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羅為什麼被這個歷史學家批得一錢不值？

論羅納德·塞姆

《羅馬革命》中的西塞羅

呂厚量

作者簡介：呂厚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06

人大複印：《世界史》2016 年 11 期

原發期刊：《史學理論研究》2016 年第 20163 期 第 83-92 頁

關鍵詞：《羅馬革命》/ 羅納德·塞姆/ 西塞羅/

摘要：在《羅馬革命》中，羅納德·塞姆對羅馬共和晚期的文學家、政治家西塞羅的道德品質與歷史地位做出了負面評價。塞姆對西塞羅的批評與蒙森等德國史家的相關論述存在著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但其根源卻在於塞姆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法西斯主義政治宣傳甚囂塵上的形勢下形成的、對幾乎一切政治制度與政治家持道德批判態度的政治批判史觀。該史觀在塞姆的後期史學創作中逐漸弱化，但仍在塞姆從傳統政治史轉向羅馬史學史、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轉向過程中產生重要影響。這構成了塞姆學術生涯中思想演變的重要線索。

一、《羅馬革命》中的西塞羅形象

作為西方羅馬史學界公認的權威學者，長期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的紐西蘭籍歷史學家羅納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在其1939年初版的成名作《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中發展了前代德國羅馬史學者創立的人物誌研究方法，使這部名著成為20世紀羅馬政治史研究中的典範之作，對西方史學界關於羅馬帝國建立過程的基本認識產生了深遠影響。塞姆本人也憑藉本書及另一部代表作《塔西陀》(Tacitus)所取得的成就而在羅馬史研究領域取得了堪與特奧多爾·蒙森和愛德華·吉本相提並論的一流學者地位。

在《羅馬革命》人物誌研究為讀者呈現的共和末期至帝國初年羅馬政界人物的畫廊中，瑪庫斯·圖裡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無疑是地位極其重要、形象鮮明的政治家。在塞姆的敘述體系中，西塞羅既是傳統共和派的思想領袖，又是挑起腓力比之戰、導致共和國覆滅的最初禍首，是銜接《羅馬革命》前後敘述的兩大主題——共和國的滅亡與元首制的建立——的樞紐；他的書信集是塞姆寫作本書時所依據的核心史料；西塞羅的文學成就也被塞姆視為共和末年時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羅馬革命》塑造的西塞羅形象及對他的負面評價可以作為把握這部史著的主旨和理解青年塞姆歷史觀的重要線索。

塞姆對西塞羅的批判首先表現在對其自私自利、表裡不一、左右逢源等性格污點的揭露上。塞姆認為，作為一名以外來新人角色當選執政官的成功政治家，西塞羅在其政治生涯中並未致力於提拔來自義大利境內偏遠地區的居民進入羅馬元老院，也不曾支持過其他新人競選執政官，而是極力取悅政壇上的老牌貴族，這種做法帶有背信棄義的性質。他對義大利人的支持僅僅流於口頭上的空洞讚美，其目的只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西塞羅的自私對羅馬共和晚期的政局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他同安東尼之間的私人仇怨引發了歷次羅馬內戰中最沒有理由發生的一次；他對渥大維、德奇姆斯·布魯圖斯的回護和對安東尼的肆意攻擊踐踏了共和國的法律與秩序。西塞羅曾有過渾水摸魚、袒護富人阿提庫斯的劣跡，並同行省包稅人進行過權錢交易。西塞羅在公開場合熱烈讚美來自義大利城鎮的貴族，私下裡卻在書信中嘲笑他們為獃子和酒鬼。西塞羅在其政治生涯中的立場毫無原則可言，他奉行的唯一宗旨就是永遠服從現存秩序；他還無恥地使用愛國主義的幌子為自己改換門庭的卑鄙行為進行詭辯。

塞姆所否定的並非只有作為道德楷模的文豪西塞羅的光輝形象，受到他質疑的還有政治家西塞羅的歷史地位。《羅馬革命》認為，西塞羅作為共和末年偉大政治家與羅馬未來政體藍圖設計師的形象是奧古斯都建立帝國後為統治需要而杜撰出來的，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西塞羅這樣的新人在由顯貴把持的共和國政局中根本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他提出的由美德維繫、以團結全體義大利人為目標的理想化綱領不具備任何可操作性；他的致命弱點在於沒有追隨自己的黨派，「因缺乏家族背景和追隨者而在聲望方面有所欠缺」。由於自身實力不濟，西塞羅不得不違心地屈從於「前三頭」的統治；他先後試圖投靠多拉貝拉與渥大維，卻相繼以失敗告終。他儘管「才華橫溢、畢生從政，但本人為共和國所做的貢獻卻乏善可陳」。塞姆在《羅馬革命》中對西塞羅的批評是全方位的和十分尖刻的。

