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津津樂道的知音傳說，到底發生在什麼地方？

作者：潘世雄

美麗的知音傳說，其核心部分是兩大情節：一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二是斷琴絕弦謝子期。在這兩大情節的基礎上，才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歷史情節。《呂氏春秋·本味》中記：「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後世因謂知已為知音。而這個美麗傳說的故鄉究竟發生在何處，知音文化的歷史發源地在哪兒呢？對此，是有爭議的。

一、漢陽知音之說，「先天」不足

《呂氏春秋》和《列子?湯問》等古籍中的伯牙、子期故事都缺失地理空間，直到明朝的馮夢龍通過民俗小說《警世通言》才把這一明顯缺陷彌補起來，但缺陷的彌補不是依據歷史事實，而是據民間流傳的腳本。

此作為歷史的真實有明顯的瑕疵。

１、華中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劉守華教授也認為沒有確證表明馮夢龍的小說是直接吸取漢陽的地方傳說寫成。

２、劉教授又認為作為話本小說而言，其寫作過程就是吸取當時民間說書人的故事腳本加工改編而來。而「漢陽江口」、「馬鞍山」、「集賢村」等地名的出現源於明萬曆年間約1610年前後刊印的明代說書人話本《貴賤交情》。

３、馮夢龍是江蘇長州﹙今蘇州﹚人，他沒有到過湖北漢陽，可見摔琴謝知音小說中的人物角色及地理背景是從《貴賤交情》這篇明代說書文本沿襲而來，從此這一著名傳說才花落湖北漢陽了。

４、小說是文學藝術，可以幫助我們開拓研究的視野，但不足以能引經據典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漢陽自唐宋以來就是華中重鎮。宋元是通俗文學的盛行之際，《貴賤交情》就是明代之前早已流行於漢陽府一帶的說書文本，因其深入人心才被馮夢龍看中而選作《警世通言》首篇的。從閱讀的角度來說，可見知音文化故事深入人心，早被廣大人民所接受。

５、「漢陽說」還有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古琴台這一歷史文物的存在。據歷史文獻記載，琴台始建於北宋，後屢毀屢建。清嘉慶初年，湖廣總督畢沅主持重建古琴台。清汪中代筆撰《琴台之銘並序》和《伯牙事考》，此文頗為時人稱道。光緒十年（1884年）黃彭年撰《重修漢陽琴台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楊守敬主持並親自書丹，將《琴台之銘並序》、《伯牙事考》、《重修漢陽琴台記》重鐫立於琴台碑廊之中，並書「古琴台」三字刻於大門門楣。知音故事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年—前221年），琴台建築在北宋（960年—1127年）時代。時空相隔了一千多年，作為歷史傳說、繁榮旅遊業尚可，然作為歷史依據難以服眾。何況是「鼓琴台」，「古琴台」，還是「摔琴台」？歷來飽受爭議，難有定論。

６、漢陽的地名始於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春秋戰國時還沒有這個地名。所以，馮夢龍民俗小說《警世通言》中關於「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漢陽江口一說，是為順口一說。該文作為文學故事不失為一篇膾炙人口、精彩生動的經典之作，但以此為據作為歷史文化的發生地不具備歷史的真實性和確切性。

二、石首調弦口知音之說，更為可信

發生在湖北省石首市調弦口的知音傳說，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但近年也受到了少數人的質疑，代表之作為武漢市地方志辦公室董玉梅撰寫的《知音文化在石首、海鹽和泰山》，發表在2007年《長江日報》上。文中從調弦口、伯牙口、馬鞍山等地名的由來、地貌及傳說上進行了推理論證，認為「石首說」與知音故事聯繫起來實在太勉強。

找到歷史故事的發生地，還原歷史的真相，其意義與作用對當代及後人來說並不亞於歷史故事本身。

知音傳說的歷史發生地「漢陽說」與「石首調弦口說」兩種說法，哪一種更切合實際呢？我們認為，「石首調弦口說」更為可信。

一是有證可查。

據康熙年間所編《湖廣通志》所引《晉書?杜預傳》記載，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駐襄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漕運而下令在此開河，因河口位於相傳伯牙當年調弦撫琴遇知音之地，始名調弦河，此名已沿用至今達1700多年之久，足以證明知音故事是在此之前傳承下來的，這比「漢陽說」早了多少年？而河口在地貌上也可稱之為江口，這與《俞伯牙摔琴謝知音》中所述的故事發生地江口相合。而「海鹽和泰山說」則無江口之地貌：「泰山說」僅西漢劉向在《列子?湯問》中有「伯牙游於泰山之陰」的記載；「海鹽說」僅有明清以來一些有關伯牙的遺迹傳說，卻找尋不到鍾子期聽琴的內容。

清朝乾隆丙辰年編《石首縣誌》云：俞伯牙從楚都東下，停舟鼓琴於此，弦漸而調之，因以得名。此處為荊江穴口之一，故又稱調弦口。咸豐乙卯年（公元1855年），官府在此設巡檢司，置水路關卡，故又名調關。明朝著名文人張璧（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啟茂、張權、張維、李永忠、李宗瀚及清朝文人墨客衛嘉、王承禹、汪一元等均先後以《調弦亭》為題賦詩作詞，而尤以王承禹《調弦亭》一詩廣為傳誦，現今刻於調弦口雕像石座上。王承禹詠道：「昔年高山流水意，此日清風朗玉亭。有客雅能傳古調，不知曾得子期聽。」而漢陽古琴台鮮有這樣久遠且廣為傳誦的詩句，所建古琴台也比調弦河得名晚200多年。據此，我們沒有理由否認伯牙在調弦口撫琴遇知音一說。

