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有哪些內涵？

我們對蔣介石有一個印象，那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七七事變」之前，他堅持對日本妥協的不抵抗政策，任由日軍占我國土、殺我國民。

時至今日，再去討論蔣介石是否積極抗日已經毫無意義。須知，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

的確，在1931-193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蔣介石極力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甚至不惜含辱忍讓。那麼，這段時間裡，他到底幹了些什麼？

「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有著清醒的判斷，他在日記中寫下：「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之中華民族。」他接著說：「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1931年12月9日）

據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黃道炫先生的研究，蔣的妥協政策中確有儘可能減少損失，保存國脈，發展國力，爭取生存空間的考慮。1931年9月20日，蔣在日記中誓言：「卧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

照實說，蔣對抗日是有著長遠打算的，他的總體思路就是他那句著名的口號：「攘外必先安內。」

蔣介石資料圖。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通電，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攘外必先安內」通常被理解為「剿共」而廣遭詬病。事實上，「剿共」僅是「安內」的一項任務，遠非全部，其中有大量推動國家建設的正面內容。

蔣介石「安內」的內涵是什麼？汪精衛曾對此解釋道：「一從政治上經濟上致力統一，以形成整個的對外體系。二對於赤匪之騷擾後方，牽制兵力，予以掃除，俾無後顧之憂。三儘可能的努力謀物質上之建設，以期抗戰力量之增強加大。」

具體而言，蔣在「安內」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剿共】

前文已提到，「剿共」、建立國民黨一黨專政是「安內」的要義之一。自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軍隊向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5次大規模「圍剿」，紅軍和中共中央最終被迫轉移到陝北。在日軍侵略華北日亟的情況下，蔣未將主要精力用於抗日，仍然追殺紅軍不止，最終引發了「西安事變」。大家對這一段歷史比較熟悉，不多贅述。

【國力建設】

在物質層面，根據南京大學歷史學家張憲文教授的總結，有如下幾點（為求簡明扼要，以考試答題方式概括）：

一、財經改革。

1932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加強全國的工業建設和資源開發利用。此後，冶金、燃料、機械、電氣、化工以及開礦等重工業都有長足進步。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宣布實行法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制，禁止白銀外流，統一了全國貨幣。此舉使得過去支離破碎的各省經濟發生了密切聯繫，由此又增加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

農業是抗戰的基本。國府1935年度支出3500萬元，用於水利及築堤工程，責成各省設庫存糧。同時，將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確定為戰時後方基地，並加緊建設。

二、整頓全國交通和構築國防工事。

鐵路方面，抗戰全面爆發前，粵漢路、隴海路延長線、浙贛路、同蒲路、蘇嘉路等相繼建成通車。至1937年上半年，中國的鐵路已建成1.3萬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變」後，國府開始從東南著手，由近及遠，逐漸推進到西南、西北地區，形成全國性的公路系統。到1937年7月，計有幹線21條、支線15條，總里程達10.95萬公里。

國防工事分內陸和沿海兩部分。國府陸續整修沿海及長江各要塞，加強了虎門、廈門、馬尾、連雲港、江陰、鎮江、南京等處的江、海防工事。在內陸方面，將全國劃為10個戰區，至1936年底，江浙、晉綏、魯豫等地區已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三、整理軍務，擴充裝備。

整理軍務，擴充裝備。1934年底，蔣介石著手制定整軍計劃，將全國軍隊編成60個師，「暫定三年至4年編練完成」。1936年國府推行《兵役法》，從7月至12月已徵集入營新兵5萬人，受過軍事訓練的壯丁50餘萬，正在訓練中的約100萬人。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國府轄整編步兵182個師，46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及3個騎兵獨立旅，炮兵4個旅及22個炮兵團。海軍共有3個艦隊，大小艦艇100餘艘，總噸位約6萬噸。空軍擁有戰鬥機300餘架。

山西太原生產火炮的兵工廠。

國府還充實各軍需工廠的生產線，至全面抗戰爆發，所有步槍、重機槍、迫擊炮、直徑150毫米以內的炮彈、1000公斤以內的炸彈、各種信管、化學品及防毒面具，均可自制，並可批量生產。

