望當作價值的根源。這種錯誤認識的根源在於，混淆了享樂式喜惡與元享樂式慾望。享樂式喜惡是人們對某種感知的意識狀態，這種感知本身沒有好壞，好壞在於人們喜歡還是厭惡該感知的那種意識狀態。元享樂式慾望是人們是否想要某種意識狀態。比如說，人們對於辣味有著某種感知，對這種感知可能有舒服或不舒服的意識狀態，以及是否有想要這種意識狀態的慾望。

根據這種分析，人們若想不要某種厭惡的感知，有兩個辦法，要麼是不具有那種感知（比如說不吃辣味的東西），要麼是不再厭惡該感知，比如變得喜歡吃辣。顯然，各種感知以及是否喜歡該感知，這種意識狀態不由人們的意志所決定，而被各種因素客觀地決定。在帕菲特看來，正是各種各樣的客觀事實決定著何為客觀的價值與理由。但是，人們是否想要獲得各種意識狀態是意志決定的，比如說是否選擇吃辣味食物，這是主觀的，這種選擇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其根據恰恰在於人們的選擇是否對前面所言的客觀價值與理由做出了恰當的回應。

按照帕菲特的分析，我們沒有理由（但有客觀的原因）喜愛辣味，但我們有理由去吃愛吃的辣味食品，我們沒有理由（但有客觀的原因）一見鍾情，但我們有理由去追一見鍾情的姑娘。人們若不明白上述區分，往往就會覺得是慾望給予事物以價值，給予我們理由去做某事。我們日常的慾望對象往往本身是有客觀價值的，更是易於滋生這種混淆，導致任何生活形式，只要人們想要就是有價值的。

正是出於對客觀價值與理由的承認與看重，帕菲特對有分歧的元倫理學理論與規範倫理學理論採用了不同態度。在規範倫理學領域，帕菲特儘力表明幾種主要規範倫理學理論有著深刻的共識；而在元倫理學領域，則採取了被科絲嘉稱之為理性獨斷主義的態度，只接受非自然主義且非形而上的認知主義，而拒斥其他的元倫理學立場。帕菲特在各種重要的規範倫理學理論之間尋求共識，特別是試圖重堪道德哲學版圖，打破慣有的定見：義務論與後果主義有深刻的分歧。其基本策略是把義務論解讀為康德式契約論（強調人們要一致地贊同哪些原則）與斯坎倫式契約論（強調人們無法合情理地拒絕哪些原則）。

但在這種處理中，帕菲特放棄了義務論倫理學一個重要特點：合理性優先於理由，何種理由是由我們的理性能力建構出來的。帕菲特在重構契約倫理學以與後果主義達成共識時，實際上利用了契約論難以逃脫的一個難題：如果沒有任何外在的客觀價值或理由，只憑形式或程序意義上的理性能力，人們的選擇是無法達成一致的，由此不存在確定的道德原則；如果存在著外在的客觀價值與理由可以讓人們達成一致的契約，那麼契約論證就會如同羅爾斯所說的，是一種理性的展示裝置，主要作用在於顯示出客觀的價值與理由如何約束人們的理性選擇，從而最終達成一致。一旦確定存在著客觀的價值與理由，那麼就正如摩爾所說，後果主義結論是很難避免的。阿蘭·吉巴德也不得不承認：帕菲特的論證的最大教益是，除非最終引入某類後果主義，否則要用一種系統的道德思維來解釋人們的道德直覺會有多難。

帕菲特認為，一切自然主義的認知主義都會放棄道德的規範性，由此也是無法得到辯護的。同時，非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認知主義就會走向摩爾的立場，導致柏拉圖意義上的道德實體，這又與科學體系不大相容。由此，帕菲特只剩下了一種立場：非自然主義且非形而上的認知主義。而與這種認知主義相提並論的類型就是數學與邏輯。不管是規範倫理學的理論，還是元倫理學的理論，帕菲特接受還是拒絕它們的理由，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是否能與客觀價值與客觀理由的規範性相容。

帕菲特的結論既非輕率也不輕易，採用嚴謹的科學論證方法作了系統論證，並提出了新的方式：一是梳理與澄清各種理論的真實蘊含，二是採用各種各樣的思想試驗，構想各種極端情境，推理各種規範理論在其環境下產生的不同答案，以此檢驗哪種理論能最好地解釋（不是符合）人們的道德直覺。正是在這種思想試驗之下，他發現康德式契約論與斯坎倫式契約論之吸引力恰恰要以客觀價值與理由為前提，一旦偏離此點，就會產生各種不合直觀的結論。面對帕菲特的論證與結論，除吉巴德等人表示很大程度的認同外，斯坎倫、伍德等人從前提、論證方式等各方面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也許出現這種分歧與爭議正是體現了帕菲特與吉巴德等提出的，非宗教式的倫理學的發展還處於童年時期，還很不完善與成熟。（文/羅昕）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