二是有跡可尋。

至今調弦口一帶仍有馬鞍山、摔琴台、伯牙口和七賢村等地名，且遺迹尚存，這些均與馮夢龍的《俞伯牙摔琴遇知音》一文里所記敘的地名吻合。而董玉梅文中有關馬鞍山的論述則擺了一個烏龍，文中敘述的是現石首城區的馬鞍山而非僅離調弦口東南方向八公里的桃花山脈邊緣的馬鞍山，現有桃花山鎮馬鞍山村地名存在。

「伯牙口」地名的神話傳說只是諸多傳說中的一種，董文也承認了「伯牙口」地名與知音故事的關聯。「伯牙口」位於湘鄂交界處的群山之中，「踹跳登崖，行於樵徑，約莫十數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這一谷口被後人稱之為伯牙口。

「摔琴台」聳立在半山腰。「摔琴台」一面連接山坡，其餘三面是懸崖，面積如一張八仙桌大小，台上可坐四人。據此推測，伯牙當年悲憤至極在此摔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漢陽「古琴台」現僅存一個地名，伯牙當年尋訪鍾子期的山口究竟在何處卻無佐證，且人們還說「古琴台」是伯牙當年鼓琴之地，然實則伯牙當年鼓琴的地方是在水上船艙內，樵夫鍾子期在岸上。「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漢陽之說人為地把伯牙當年鼓琴之地從水上搬到了陸上。

是「古（鼓）琴台」還是「摔琴台」？是「集賢村」還是「七賢村」尚有一辯。「集賢村」在石首知音說的考證中應為「七賢村」，其據為康熙六年（1667年）誥命奉政大夫的喻嘉才在《綉林景獻記》說「荊州二百四十里，賴有中流砥柱，故名石首。《水經注》龍穴，地接夢澤一隅。七賢村，子期鴻冥。」

三是有物可證。

1998年10月，調關鎮附近（馬鞍山地區）出土了一件震驚世人的歷史文物——博鍾，這件稀世之物何以淪落至此，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有人認為，古代司樂之官往往以「鍾」為姓氏，而也有文章佐證鍾子期就是一位隱居田園的樂尹，此鍾作為鍾氏家族的遺物現存於博物館。客觀地說，普通的平民百姓是聽不懂伯牙的琴聲的。由此推斷，鍾子期即使是漢陽人的身份，隱居在調弦口也是有可能的。另《湖南藍山鍾氏族譜》載，居住在湖南華容縣藍山（一作南山）一帶的鐘姓人，其祖為周朝鐘師，而湖南的藍山（南山）就在石首桃花山的近鄰湖南華容縣，僅距不到10公里。

在石首桃花山地區隱居的名人除了傳說鍾子期，而且傳說過商聖范蠡攜美貌之妻西施也在此隱居。因此，石首桃花山地區適宜隱居絕非空穴來風。

四是有口皆碑。

伯牙調弦口遇知音的傳說在當地已經流傳很久，迄今無論你遇到哪位調關人（公元1855年調弦口改名為調關），他們都會津津樂道地向人們講述這個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故事。調關鎮八旬老人李必漢說：既然相傳伯牙當年「自楚都東下」不久即因避風雨而泊舟山崖之下，「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不一日翻譯成現代文，其中的一種意思就是不到一天的時間，荊州距漢陽遠矣，現代輪船也需近二十個小時才可到達武漢，帆船隻用一天的時間絕不可能抵達。那麼這個地點只有調弦口一帶最為合適。況且調關在江南，而漢陽卻在江北，從水流和穴口地點看，泊舟南岸比泊舟北岸更容易且更能抗風雨，同意此觀點的還有當地的漁民和船工，因此「漢陽說」根基不牢。

三、歷史傳說不能以訛傳訛，要與歷史真實相吻合

什麼是傳說呢？我國當代權威的民間文學專家烏丙安教授指出：傳說「是與歷史事件、人物相聯繫的或與地方事物（名勝、古迹、風俗、地方特產或常見事物）有關聯的幻想性散文敘事作品」。傳說的一個最突出特徵，就是傳說中的一切虛構因素、幻想成分、奇異形象總是要與一定的可信事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至少我們可以這麼認定，知音故事的歷史發生地在長江邊與洞庭湖相鄰的一個江口上，其歷史地名應該有「琴斷口」、「馬鞍山」、「集（七）賢村」等，歷史文物中應有琴台、出土文物、鄉土族譜等，歷史人物伯牙、子期是一個整體，不可或缺。

知音文化是一個系統，包含了傳說與史實兩大部分，之間既有聯繫又不能互相代替，它的重頭戲在於偶遇與斷琴，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傳承至今，需要我們溯本求源，還原歷史，遺迹可以傳承許多的美麗的傳說，記載歷史的片斷，但絕不是歷史的真實，要不然若干年後德國的杜伊斯堡、法國的波爾多市、日本的大分市都可以與我們爭知音文化的遺產了，因為他們現在也建有知音亭、高山流水、古琴台、聞琴橋等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