如果說上文所列舉的部分文本還可以用史學爭鳴中的見仁見智來解釋的話，那麼塞姆利用「莫須有」的理由和明知未經證實、甚至基本可以確定出於杜撰的材料對西塞羅形象進行的抹黑，則明顯帶有文學修辭性質，反映了塞姆本人對西塞羅的偏見。塞姆認為，西塞羅在晚年之所以能夠成為政壇要人，僅僅是由於其他著名執政官已相繼辭世或告別政壇、元老院中人才凋零的緣故。這種主觀的解釋模式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塞姆聲稱，西塞羅演說詞中首屈一指的傑作《反腓力演說詞》中的論點是「沒有分量、滑稽可笑或毫無新意的」，是在「用最厚顏無恥的方式去強詞奪理」，這種武斷的評論同樣難於以理服人。塞姆甚至使用撒路斯特沒有把西塞羅列入那個時代兩位最偉大羅馬人之列的牽強論據來證明羅馬人對西塞羅的否定態度，而故意無視撒路斯特本人在其史著中充分肯定執政官西塞羅粉碎喀提林陰謀的歷史功績這一事實。塞姆列舉的另外一些否定西塞羅的材料同樣顯得十分牽強：他利用西塞羅政敵將其誣衊為「繼塔克文家族之後統治羅馬的第一位異族國王」這一明顯帶有誇張、戲謔意味的言辭來諷刺西塞羅在擔任執政官期間的濫用職權。他認為西塞羅的演說詞之所以能夠流芳百世，主要是由於同時代其他演說家的作品沒有保留下來的緣故，事實上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西塞羅團結全義大利的思想很可能是日後失傳的其他演說家、思想家提出過的，並不一定是屬於他個人的專利。他還引用了西塞羅《與布魯圖斯通信集》中兩篇書信的文字作為否定西塞羅人格的關鍵史料證據，儘管他在注釋中承認自己知道這兩封信的真偽性問題在學界存在著重大爭議。他甚至使用了阿庇安描述渥大維佔領羅馬後羞辱西塞羅的小說式情節和普魯塔克筆下布魯圖斯對西塞羅遇害的消息漠然視之的虛構場景，儘管明知前者「可能是後人杜撰的」。(11)散見於《羅馬革命》全書各處的大量證據表明，塞姆對西塞羅的人格與歷史作用的評價是負面的和消極的。其中的一些論述可能反映了塞姆本人對羅馬歷史的個性化理解，另外一些文字則帶有一定的偏見與時代局限性，是當代乃至塞姆時代的史學家們很難信服和認可的。

二、塞姆筆下西塞羅形象的特殊性

當然，現存古代史料所呈現的西塞羅並非一個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他為米洛創作的辯護詞中存在著確鑿無疑的謊言；他對安東尼的攻擊也使用了明顯的曲筆。(12)由於西塞羅的大量書信以較為原始的面貌留存至今，他展示給後人的形象必然是複雜的。波利奧、狄奧·卡西烏斯等對西塞羅充滿敵意的史家也保留了其政敵舉出的、不利於西塞羅本人的若干證據。(13)如果我們用現代知識分子普遍接受的尺度去衡量的話，西塞羅的文風和人品也確實存在著虛妄浮誇、自吹自擂、心口不一等令人反感的元素。(14)儘管如此，當代羅馬史學界對西塞羅在挫敗喀提林陰謀和領導元老院對抗安東尼的鬥爭中的表現普遍持肯定、敬佩的態度。(15)平心而論，作為羅馬政壇上一名不折不扣的新人，(16)在缺乏政治背景的情況下，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繼老伽圖、馬略之後第三位當選執政官的著名新人，(17)西塞羅在個人資質方面必定存在過人之處。他爐火純青的演說技藝正是其最為重要的政治資本。(18)而西塞羅的政治立場恐怕也並非塞姆所描述的那麼不堪：他始終致力於維護共和國體制，(19)只是事態的發展有時不免會超出其個人能力的控制範圍。(20)在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貢獻方面，西塞羅堪稱羅馬共和國時期絕無僅有的一流思想家。(21)西塞羅政治演說詞的影響範圍遠遠超過維吉爾等其他經典拉丁作家；(22)並在其現存著作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歷史哲學思想體系。(23)西塞羅的很多法治思想已潛移默化地融入了現代社會的制度規範中。(24)他的著作還對馬基雅維利、伯克等後世的政治思想家產生過直接影響。(25)可見，儘管《羅馬革命》一書在整體上是一部史料紮實、論證嚴密的名著，其中對西塞羅的具體評價卻是相對主觀和流於偏頗的。

