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國》：一個人的反垃圾戰爭

污染的背後

是人心

《塑料王國》海報。

王久良：

一個人的反垃圾戰爭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符遙

本文首發於2015年2月5日總第695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4年的最後一天，38歲的紀錄片導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國的航班。在接下來的半年裡，他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訪問學者，研究一個很宏大的課題：「美國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與回收」。

這是一次追根溯源的旅程。繼2010年的《垃圾圍城》系列報道之後，一直在國內與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從世界各地漂洋過海而來的「洋垃圾」，和那些源源不斷向中國輸送「洋垃圾」的發達國家。這一次，他想弄清楚，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這些垃圾產生的根源；或者更直接點兒說——「美國的垃圾是如何到中國來的？」

同時，他帶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歷時三年拍攝的紀錄片《塑料王國》。他說想把片子放給美國人看，讓他們看看自己所產生的垃圾給地球另一端的人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鏡頭下繁榮中國的另一面

《塑料王國》的英文片名是《Plastic China》，這是王久良精心設計的雙關語。其中「Plastic」一詞，既指廢舊塑料本身，也暗含了「外表繁榮、實質脆弱」的意思。類似於經過「plastic surgery」（整容手術）後展現出來的外表，光鮮精緻，卻並不自然、真實。

拍攝這部片子的想法起源於2011年他的一次美國之行。當時，王久良去參觀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裡，他見到了一輛輛滿載著塑料垃圾的集裝箱貨車。工作人員向他隨手一指：「看，那是要運往你們中國的。」

這讓王久良心生疑惑：為什麼美國人自己不回收利用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賣給中國？運到中國之後它們又將被怎樣處理？帶著好奇與不解，他想到拍一部紀錄片，追蹤這些「洋垃圾」在中國的故事。

三年間，王久良走訪了華北、華南、華東十幾個集中回收處理進口廢舊塑料的基地，深入到這個產業的每一個環節，記錄下了這些「洋垃圾」在中國的「重生之路」和一個又一個因此被裹挾的命運。

事實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商品製造國，同時也是最大的廢舊塑料進口國。多年來，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市場對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為石油提煉的下游化工產品，塑料原料的價格隨著近年來國際原油的不斷漲價也在持續攀升。在這樣的情況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潤可觀的特點，進口國外的廢舊塑料進行加工再利用，成為了國內原料市場的大趨勢。

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負責人對王久良說：「中國的市場實在是太好了，中國的買主能出別人兩倍以上的價錢。」

尤其是在2000年以後，旺盛的市場需求促使中國廢舊塑料的進口量持續猛增。世界上70%的塑料垃圾都被運到了中國。2010年後更是如此，海關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自此連續三年，中國每年的廢舊塑料進口量都超過800萬噸。而這，還僅僅只是官方的數字。

而這樣的市場需求背後，是遍布全國各地的一個個家庭式廢舊塑料加工作坊。分揀、水洗、粉碎、造粒……「洋垃圾」在這些「土作坊」里獲得了重生，人們因此獲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還帶來了不可扭轉的環境污染和嚴重的健康威脅。

在王久良的鏡頭中，幾乎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工人們坐在堆積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將不同種類的塑料分揀出來。說的是只有廢舊塑料，其實「垃圾里什麼都有」，破衣爛衫、臭魚爛蝦……

工廠外，清洗塑料用的水直接灌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紅的、黑黃的、或是泛著泡沫的廢水，侵蝕了莊稼、毒死了魚蝦。周邊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儘管已經過得很艱難，每個月他們也要擠出十幾塊錢去買乾淨的水喝。村裡許多歲數不大的人也得了癌症，大家再問的是，「還有誰沒得癌？」

在露天的野垃圾場，在農田、水塘邊，無法加工再利用的垃圾被直接焚燒，滾滾黑煙鋪天蓋地……

這是一個繁榮的中國、一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產業，殘酷卻又真實的另一面。

用影像為一個社會問題留下「證據」

從2008年開始關注垃圾，王久良的名字就再也沒和這兩個字分開過。

這並非他最初的設想。本來，他是一個自由攝影師，他還差點成為一個純粹的藝術家。

他第一次在「藝術圈」嶄露頭角是在2007年的中國安吉高校影像大展上。當時，還在中國傳媒大學攝影專業讀大四的王久良，因為一組名為《往生》的圖片作品吸引了藝術評論家、著名策展人鮑昆的注意。作品以中國傳統的殯葬文化、民間鬼神信仰為主題，其中展現出的思考和文化底蘊讓鮑昆覺得，這和其他許多無病呻吟的作品很不一樣：「有聊齋的感覺。一看就是有根基的，有生命的經驗。」