【擺平反對派】

北伐完成之後，作為黨國元首的蔣介石面臨一個令其極為惱火的難題：黨內反對派難以馴服、地方實力派時時與中央對抗。

在國民黨內，孫中山的親密戰友、立法院院長鬍漢民一直是蔣介石的眼中釘。鑒於看不慣蔣介石的獨裁傾向，胡漢民極力制約蔣的權力膨脹，事事與之作對。1931年2月，蔣介石終於忍無可忍，軟禁胡漢民，引起黨內一場軒然大波。

最能反映國民黨黨內深刻矛盾的，當屬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侵略日亟，本應是同仇敵愾的關鍵時期，國民黨竟然因權力分配未達成一致而分裂為三派：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蔣介石主導的「四大」在南京召開；11月18日至12月5日，孫科、胡漢民主導的「四大」在廣州召開；12月3日，汪精衛主導的「四大」在上海召開。

在黨內紛爭的同時，地方實力派也沒閑著。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舉兵反蔣。次年1月，蔣介石發兵進攻，十九路軍失敗，史稱「福建事變」。

「兩廣事變」時期，桂軍進駐湖南郴州的情形。

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李宗仁已與南京中央對抗多年，1936年6月，兩廣聯合以抗日的名義反蔣，雙方陳兵湘粵交界地帶，劍拔弩張。蔣使用收買、拉攏、妥協等手段，9月和平解決「兩廣事變」。

面對黨內國內的複雜形勢，蔣介石不得不將此作為「安內」的重要內容，尋求緩解矛盾、整合力量之道。為了消弭反對派，蔣一方面採用暴力手段，另一方面也會主動展現開明姿態，如號召召開國民大會、制定約法，如構建五院制政府、改革地方政治，改善中央與地方的系等等。

【抗戰精神動員】

在「安內」的內涵中，除了上述要點，還包括蔣介石抗戰精神動員的苦心，而這一點又常常被忽略。

蔣介石曾說：「作戰有兩個要素：一個是精神，一個是物質。我們只有拿卓越的精神來補助物質之不足。將來中國對外作戰，精神就是我們戰勝敵人最重要的條件。」蔣介石意圖通過鼓動國民的精神力量來支持長期戰爭。

1932年起，蔣介石發表《中國的立國精神》、《中國魂》、《進德修業與革命之途徑》、《教養衛》、《禮義廉恥的精義》、《禦侮圖存之要訣》、《抵禦外侮與民族復興》、《國民精神建設之要旨》等文章和演講，來闡述其抗戰精神動員的思想。

1934年2月，在「剿共」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蔣介石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新生活運動」。這是他以教育手段來改造國民精神面貌的實踐。

蔣曾如此解說他所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現在我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社會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國民日常生活能夠『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達到『軍事化』、『生產化』和『藝術化』三個目標 。先從『食、衣、住、行』做起，來實踐並發揚『禮、儀、廉、恥』的固有德性和立國精神。」

「集團婚禮」是國民政府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的一部分，也是近現代中國「文明結婚」新式婚儀潮流的一部分。

「新生活運動」內容瑣碎，對民眾生活方式規定嚴格，比如「藝術化」要求「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產化」要求「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軍事化」要求「冷水洗浴」。

蔣大力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滅蠅競賽等。此外，也有革除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毒運動等。

1940年，宋美齡評價「新生活運動」說：「在日本侵略中國和我們抗戰以前，『新生活運動』由於成為改造中國國民生活的一種潛力，已經形成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抗日戰爭發動以後，新生活運動自動而又自然地就變成整個國防體系中的一部分」。

最後，對本文所論蔣氏「安內」之策做兩點說明：首先，炳哥並沒有全面揭示「安內」內涵，限於篇幅有所省略，比如外交，為了迎接必將到來的抗戰，蔣介石在對德、對蘇關係上做了調整。第二，「安內」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也為數不少。「剿共」軍費浩繁，拖累抗日的物質積累；「新生活運動」從其開始直至今天，一直沒有擺脫蔣欲構建法西斯社會之譏評。

參考資料：張憲文《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洪嵐《蔣介石抗戰精神動員初探》、黃道炫《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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