當然，熟諳拉丁史料與西方古典傳統的塞姆本人對自己作品中西塞羅形象的反傳統特徵自然心知肚明。他在《羅馬革命》的導言中寫道：「……在這種有傾向性的、以成敗論英雄的羅馬革命解釋模式中存在著一個引人注意的例外。人們很少拒絕同情一位並不成功的政治自由派領袖。西塞羅是個仁慈而博學的人，他對歐洲文明的發展保持著長久的影響力；他是作為暴力和獨裁的受害者而犧牲的。然而，上述對西塞羅聲名和命運的理解只是事物的一方面。」他甚至還進一步承認：「除了一些顯然帶有人身攻擊性質的惡語中傷和流言蜚語外，當時留下來的史料中確實缺少針對這兩個人(西塞羅與奧古斯都)的反面證據。」(26)可見，塞姆對西塞羅的批判是一種自覺的、反傳統的歷史翻案行為。由於《羅馬革命》在英美文化界的深入人心，塞姆所塑造的西塞羅負面形象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西塞羅或羅馬共和末年為主題的英美文學、影視作品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塞姆的觀點在古典學與羅馬史學界卻遭到了冷遇，並未顛覆西塞羅作為偉大拉丁文學家與重要羅馬共和派政治家的地位。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塞姆有意將西塞羅形象負面化呢？

三、《羅馬革命》消極評價西塞羅的原因分析

1.德國羅馬法、羅馬史研究傳統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塞姆影響頗深、並在當時的羅馬法、羅馬史學界居於領先地位的德國學術傳統中，對西塞羅的主流評價意見同樣是消極和負面的。(27)蒙森的巨著《羅馬史》正是這種潮流的典型代表。在蒙森眼中，西塞羅在粉碎喀提林陰謀期間積累起來的權威與聲望是通過破壞法律的方式取得的：他在緊急狀態下決定即刻處決喀提林黨羽的行為摧殘了羅馬共和政體長久以來的護符——申訴權。蒙森給西塞羅貼上了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標籤：「政治投機分子」，認為他毫無原則地為一切權貴辯護，在「前三頭」的威逼利誘下充當著可憐應聲蟲的角色；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依靠的是自己的夸夸其談與老於世故。西塞羅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極其有限的，以他為代表的文風乃是一種「刻板的、生造的古典主義」，與蒙森心目中崇尚強權的真正英雄西庇阿、愷撒等人所代表的「在飽滿的生活中得到充實」的古典主義風格截然相反。(28)蒙森《羅馬史》與塞姆《羅馬革命》對西塞羅的態度都是批判與否定的，並且二者在對西塞羅首鼠兩端、缺乏政治原則這一點上的看法是較為吻合的。筆者認為，塞姆對德國學界批判西塞羅傳統的借鑒基本限於個別細節方面，他對西塞羅歷史地位的全面否定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

在《羅馬革命》的序言中，塞姆坦承自己採用的人物誌研究方法來自對閔採爾、格羅亞格、施泰因、普雷麥斯坦等德國學者著作的借鑒。(29)但在具體觀點和敘述內容方面，塞姆預設的主要讀者與批判對象都是普遍肯定西塞羅歷史貢獻的(30)英國羅馬史學界的學者。他對前人方法進行了選擇性吸收與發展完善。(31)事實上，歐洲大陸羅馬史學者所奉行的、以蒙森為代表的制度史研究模式正是《羅馬革命》一書成功顛覆的對象。(32)關注政治角逐中各集團真實力量對比的塞姆並不認可法律條文與合法性在波譎雲詭、爾虞我詐的羅馬貴族精英權力鬥爭中發揮的約束作用；而厭惡專制獨裁的他也必然無法贊同在20世紀30年代已開始帶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德國、義大利羅馬史學界對愷撒、奧古斯都強權統治的推崇。在塞姆眼中，蒙森對西塞羅鎮壓喀提林集團叛亂時採用手段合法性的討論並未戳中問題的實質；而蒙森等德國史家筆下的英雄愷撒也並不代表什麼比西塞羅更為高明的純正古典主義文學風格。塞姆在批判西塞羅時採用的論證思路同蒙森等人截然有別，並不是對後者不加甄別的照單全收。

那麼，塞姆消極評價西塞羅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與貫穿《羅馬革命》全書的、帶有塞姆早年鮮明個性特徵的政治批判傾向密切相關：對傳統上受到學術界普遍推崇、被視為理想政治家楷模與共和精神化身的西塞羅正面形象的顛覆，正是構建《羅馬革命》所承載的政治批判史觀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2.《羅馬革命》的政治批判色彩

筆者認為，結合其早期著述中的大量證據來看，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的塞姆在自身的思想觀念中形成了一種對羅馬共和末年幾乎所有政治制度與人物均持尖銳批判態度的政治批判傾向。這種道德論色彩濃厚的獨特史觀在《羅馬革命》一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映。青年塞姆在書中對西塞羅歷史功績的全面否定正是與這種政治批判史觀一脈相承的。