不工作就沒有穩定的收入，專心做藝術也不見得就能「做出來」，可這條看不到未來的路卻正合王久良的意。他是一個鄉野間長大的山東農村孩子，骨子裡就帶著幾分生猛和比常人更多的固執。

1996年他高中畢業，本來考上了省內的一所大學，但他覺得「那不是我要的」，不到一個學期就退學了。索性開始闖蕩社會。他開過攝影工作室，辦過美術培訓班，賣過手機也賣過菜，各種行當折騰了一圈，最後決定要學攝影。

有了目標，在離開學校5年之後，他又回去參加高考，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學校。讀了一年又退學了。直到2003年，王久良第三次參加高考，以27歲的「高齡」走進中國傳媒大學。

對他來說，認定了的事情，就全身心地去做去爭取，他受不了「湊合」。

畢業後，在鮑昆的指導下，他開始了現代藝術的創作，在《往生》的基礎上又繼續創作了幾個同題的作品，並在北京798藝術區的一家畫廊里辦了展覽。

出於中國文化中對死亡的忌諱，這些作品並沒有達到師徒二人預期的反響。鮑崑調整思路，讓王久良嘗試關注一些與現實更切合的藝術題材，比如環境和垃圾。

起初的靈感來源於鮑昆早年在德國參觀垃圾處理設施的一段經歷。在他看來，和那些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相對應的，是大型倉儲式超市中成箱售賣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在一個消費主義達到極致的環境中，從食品到垃圾的過程，正是消費品的生死循環。

而對於在鄉下的墳地里拍攝《鬼神信仰》的王久良而言，遍布田間地頭的農藥包裝袋是他眼裡的垃圾。回到北京後，他開始追蹤起了垃圾。

不知道哪裡有垃圾場，他就每天騎著摩托一路跟在垃圾車後面。也沒有錢，拍紀錄片用的攝像機都是借來的。

自2008年8月起，在兩年的時間裡，王久良探訪了北京周邊460多座垃圾場，行程15000公里，拍攝了四五千張照片和超過60小時的紀錄片素材。除此之外，他還藉助「谷歌地球」，在地圖上標出了每一個垃圾場的具體位置。

現實令所有人震驚：光鮮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場緊密地環繞著。

眼看著地圖上的標記越來越多，他拿著膠片去找了鮑昆。他對導師說：「我突然覺得，藝術不藝術一點兒也不重要了。」

「商品社會消費主義」的主題也不重要了。聽了徒弟的話，一貫主張藝術不能脫離現實的鮑昆，激動得「眼淚都差點兒掉下來」。

於是，垃圾場成為了新的主題。王久良給作品起名為《垃圾圍城》。

2009年12月，憑藉《垃圾圍城》，王久良在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上獲得「年度傑出藝術家金獎」。

王久良火了。他說，這是他用影像為一個社會問題留下「證據」。

鮑昆還希望王久良能做得更多。在他看來，《垃圾圍城》只是把一個表面上容易為人們所看到的現象展現了出來，而垃圾處理的背後還有更多深層的東西，「需要有社會責任感、有藝術感知、又掌握一定話語權的人來探索」。

他對王久良說：「不要再做藝術家的夢了，你完全可以走這條路，也可以獲得成功。」

但這一次王久良沒有聽話。

他想繼續擴大《垃圾圍城》的影響和知名度。

2010年6月，在王久良的堅持下，《垃圾圍城》的全部攝影作品和同名紀錄片移師北京宋庄美術館。在這個帶著某種象徵意味的地方，他從野垃圾場拉回了四大卡車過期的、長條包裝的速溶咖啡。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八點，垃圾場的工人、附近的村民和宋庄的藝術家們一起，將這些包裝袋整整齊齊地鋪滿了美術館四周的小廣場。放眼望去，紅橙黃綠，色彩斑斕。

拍個片子「跟做賊一樣」

《垃圾圍城》攝影作品獲獎後，引起了多方的關注。新華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報道，北京市的有關部門也專門約見了王久良。此外，市政府還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資100億元的專項資金，擬在2015年以前新建、改建40餘座垃圾處理設施，徹底治理北京周邊的垃圾場。

一些媒體也先後向王久良發出邀請，給他提供攝影記者的職位。這曾經是他嚮往的職業，但他猶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擔心因為身份和時間的限制，無法「相對自由地表達」。

《垃圾圍城》帶來的改變讓王久良看到了個人行動的價值，也開始對社會、對垃圾、對這個充斥著物慾和消費主義的時代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之後也就有了《塑料王國》。

