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道家的無為境界

道家的超越是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不斷超越。道家的超越智慧具有深刻的思想啟迪意義。超越是道家文化的精義和智慧的凝結,也是道家思想的本質和靈魂所在。過去人們對道家的超越思想多有探索,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在對道家超越思想的研究中,存在著一種傾向,即認為道家的超越思想屬內在超越。

對「禮樂」文化異化的超越

禮樂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儒家建立的教化天下的仁義道德、禮法規範。儒家的最初設想,是通過禮樂教化,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理性,規範人的道德行為,從而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與文明。禮樂文化確實起到過這種作用。但在禮樂教化的實行過程中,禮樂文化卻漸漸產生了異化,其最突出的表現是,「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莊子?胠篋》)。人們往往利用仁義禮法為工具,把利己謀私爭權奪利的行為都裝點得與仁義禮法規範相一致;人們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弄虛作假,以掩蓋自己的思想,裝飾自己的行為來符合「禮」的要求。這就是說禮樂文化異化的要害是失真而偽。道家正是看到了禮樂文化的這種異化,而提出了「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老子·十九章》)的思想。這種對「聖、智、仁、義、巧、利」的棄絕,其實質是「絕偽棄詐」,是對禮樂文化異化的超越。儒家的教化理論無法克服禮樂文化的異化帶來的虛偽,不能挽救由此而導致的人的靈魂的失落,難以根除文明掩飾下的假文明。道家正是在克服它的弱點上,顯示了高度的超越智慧。道家指出,真正的文明道德是以「本真」、「自然」為本質特徵的,失去了「本真」、「自然」,一切文明道德就不復存在。由於仁義道德禮法規範是一種人為的設制與倡導,它對人的個性和真性都帶有強制和束縛,對人的純樸本性也具有破壞性,使天下「失其常然」,「莫不奔命於仁義」(《莊子?駢拇》)。

道家在對禮樂文化「解構」性的批判中,建立了以「復歸」為特徵的超越思想。禮樂文化的異化使人們迷失真性,「以偽繼之」,道家的「復歸」就是要找回人失去的真性和自然。老子提出「見素抱樸」(《老子?十七章》),「復歸於嬰兒」(《老子?二十八章》)。莊子提出「既雕既琢,復歸於素樸」(《莊子?山木》)。「嬰兒」天真無邪,沒有任何污染,最本真、自然,它是道家「見素抱樸」思想的象徵和隱喻;也是道家超越禮樂文化的異化而達到人類更高文明境界的象徵和隱喻。道家針對儒家以仁義教化天下的弊端,提出了「無仁義而修」(《莊子?刻意》),它是超越「仁義」的異化後所達到的道德更高境界。道家提出的「復歸」,不是簡單的「復歸」,而是「既雕既琢」後,即經過文明的洗禮後,「復歸於朴」、「復歸於嬰兒」。這種「朴」和「嬰兒」狀態,乃是人性的升華,心靈的凈化,「與道為一」的自然,它是一種更高的文明。

道家對禮樂文化異化的超越,樹立了一種本真自然的理想道德。它引導人們棄絕虛偽欺詐,以純樸的心靈,坦蕩的心態,真誠的行為去面對人世,面對人生。這種超越就不能僅從內在超越方面去理解,因為它實際上促進了社會風尚的凈化,建立了一種更高尚更美好的人際關係,它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著積極的意義。