首先，《羅馬革命》一書所描繪的羅馬政治世界中幾乎不存在品行無可指摘的人物。塞姆在書中運用人物誌的梳理方式，為讀者展示了大批羅馬政客的醜惡嘴臉。蘇拉扶植起來的顯貴集團中儘是貪贓枉法之徒；安東尼麾下的貴族們各自心懷鬼胎，隨時準備叛變投敵；所謂「平民派」政治領導人的綱領「通常是一種用心險惡的謊言」；羅馬的暴民們慣於接受獨裁者們的賄賂，「對於羅馬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神聖傳統毫無同情之心」；羅馬軍團里的士兵們早已軍紀廢弛，「不可能去為自由、政體等空洞名號拋頭顱灑熱血」；龐培的政治生涯「從一開始就充滿著欺詐與暴力」；奧古斯都的股肱之臣阿格里帕看似恭順謙卑，實則「暴躁易怒、飛揚跋扈」。(33)塞姆對上述這些顯貴、平民與新貴社會階層的政治家或政治勢力的基本態度都是否定的。

塞姆對傳統政治史奉為英雄的奧古斯都的抨擊更加嚴厲。儘管《羅馬革命》一書的結尾肯定了奧古斯都在羅馬民族復興過程中發揮的歷史作用，(34)作者卻對奧古斯都其人全無好感，早在1934年發表的論文中便稱之為「邪惡的年輕人」。(35)《羅馬革命》聲稱「我們事實上沒有什麼理由去歌頌奧古斯都的政治勝利，或將這個通過內戰攫取財富與榮譽的人物理想化」。奧古斯都建立的新統治秩序是通過「狡詐和血腥的手段」實現的；他在羅馬大肆鼓吹的「東方再征服」偉業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奧古斯都用來安撫生者、欺瞞後世的只有鬼魂和言辭而已」；殘酷無情的他可以為政治野心「冷酷地犧牲掉自己最親近的人」。(36)塞姆對奧古斯都人格污點的無情揭露徹底顛覆了以往羅馬政治史敘述體系中展示的這位帝國奠基者的正面形象。

由於現存史料的局限和作者自身的感情傾向性，《羅馬革命》對另外一些羅馬政治家的評價要溫和一些。塞姆並不吝惜用「偉大」的字眼去稱呼愷撒和小伽圖，他對政治鬥爭中的一些失敗者如安東尼和布魯圖斯也抱著同情態度。但這些人物在品行方面同樣不是無可指摘的。愷撒儘管對朋友忠誠可靠，卻「詭計多端、難以捉摸」；他與龐培、克拉蘇聯手建立的「前三頭」同盟斷送了羅馬人民的自由；他同龐培的反目帶有過河拆橋的性質；愷撒反叛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個人榮譽的私利，而追隨他的黨羽多為「毫不掩飾自己動機的投機分子」；擔任獨裁官的愷撒貪戀權力，無視共和傳統，在日益膨脹的野心驅使下走向毀滅。安東尼的人品雖然不像其政敵所污衊的那樣不堪，但他畢竟貪戀權力，言行粗野，參與組建了「用公民的鮮血奠基，以專制暴政為支撐」的「後三頭」同盟。(37)小伽圖與布魯圖斯也未能免於政治家的通病：小伽圖會用糧食和錢財收買民心，運用賄賂手段幫助自己的女婿比布魯斯內定執政官的位置，並不以為恥。看似正直忠誠的布魯圖斯其實並不單純，而是一個懂得隱忍、難以捉摸的老辣政治家，甚至可以為了形勢需要而同自己的殺父仇人龐培結盟。(38)

在塞姆的心目中，「政治家」這一頭銜本身便意味著某種道德上的缺陷或至少是弱點。《羅馬革命》具體的行文表述中，塞姆對共和晚期羅馬政治家的批判也是極具針對性的——他的目的在於剝去阿諛奉承、邀功請賞的古代作家和以古喻今、別有用心的現代法西斯主義史學家們籠罩在依靠強權取得勝利的軍閥政客頭上的道德光環。為此，奧古斯都成了《羅馬革命》重點揭露的對象；塞姆對愷撒的評價相對溫和，但與蒙森等德國史學家對愷撒的推崇比較起來畢竟要嚴厲得多；而相對無害但同樣受到塞姆冷嘲熱諷的文壇偶像(儘管他是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便是羅馬共和國最偉大的共和主義政治思想家西塞羅。

