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日本令我們擔憂的真正原因！

他們的歷史觀在改變。

2016年12月初，我受日中協會、日本中國友好協會等民間友好團體的邀請，先後訪問了11座日本城市，其間兩次遭遇日本右翼勢力的騷擾。這趟日本之旅有驚無險，但據我觀察，日本社會對歷史的態度正在發生令人憂慮的嬗變。

在記憶中，從1994年開始，我到訪日本全都是順利進出國境。意想不到的是，此次赴日本，在福岡機場被幾名海關人員攔阻盤問了兩個多小時，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麻煩。

雖然遇到點小麻煩，但他們最終沒有阻止我入境，並先後在日本熊本、長崎、福岡、廣島、岡山、京都、大阪、神戶等8座城市的交流進展順利，演講活動一帆風順。期間，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記者進行了現場採訪，作了積極的評價和客觀的報道。但到了名古屋市，卻遭遇右翼勢力的騷擾。

12日，當我乘坐新幹線從神戶到東海地區的愛知縣的名古屋市，當地活動負責人平山良平先生到車站迎接我說，已經看到右翼勢力在網路上發出了消息，宣稱今晚活動時他們要來騷擾，並且準備派三個人進會場辯論。

此次名古屋市的活動安排在晚上進行。往年今晚，我一般都在紀念館裡不回家，為30多萬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守靈，今年卻在當年指揮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家鄉名古屋市，還免不了與日本右翼勢力舌戰，真是命運使然。

當晚6時30分，在名古屋女性會館外，右翼勢力真的開來了三輛宣傳車，有9個右翼分子連續用大喇叭亂嚷亂叫，還舉著「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揑造的」彩旗。會場內，混進3個右翼勢力的代表，當我用時90分鐘演講南京大屠殺後，他們便在場內與發生激烈爭論，但完全是胡攪蠻纏，所提問題可笑之極，說什麼南京人口當時還不到20萬人，怎麼可能有30萬人的屠殺？還說什麼當時的南京比名古屋的面積還小，不到5平方公里，怎麼會有那麼大規模的屠殺？他們提出的這些所謂的理由，就是利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的人口當作整個南京市的人口，把安全區的面積當作整個南京市的面積。其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問題，經不住一駁。會議的組織者平山良平和老華僑林伯耀先生當場與其對話辯論，當時在場的日本參會眾人對右翼分子的發言表示鬨笑和譴責，我也在以史實予以駁斥，但右翼分子直到散場也沒有離去。小學教師、曾經參加中日韓教科書編撰的小野正美，主動貼到那個右翼分子的身邊坐下，以防止他有什麼過激的行動時及時採取措施。緊跟他身邊的是一位美國人約瑟夫，這位在日本生活了22年的美國人，長期在名古屋工業大學執教日本的文學，一直從事著國際和平運動，他對右翼分子的言行嗤之以鼻。

2016年12月15日，朱成山在東京韓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外，身後為日本右翼勢力正在布置騷擾場地。

15日晚，在東京韓國基督教青年會館9樓會場，舉辦我此行在日本的最後一場南京大屠殺史報告會。

距離集會開始的6點半還有一個小時，東京的警察早早到這裡來布置保衛措施了。因為右翼勢力已經在網路上揚言，今天要比名古屋鬧得更厲害一些，特別是要在會場上讓我難堪。由於這裡的地勢比較好，警察容易封閉四周的小巷，右翼勢力的大車進不來，最多也就是小車。他們會佔用公共道路，但韓國青年基督教會是私人領地，他們不能侵入內部，否則就可以報警驅逐或者逮捕。

2016年12月10日，朱成山在大阪南京大屠殺證言集會上講演。

大約距離開會還有半個小時，右翼勢力來人了。果然，他們在會場大門對面的公路邊上佔有一塊小地方，插上了日本的太陽旗和戰時海軍旗，放置了幾塊小型的標語牌，安置了大喇叭，還安置了攝像機現場直播和拍攝。一旁停了警車，警燈一閃一閃的好像是在提醒這些右翼分子保持分寸。陪同我的翻譯朱弘說這些人並不可怕，要我和他們合影，留下些資料。

6時30分，集會正式開始，田中宏教授先發言，介紹今天的集會，也簡要介紹了我此行在日本各地集會的情況，然後現場放映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侯占清和石秀英的證言錄像，最後由我進行歷時75分鐘的講演。我講了當年南京的人口和面積，講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萬數字的來歷和根據，講了中國舉辦國家公祭儀式和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意義，其中特別提及在名古屋右翼勢力提出的觀點不值一駁。最為搞笑的是，原準備鬧場的幾名右翼分子，在會場強大的壓力下，竟然沒有敢出聲，沒有實現他們會前在網路上的揚言。東京「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殺會」代表木野村間一郎，女人們戰爭與和平資料館館長池田惠理子等組織者們對此給於很高的評價，認為今晚的集會很成功，怔住了右翼勢力的猖狂。

2016年12月2日，朱成山在熊本縣舉辦的講演會場上。

此次日本之行是短暫的，但所見所聞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為了此次訪日活動得以安全和成功，日本友好人士甘當「保鏢」，辛勤陪同和護送我。但另一方面，日本社會對歷史嬗變的態度令人憂慮：

一是關注歷史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以前集會時成百上千人的規模不見了。長崎中學的女教師奧山忍給我舉例說，她教的學生由於看了右翼勢力編輯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總結》一書，根本不相信南京大屠殺發生過。日本青年人對歷史不關心、不學習、不參與的狀況，令正直和有良知的日本人擔憂。

二是日本人二戰史的觀念正在悄然發生新變化。在當下的日本，筆者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調，現在舉行歷史方面的教育越來越難。有日本朋友認為，由於安倍政權的操控和引導，日本輿論對戰爭責任問題有了新的轉變，從過去的偏向談論受害者的話題，儘可能不談或者少談加害者話題，轉變為不談戰爭問題，不再強調戰爭受害者的身份，包括一些學校和家長不讓孩子們去廣島原爆紀念館參觀。他們更多的是希望談日本戰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三是熱衷於關注戰後史，積極宣揚日本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有日本學生反映，日本的年輕一代基本不學習近代史，考試中也不涉及近代史的內容，只關注古代史和現代史。他曾經就此現象詢問導師，日本老師始終不吭聲。日本國會前議員栗原君子對我說：「我對現在的日本政治非常的不滿意，安倍政府把和平憲法當作了空殼子，日本自衛隊向南蘇丹出兵，完全不是為了世界和平作貢獻，而是在於突破和平憲法第九條，這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其右傾動向值得關注與警惕。」(作者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原館長、南京大屠殺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完員)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