開始拍攝《垃圾圍城》的時候，沒什麼收入來源，又剛結了婚，經費總是王久良最頭疼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每次和鮑昆交流拍攝進程，「每封郵件都是說錢」。剛開始，鮑昆常自掏腰包塞些錢給他，或是留下幾張購物卡，時間長了，就開始動員藝術圈的朋友們幫忙。照相機、膠捲、筆記本電腦、內存卡、辦展覽的宣傳頁、掃描照片的費用，都是大家贊助的。

他深切感受到那種四處籌錢的窘迫，所以《塑料王國》一開始，他就決心要換一個模式：商業合作。

他先找來大學的同班同學、泰岳文化的創始人岳冠廷。岳冠廷答應公司作為製片方，他看中了《塑料王國》的想法，更看重王久良這個人。岳冠廷當即給王久良投了第一筆幾十萬元的啟動資金，此後又協助他組了一支4人的工作團隊：除他以外，還有一個攝像師、一個外聯和一個來自紐約大學的實習助理。

這是一個非常順利的開端，但之後的進程卻並沒有因此順利起來。

第一個困難依然是資金。按照計劃，團隊將在一年內完成全部的拍攝和剪輯。但從前期調研開始，他們就不斷地遭到一些利益相關方的干擾和阻撓。在2012年5月正式開機之後更是如此，拍攝進行得一直不順利。很快，錢花得差不多了，東西卻沒拍到多少。

「找錢」，又一次擺在王久良面前。他找過東方良友影視傳媒，找過CNEX（華人新世代華人影像項目），為德國的電視台拍過片子，片子也被范立欣帶著去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拿到一點兒錢就拍上一陣子，沒錢了就又去找。就這樣拍拍停停的，支撐了28個月完成拍攝。

回想起那段日子，王久良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停拍兩個月，但項目一天都沒停下，寫文案、聯繫合作方，恨不得「做夢的時候腦子都在想」。

「我第一不是天才，也不是什麼特別出色的人，唯一還算是好的品質就是能堅持，我經常說，要挺住。」王久良這樣形容自己。

但也常覺得要挺不住了。

除了資金，他還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如何對付人。

拍攝《垃圾圍城》時，他的畫面以場景為主，沒有太多機會跟垃圾場的人接觸，也很少涉及他們的利益，即使有人出面阻止，大不了拍完就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塑料王國》卻不一樣。要記錄人的故事，就需要深入到產業內部，需要每時每刻和裡面的人打交道。而在這個有著太多灰色地帶的隱秘行當里，這樣的拍攝就是「揭黑」「曝光」。

在最初的幾個月，沒有一家塑料廠願意讓王久良他們拍攝。如何進入工廠成為了每天最難解的難題。好不容易有同意和他們接觸的，往往在一兩次之後就會受到威脅，在夏天被斷水斷電，從此也就再沒了音信。

有一次，他們剛在當地租了房子，房東就被人威脅，不得不把他們趕走，房東直接把鋪蓋行李都扔出了門外。

還有一次，他們到河北的一處塑料回收基地做調研，下車才半個小時，當地政府的車就直接開到了他們面前……

為了防止人多目標大，拍攝團隊從剛開始的四個人減成兩個，慢慢的，最後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整個2013年，他又回到了之前單槍匹馬的日子，一個人一台車一部機器，穿梭在一個個廢舊塑料的加工基地里。

「說實話，每天都在害怕，每天都在躲人，連走路都躲著走。」在那些日子裡，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圍堵過，也被人打過，很多時候，他都要一邊拍攝一邊四處張望，「差不多跟做賊一樣」。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親友，軟硬兼施希望他能離開當地，他表面上答應了，但沒過多久就又轉了回去。

採訪中，王久良並不願對《中國新聞周刊》提起那些經歷，他用一句話總結：「我覺得不重要。」

「他認準的事情，別人勸他可能用處不太大。正是他的這種執拗，能讓他把這事兒做完。按照常人的思維，中間可能會放棄，但是他不會。」岳冠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王久良。圖｜受訪者提供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污染，而是人心」

在沒能進入那些塑料加工作坊之前，車間里傳來的機器的轟鳴聲總讓王久良有種神秘感。都說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這個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產業有多麼美好，可在王久良看來，一旦你真正踏進去了，一個神話就打破了。

要回收廢舊塑料，第一道工序是分揀，一個小小的玩具上可能就有三種塑料，機器沒法分，只能靠人鑒別完擰下來。分好類之後要用清潔劑對廢舊塑料進行清洗，這是最費水的一步，一家工廠一個小時可能就要抽取50噸地下水。清洗過的塑料被放入粉碎機磨成粉末，然後再進行熔化、造粒或是拉絲。