《羅馬革命》絕不是一部玩世不恭、思想偏激的諷刺文學作品；它對羅馬共和晚期政治家的批判是以一套系統、深刻的政治批判史觀為基礎的。(39)塞姆開宗明義地指出：「奧古斯都的統治是一個集團的統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類似一個辛迪加。事實上，這個領袖的存在是以這個集團為先決條件的。如果我們只講述這個革命領導人的生平經歷，而不交代他所領導的黨派的構成情況，其骨幹黨羽的性格、行為與影響的話，這種描述就會顯得虛幻和不切實際。在任何時代，無論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名稱是怎樣的，無論它屬於君主制、共和制還是民主制，都會有一個寡頭集團潛藏在幕後；而羅馬在共和國與帝國時期的歷史都是統治階級主導的歷史。我們可以在奧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國的官員和掌權者中再次辨認出革命年代的將軍、外交家和財閥；他們更換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們成了新建國家中的官吏。」在塞姆早年的歷史觀念中，「無論政權採用何種名目與理論體系，寡頭統治集團都是真實可感的要素」。在羅馬共和國的框架內，儘管羅馬公民擁有理論上的自由選舉權，但寡頭統治集團的實力與聲望始終是左右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力量；(40)而在真實的政治鬥爭中，共和國的法律與憲政是無法同政治集團的勢力與權威相抗衡的。(41)因此，《羅馬革命》一書的重點不在於分析法律制度與政體模式的變遷，而在於揭示參與角逐的各政治集團的形成背景、人員構成與發展歷程上。(42)這種研究模式決定了全書陰鬱、悲觀的基調，因為讀者在書中看不到美德與法治的演進，看不到歷史的發展與轉折；他們目睹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爭奪與黨同伐異。而按照本書作者的政治批判史觀，既然一切政權總要由某個寡頭集團進行統治，這種永無休止的權力衝突便不可能存在多少建設性的積極意義。在塞姆的筆下，無論多麼成功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是擁有獨立意志的自由英雄，而只是自己所效忠的黨派在幕後操縱的工具。因此，對奧古斯都等政治領袖道德品質的討論其實是個偽命題，美德在靠實力說話的政治鬥爭中是沒有位置的。羅馬政治家取得成功的基礎是與法律幾乎無關的「權威」，它與「自由」同為可以任意選用的堂皇借口。羅馬政治家無論自稱支持元老院還是羅馬人民，他們真正想要爭奪的都只是權力而已；而「好公民」與「壞公民」等道德頭銜也不過是他們在黨同伐異之際可以隨意亂扣的帽子。(43)政治家的才幹與能力遠比他提出的綱領與口號更為重要；(44)令歐洲大陸羅馬法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諸多「權利問題」實際上取決於「實力問題」。(45)在共和末年血流成河的兵戎相見中，最終勝出的統治集團絕對不可能是一批和藹可親、德行卓著的人物，奧古斯都最終建立的元首制政府正是一個嗜血成性、專制獨裁的可怕政權。而帝國的統一也不意味著鬥爭與苦難的終結，因為「政治活動可以受到控制，卻永遠不會終止；野心可以被人壓抑，卻永遠不會泯滅。爭奪財富和權力的鬥爭還在寡頭統治集團內部、在宮廷里和內朝成員中繼續著；其形式變得更加隱秘，但事實上卻更為激烈與殘酷」。摧枯拉朽的內戰最終仍舊無法改變寡頭政權的基本性質。(46)

在這種政治批判史觀的支配下，塞姆在《羅馬革命》中反而給予叛變投敵者較多寬容，他認為，同一家族的成員為互保而在內戰中故意分別投靠敵對陣營的做法是維繫本家族勢力的明智之舉；普蘭庫斯等著名叛徒的相時而動與明哲保身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們在內戰中的背叛行為畢竟減少了羅馬公民的流血犧牲，而那些忠於虛幻原則的人物做得並不比他們更好。(47)