對「物役」、「物累」的超越

現實生活中,對「功名」的追求是人們普遍的追求,人們並把功名的實現視為人生價值的實現。道家則在這種普遍的追求和價值觀念中,發現了「人為物役」、「人為物累」的人的異化現象,並在對人的異化現象的批判中,提出了對現實功名價值的超越。對人的異化的批判,最為有力的是道家先哲莊子。莊子深刻揭示了「物役」、「物累」乃至「殉物」的種種異化現象,主要有: 人在對功名的追求中,喪失了最可寶貴的人格、尊嚴、真性、健康、快樂和自由,人們在物慾滿足的同時,自身的價值失落了,變成了「神虧」(精神腐敗)的「幾死之散人」(《莊子?人間世》。「功名」慾望成為一種桎梏,一種枷鎖,束縛著人們的心靈,制約著人的主體精神,壓抑著人的創造能力。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針對這種「物役」、「物累」的異化現象,莊子提出了「無功」、「無名」思想。「無功」、「無名」的內涵極為豐富深刻,究其實質就是超越。這種超越,是消解功名的異化作用,把人從「功名」物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變現實中的「物役」、「物累」為「物物而不物於物」(《莊子?山木》),即讓人主宰「物」,而不讓「物」支配人。但是,「無功」、「無名」,不是否定功名,而是否定功名價值的異化,否定追求功名的負面作用;不是把人導向虛無,而是超越功名的束縛,以「無」達到「有」,即以虛靜、自由、靈動的精神去創造人生的大功名、大輝煌;不是「出世」的思想,而是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即功名的獲得並不完全等於人生價值的實現。它認為如果以喪失人的主體精神為代價去獲取功名,則功名的獲得就變得無價值無意義。這種價值觀是基於對人自身價值的高度重視,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生存意義的真正關懷。

道家超越「物役」、「物累」的思想智慧,對於涵養人的精神,塑造理想人格,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充分發揮人的個性才能和創造力,培養我們民族魂中的浩然正氣,引導人們去追求高遠境界,有著積極的作用。

對「有為」政治的超越

如果說對「物役」、「物累」的超越主要落實在人生的層面,那麼對「有為」政治的超越則落實在社會的層面。就社會而言,最根本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道家文化產生的先秦時期,統治者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一般是「以物為事」,「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莊子?逍遙遊》),執著於現實性的事功,以「有為」治天下。道家通過對這種「有為」政治的審視和反思,深刻洞察了其中之弊端,提出了超越於「有為」的「無為」。「無為」表面上看與儒家的「修齊治平」相左,實際上它是「平天下」的另一種政治智慧。「無為」不是「不為」,而是超越「有為」而達到「無不為」。道家的以「無為」超越「有為」,是建立在對統治者的「有為」的弊端和異化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之上的。道家首先揭露了當時統治者的「有為」中包含著逞其私慾、滿足貪慾和權力欲的因素和目的。老子指出「民之飢,以其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七十章》)。就是說橫徵暴斂的「食稅之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私慾的膨脹。莊子借「許由讓天下」的寓言,說明如果沒有私慾、貪慾,則「無所用天下為」(《莊子?逍遙遊》)。正因為統治者要實現和滿足自己的貪心權欲私利,所以要「用天下」「為天下」。道家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當時統治者的「有為」,表面上是為邦為民,內里卻藏著謀私的意圖,這種「有為」就不能順應萬物之理、百姓之性、自然之道。「有為」如果違背和脫離了自然之道,那就成了胡作妄為。對此,老子提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莊子則在專論如何治天下的《應帝王》中要求統治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焉」。淡泊無為,順物自然,消除私慾,都是對現實政治中的以私慾而為的批判與超越。

過去,人們往往認為道家有避世的傾向,對政治抱有一種厭惡感和疏離感,實際上道家是對統治者以私利貪心權力欲治天下所造成的政治黑暗的厭惡和疏離。道家提出的「無為」,是為「人君」帝王提供「南面之術」,也是「外王」之道。

縱觀道家的超越思想,歸根到底是對「有」的僵化和異化的超越。道家認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十九章》)。「無」是一種自然、本真、虛靜、淡泊、空靈、新鮮、生動的狀態,它最富有生機,最具原創性,是「生生」之源。道家的超越是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不斷超越。這種不斷更新,不斷創造,不斷進步,就能永遠保持人生、社會的新鮮活力。道家的超越智慧具有深刻的思想啟迪意義。

（文章來源：中國孔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