對於嚴格遵照環保標準的大企業來說，整個工序下來，人力物力的消耗太高，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並不划算，因而在眾多發達國家，回收廢舊塑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就給中國成千上萬的小作坊提供了「機會」。

在《塑料王國》中，王久良記錄下在堆滿各種垃圾、臭氣熏天、蒼蠅遍布的車間里，一個工人的孩子因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黃水瘡，大大小小的膿瘡長得滿頭滿臉；另一個孩子，拿著一隻從垃圾堆里撿來的廢棄針管，毫無戒備地塞進嘴裡滋水玩。而他們的父母正在一旁分揀、處理著那些印有各國文字的「洋垃圾」，沒有時間和精力管他們，也並不在乎。

一個女工每天不間斷地分揀塑料垃圾，每個月收入七八百塊錢。她幹了20多年，手指的每一個關節都是腫大變形的。

「其實俺也不願意干，這東西又臟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對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為了生存，沒辦法。」

「空氣，空氣不好，水，水不好。什麼好？說句開玩笑的話，就是錢好。」

跟拍久了，王久良說，他常常感到很分裂。

一方面，長時間的接觸，他和塑料廠的業主、工人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早已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實在沒辦法喜歡上他們。他同情他們的境遇，理解他們的無奈，卻還是沒辦法認同他們的選擇。

「明明知道是污染，為什麼還要做這個？」這是王久良一直不能釋懷的問題。

這個問題他問了他們許多人，問來問去無非就是兩種答案。要麼是說沒有污染，再問就是「不知道」；要麼，「他們知道的比你還詳細。」

可是，知道了還是要做，不然該怎麼辦呢？

他試圖給他們講道理，可對方往往會說：「水泥廠有污染么？化工廠有污染么？都有污染。所以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環境、健康、子孫後代的大概念，就被他們輕而易舉地，用一種看似無比正常、合理的邏輯化解掉了。

就這樣，大大小小的利益相關者們用虛假的繁榮應對著來自外界的審視與追問，竭盡全力地維護著這個龐大的產業。而那些貧窮的、生活在底層又缺少選擇餘地的人們，為了已被層層盤剝後剩下的一點點微薄利潤，心甘情願地犧牲掉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健康甚至是生命。

「其實他們也很分裂。他們也是受害者，螻蟻一般。」王久良說。

「走到下面之後，給我印象最深的並不是污染，而是人心。」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污染的河水、刺鼻的氣味，時間長了他都習慣了，可那些麻木的、懦弱的、犬儒的、短視的員工，卻總是讓他無法平靜。那一個個人的命運，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存故事，每時每刻都在觸動著他。「不是震撼，是震顫。」

他拍攝的一個主人公是一個彝族的小女孩，從7歲起就隨父母打工。她的父母告訴王久良，「等我們賺到錢了就送她讀書」，可以一晃四年過去，小女孩還是沒有上學。

他還見過一個三四歲小男孩，寒冷的冬天光著腳在車間里玩，因為窮，他的父母都捨不得給他買一雙鞋。他想起了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兒，他把孩子的腳放在自己的本子上描了個大小，當天拍攝結束後就給他買了三雙鞋。

「社會遠比自己想像的兇險」，王久良說，接觸得越多，了解得越深，他反而越來越脆弱了。但他自詡為「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雖然個人的力量不一定能改變什麼，但他還是想做點兒事兒，想看看除去那些虛無縹緲的社會責任感、公共利益，「到底能不能真正地改變一點兒人的命運？」

《塑料王國》的完整版還在後期製作的過程中，預計今年6月完成。王久良覺得，相比之前的《垃圾圍城》，《塑料王國》所能帶來的改變可能要難得多。而在了解那麼多現實之後，他深知對一個國家而言，在短時間實現內部的改變是多麼艱難。

2013年2月，全國各地海關啟動了一次為期10個月的「綠籬行動」，旨在加強對進口固體廢物的監管，打擊「洋垃圾」走私入關。僅在最初的五個月，就攔截了超過68000噸塑料垃圾。這一舉措一度引起國外眾多垃圾處理企業的恐慌，有媒體甚至寫道：「中國的綠籬行動讓我們在再生資源循環利用上所做的努力全都成為了徒勞，因為現在絕大部分的廢舊塑料只能進入填埋場了。」

但在王久良看來，這些還遠遠不夠。可反諷的是，迄今為止，反垃圾行動成就最高的卻仍是這部《塑料王國》，接下來王久良表示，主要精力將放在紀錄片的後期製作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