塞姆的《羅馬革命》全書定稿於1939年6月，出版於德國閃擊波蘭事件發生後不久的1939年9月。(48)儘管這部嚴肅的史學著作並非以影射現實為目的，但作者在書中表達的政治批判史觀無疑反映了對時局和現實政治的憂慮與不滿。(49)塞姆在本書初版序言中寫道：「筆者不是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中完成這本書的寫作的」，並指出本書對近年來一些關於奧古斯都的、或許帶有別有用心的說教性質的作品給出了回應。(50)他對亞克興海戰前夕渥大維政治攻勢的建構似乎確實存在著影射德意法西斯政權政治宣傳模式的成分。(51)197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紀念《羅馬革命》出版40周年的學術會議上，塞姆指出，1937年在羅馬參觀「奧古斯都時代文物展」時，他目睹了法西斯政黨如何運用奧古斯都的形象對墨索里尼歌功頌德，這對《羅馬革命》一書的寫作產生過重要影響。(52)也就是說，《羅馬革命》中呈現的政治批判傾向是對當時在歐洲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主義狂熱宣傳迎頭潑下的一盆冷水，(53)反映了作者對當時歐洲政治危機局面的清醒認識。(54)《羅馬革命》中的政治批判傾向所針對的不僅僅是在眼下橫行一時的法西斯政權，它代表著對人類政治本質弱點的深刻反思與全面批判。作為一位擁有紐西蘭教育背景的學者，(55)塞姆是站在歐洲世界的外圍思考人類政治的本質問題的。他在《羅馬革命》中建立的政治批判史觀雖帶有濃重的悲觀主義色彩，卻反映了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思考與嚴肅批判，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塞姆在《羅馬革命》中向讀者闡明了自身遺世獨立的思想立場。他的第一個化身是桀驁不馴的羅馬史家波利奧，(56)此人「在撰寫從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轉變過程時，永遠都是站在反對者的立場上的」。波利奧「在意羅馬、他祖先的故土義大利和自己的尊嚴，但並不關心任何黨派，更不在意那些被描述得彷彿高於黨派和政治利益的仇怨。(57)另一位化身則是他曾撰文為之辯護、(58)寫書為之立傳的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陀。(59)在塔西陀的歷史觀中，「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紛繁複雜、躁動不安、泥沙俱下的人類本性——他們為自由、榮耀或統治地位而展開爭鬥」。他永遠對名實不符的現象極其敏感；對權力角逐者們或鬥爭中的勝利者們不抱任何幻想。(60)所以，在塞姆筆下，共和末期羅馬政壇上的傳統貴族、平民派、民眾和新貴中沒有也不可能湧現出任何道德楷模和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英雄人物，這一局面是由羅馬政治始終如一的寡頭體制與強權性質所決定的。塞姆所持的政治批判歷史觀念反映了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肆虐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心理陰影，也反映了他對人類政治演變規律和發展方向的悲觀主義看法。筆者認為，塞姆在其學術創作前期所持的這種政治批判史觀正是導致他對西塞羅進行否定、批判的本質原因。

西塞羅作為羅馬共和晚期最傑出的演說家與政治思想家，在塞姆的《羅馬革命》中成為反面形象和批判對象。塞姆對西塞羅的評價迥異於絕大部分英國羅馬史學者。他的個別觀點(如對西塞羅背信棄義性格的分析)與蒙森等德國羅馬史學者存在著一致之處，但青年塞姆貶損甚至仇視西塞羅的思想根源卻在於全書一以貫之的政治批判傾向。《羅馬革命》是對羅馬共和國向帝國轉型期間一系列政治人物及其活動的整體批判，其矛頭直指以羅馬為代表的一切傳統政治統治模式。(61)在這種政治批判史觀的支配下，塞姆必然無法認可在思想、性格等方面與自己格格不入的共和派政治家西塞羅，認為他那些讚美共和理想、華麗做作、咄咄逼人的政治演說與號召全義大利團結起來的、不切實際的綱領口號，與現實中令塞姆深惡痛絕的德意法西斯分子並無本質區別。在政治批判史觀的引導下，青年塞姆試圖站在一個超越一切政治派別立場與時代局限的道德立場上去抨擊西塞羅的言行。然而，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反歷史的，因為真正超越一切階級與時代的道德標準事實上並不存在。因而，在論證過程中，青年塞姆必然要陷入邏輯混亂與多重標準的陷阱。他時而指摘西塞羅毫無原則立場，左右逢源，唯利是圖；時而批評西塞羅固守羅馬古風，不懂權變，流於空談；時而又利用20世紀現代英國民主社會的政治與道德評判標準去對西塞羅進行脫離歷史人物生活背景的苛求，(62)犯下了20世紀中期古典學研究中古史現代化的通病。此外，連塞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現存史料關於西塞羅的負面材料並不充分，(63)因此他的批評往往不得不在薄弱的史料證據、甚至是個人主觀臆斷的基礎上展開。歷史的檢驗證明，儘管《羅馬革命》一書取得了巨大成功，(64)其中對西塞羅形象的「主觀建構」卻是偏頗的、有悖於歷史真實的和未能得到後世學界認可的。

塞姆早年信奉的政治批判史觀同樣受到了後世學者的質疑與反駁。(65)一方面，塞姆簡單地把政治家視為執行統治集團意志的工具，忽視了他們自身擁有的個性、理想與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他在陷入對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的羅馬政界家族聯姻、黨派分合現象的瑣碎分析時，忽略了經濟基礎和階級矛盾對政治走向的影響和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因此，在塞姆所描述的軍閥混戰不休、政客勾心鬥角的共和末年災難性場景中，我們已無從辨識真實歷史中必然存在的人性、道德、理想與信仰，也無法認識到地中海世界的統一和元首制體制的確立對羅馬帝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推動作用。在具有政治批判傾向的青年塞姆眼中，元首制的建立是羅馬愛國人士放棄抗爭、心甘情願地接受奴役的結果。(66)因為「世上還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東西；政治權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終目標。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與富足；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並不能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被內戰和混亂局勢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羅馬人民會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早已千瘡百孔的自由特權，重新忍受羅馬建城之初實行的專制統治」。(67)這種消極看法引起了義大利自由派史學家莫米利亞諾的嚴正抗議，因為它消解了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本身的意義，並且在邏輯上也無法解釋君主專制何以會在此後的千餘年內成為主導歐洲的唯一統治形式。(68)儘管《羅馬革命》的政治批判史觀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起到了批判法西斯主義歷史觀的積極作用，它畢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經不起嚴格的學術推敲；這種流於偏頗的政治批判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羅馬革命》這部史學名著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

隨著和平局面的重新降臨和自身學術思想的發展，羅納德·塞姆在其創作生涯後期的政治批判立場有所緩和，而他與自己筆下的西塞羅也實現了「和解」。《羅馬革命》式的、對政治家西塞羅不遺餘力的諷刺挖苦在塞姆日後的論著中幾乎再未出現；而西塞羅在羅馬文學史上的地位則越來越多地得到了他的正面評價。在其晚年的另一部力作《撒路斯特》中，塞姆公允地指出，以西塞羅為代表的這個文學時代是自由的、充滿活力與創造性的。(69)他在其他作品中也表達了對西塞羅崇高文風的敬意，(70)並坦率地承認西塞羅的文學創作對自己所景仰的吉本、小普林尼和塔西陀等人的積極影響。(71)

然而，政治批判傾向畢竟對塞姆的後期學術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羅馬革命》付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兵役結束後，塞姆逐漸告別了純粹的政治史著述(儘管他日後的研究成果並未完全同政治脫離關係(72))，轉向了對斯特拉波、塔西陀、《奧古斯都後諸愷撒傳》和阿米亞努斯的史學史研究，和對豐產兄弟祭司團、小亞細亞行省的羅馬帝國社會史研究。(73)作為一位在理論思維、治史方法和語言風格等方面都極富特色的史家，塞姆後期的學術轉向當然不是對新興社會史潮流的盲目追隨，而是反映了他在政治批判史觀影響下暫時告別傳統政治史研究，嘗試開闢史學新園地的執著努力。當塞姆在其晚年重新回歸奧古斯都時代這一主題時，他選擇的研究對象已不再是政治家西塞羅或元首奧古斯都，而是與世無爭、專心文學創作的帝國上層政治犧牲品奧維德。(74)塞姆本人對奧古斯都的負面看法(75)和對法西斯主義者們利用愷撒形象進行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行為的批判，(76)則貫穿了其史學創作的始終。

政治批判史觀的形成與消解構成了羅納德·塞姆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羅馬史學者史學思想演變歷程中的一條重要線索。與同時代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相似，(77)塞姆的學術生涯軌跡同樣展示了經歷過世界大戰洗禮的歐洲進步史學家的心路歷程，以及由反思傳統政治史轉入社會文化史研究進而重新賦予政治史應有地位的20世紀中期西方史學潮流的基本趨勢。

注釋：

R.Syme,Anatolia,Studies in Strab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v; A.Momigliano,Review: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30,Part 1,1940,p.75.

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in R.Syme,Sallus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pp.ix-x.塞姆一方面繼承了20世紀初德國羅馬史學者們以氏族、個人姓名為線索整理現存拉丁、希臘銘文中零散史實信息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注重將羅馬貴族家族的興衰沉浮同羅馬上層政治勢力演化的格局結合起來，並將自己的研究結論通過量化統計的形式展示在《羅馬革命》一書中，對日後英美學界的羅馬史研究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 F.Millar,Style Abide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71,1981,p.146; G.Bowersock,Ronald Syme,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35,No.1,1991,p.119.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p.245-246.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pp.245-246,88,70,359,89.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139,162-163,168-169,172,108,14,133,137,100,157-158.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318-319,321,45,286,15-16,33-37,143,144.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164,104,162.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146.

Sallust,Bellum Catilinae,29.1-3.

(11)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55,245-246,146,153,138,184-185,186,203.

(12)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A Historian s Compan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3,379.

(13)G.Kennedy,Cicero s Oratorical and Rhetorical Legacy,in J.May,ed.,Brill s Companion to Cicero,Oratory and Rhetoric,Brill,2002,p.481.

(14)「不容否認的是，按照我們的口味，他(西塞羅)的大量演說和論文過於誇張和冗長」，參見伊麗莎白·羅森：《西塞羅傳》，王乃新、王悅、范秀琳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8頁。

(15)G.Kennedy,Cicero s Oratorical and Rhetorical Legacy,pp.481-482.

(16)C.Steel,Cicero,Rhetoric,and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63-164.

(17)H.Blom,Cicero s Role Models: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a Newcom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

(18)C.Steel,Cicero,Rhetoric,and Empire,pp.2-3.

(19)E.Ciaceri,Cicerone e i suoi tempi,seconda edizione aecuratemente riveduta,Vol.II,Dal consolato alla morte(a.63-43 a.c.),Società Anonima Editrice Dante Alghieri,1941,p.394.

(20)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A Historian s Companion,p.407.

(21)N.Wood,Cicero 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

(22)G.Kennedy,Cicero s Oratorical and Rhetorical Legacy,p.481.

(23)M.Fox,Cicero s Philosophy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

(24)N.Wood,Cicero 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p.208.

(25)J.Atkins,Cicero on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Reason,the Republic and Law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228-230.

(2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

(27)E.Ciaceri,Cicerone ei suoi tempi,Vol.I,Dalla nascita al consolato(a.106-63 a.c.),Società Anonima Editrice Dante Alghieri,1939,pp.xiv-xv.

(28)T.Mommsen,Rmische Geschichte,Band 3,achte Auflage,Weidmannsche Buchhandhmg,1889,pp.191,180,326-327,6,580.

(29)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viii.

(30)E.Ciaceri,Cicerone e i suoi tempi,Vol.I,Dalla nascita al consolato(a.106-63 a.c.),pp.xxxiv-xxv.

(31)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viii.

(32)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x.

(33)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61,269-270,16,100,159,28,343-344.

(34)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524.

(35)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xi.

(3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viii.,2,301,320,427.

(3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vii-viii,25,65,35-36,42,48,51,53,56,104-105,108,127,196; R.Syme,Tacitus,Vol.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588.

(38)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26,34,100,58,69.

(39)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論述模式並非青年塞姆的首創。認為一切政權的實質均為寡頭統治模式的觀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義大利、德國政治學界業已出現。塞姆雖然並未在《羅馬革命》正文中引述相應著作的觀點或交代自己寡頭統治理論的學術淵源，但他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相關作品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與這些著作聯繫密切的西歐反法西斯思潮的影響。

(4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7,vii,374.

(41)R.Syme,The Provincial at Rome,and Rome and the Balkans ,80 BC-AD 14,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9,pp.3,39.

(42)詹義康：《塞姆的〈羅馬革命〉》，《江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

(43)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viii,60,3-4,23,322,152,154.

(44)R.Syme,Tacitus,Vol.I,p.208.

(45)R.Syme,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28,Part 2,1938,p.114.

(4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509,439,405,440.

(4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64,165,180,511-512.

(48)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p.xiii-xiv.

(49)A.Giles,Review:Dux and Princeps,Classical Review,Vol.54,No.1,1940,p.41.

(5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ix,viii.

(51)F.Millar,Style Abides,p.147.

(52)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xi.

(53)A.Momigliano,Review:Ronald Syme,Tacitus,in Gnomon,33 Bd.,H.1,1961,p.55.

(54)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xii; J.Matthews,Roman Law and Roman History,in D.Potter,ed.,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479; D.Potter,The Shape of Roman History:The Fate of the Governing Class,in D.Potter,ed.,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p.2；晏紹祥：《顯貴還是人民？——20世紀初以來有關羅馬共和國政治生活特點的爭論》，《歷史研究》2008年第5期。

(55)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viii；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頁。

(56)真實歷史中的波利奧形象其實同塞姆的刻畫存在著一定出入。參見A.Bosworth,Asinius Pollio and Augustus,in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21,H.3,3rd,Qtr.,1972,pp.441-452。

(5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4-5,291.

(58)R.Syme,Tacitus:Some Sources of His Information,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IV,Clarendon Press,1988,p.220.

(59)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p.xi,xviii.

(6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515,323-324,508.

(61)D.Potter,The Shape of Roman History:The Fate of the Governing Class,p.2.

(62)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p.166,16,137,153,286.

(63)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4.

(64)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viii.

(65)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卷，第210頁。

(6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2; R.Syme,Tacitus,Vol.I,p.250.

(6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513.

(68)A.Momigliano,Review: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80.

(69)R.Syme,Sallust,p.16.

(70)R.Syme,History and Language at Rome,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III,Clarendon Press,1984,p.956.

(71)R.Syme,How Gibbon Came to History,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III,p.974; R.Syme,Pliny s Early Career,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VII,Clarendon Press,1991,p.556; R.Syme,A Political Group,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VII,p.579.

(72)對塞姆學術興趣轉向的具體分析，參見A.Birley,ed.,Roman Papers I,Clarendon Press,1979,p.xii。

(73)R.Syme,The Provincial at Rome,and Rome and the Balkans,80 BC-AD 14,p.xi.

(74)R.Syme,The Provincial at Rome,and Rome and the Balkans,80 BC-AD 14,p.xix.

(75)R.Mellor,Sir Ronald Syme:Life and Scholarship(1903-1989),p.xiii.

(76)R.Syme,Caesar:Drama,Legend,History,in A.Birley,ed.,Roman Papers V,Clarendon Press,1988,p.703.

(77)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