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何棄王抬毛

作者：楊奎松

來源：騰訊網

長征中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還在抗戰爆發之前，莫斯科對中共的領導集體就不那麼信任了。這除了幾屆主要領導人均屢犯「錯誤」外，還因為從1931年開始，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就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人員換來換去，越換越年輕。長征開始後，莫斯科完全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以至於1935年1月，中共在與共產國際消息隔絕的情況下，竟自行更換了黨的領導班子。

這對於力圖嚴密控制各國黨的共產國際來說，自然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輕心的事情。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啟動，共產國際可以直接與在陝北延安的中共中央發生關係，它很快就下決心把在莫斯科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幹部統統派了回去，用以加強共產國際的政治影響力。由此也就引發了抗戰以來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第一次分歧。

毛澤東最初建議只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宜

1937年7月7日，國共兩黨尚在為中共軍隊的指揮權和中共政權作為地方一級政府的地位問題進行談判，意外地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在戰爭迅速擴大的壓力下，蔣介石南京政府不得不開始對中共方面做出讓步，兩黨合作前景逐漸明朗化。但是，國共合作從開始商談之日起，雙方就互存強烈的戒心。

尤其是這時國共兩黨力量對比太過懸殊，只有兩三萬軍隊且生存條件惡劣的中共方面，防範心理自然更加明顯。抗戰爆發，蔣介石批准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並設立總部，由朱德、彭德懷擔任正副總指揮，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均開始積極考慮部隊出動對日作戰問題。但毛澤東等人對此仍舊憂心忡忡。

1937年8月，周恩來與國民党進行五次談判後回到延安。這是他和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前合影。

毛澤東的擔心主要在兩點：一是國民黨幾十萬大軍都經不起日軍的衝擊，中共裝備落後且僅有的兩三萬軍隊投入到華北戰場，無異於杯水車薪，且中共並不善於打防禦戰，硬打硬拼，不僅難挽敗局，而且可能使中共喪失掉自己看家的本錢。二是國共兩黨在階級歸屬上終究是敵人，蔣介石會不會像對付其他一些地方軍隊那樣，借刀殺人，讓中共軍隊在對日作戰中消耗殆盡呢？故他相信「防人之心不可無」，絕不能被動地聽蔣指揮和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戰爭中去。

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就與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上推舉出來的新的總負責人張聞天聯名致電負責談判的周恩來等，要求他們在軍事談判中必須注意貫徹如下意圖：「（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對於黨內和軍內的不同意見，毛澤東更明白地解釋他的擔憂所在：「須估計戰爭之長時間性與殘酷性，應估計蔣之軍閥割據（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又須估計陝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後方（蔣在陝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用去，他則穩佔此後方）等等問題。」而「國民黨的陰謀已表現得很明顯，他的企圖是：（一）將紅軍全部送上前線；（二）分路出動使不能集中，強使聽命；（三）紅軍受命出動後即變為蔣之屬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時黨的問題與邊區問題由彼解決，甚至將不許發表宣言，並取消蘇區」。

王明忽視了莫斯科的提醒

為了說服黨內軍內的不同意見，中共中央8月22日在陝北洛川專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服從於使共產黨和紅軍成為抗戰核心和使中國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一目的，為此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保存與擴大紅軍」，一方面要避免在戰爭中受損失，另一方面還要用全力求發展。故目前紅軍的主要作用不是集中打仗，而是分散做群眾工作。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我們要與友軍合作，但這種合作只是戰略上和長期的合作，不是戰役的配合和一時的配合，尤其是目前，「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

中共中央的這一策略方針，顯然與莫斯科這時的希望與要求有相當距離。

王明

共產國際的整個戰略，是服從於蘇聯的利益需要的。而蘇聯當時在對華政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動中國抗戰，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日本侵略的矛頭南引，減少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威脅。為此，在列強均不願意為中國火中取栗，對幫助中國抗日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下，蘇聯成了中國幾乎是唯一的援助國。不僅如此，斯大林還有意協助中國政府開始建立自己的軍事工業和最大限度地提升國軍的現代化裝備程度，以形成長期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實力。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自然會要求中共中央把全部工作重心放到維護統一戰線，特別是全力抗日這方面來。為此，共產國際在派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等一批中共領導人回國的時候，就特彆強調中共中央在抗戰中應該堅持的幾項基本原則：一是「抗日高於一切」；二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三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斯大林與季米特洛夫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還是斯大林，他們在告誡王明等人時，話都是兩面講的。比如，季米特洛夫就再三提醒說：與國民黨的合作，「對於我們中國同志和中國黨來說，由此可能產生一些很大的困難和危險，我指的是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和他的包圍」。

共產國際甚至為此專門通過決議，要求中共中央「必須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絕不能允許國民黨用瓦解、挑撥和特務活動來破壞黨和紅軍的組織。斯大林一面鼓勵中共要融入民族解放鬥爭的汪洋大海，一面則強調中共必須在鬥爭中「取得領導地位」。他一面宣布說蘇聯將全力幫助蔣介石創立自己的軍事工業，一面又對中共只有3個師的編製表示不滿，宣稱「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3個師」，主張八路軍應通過建立後備團的形式來擴大自己的軍隊，為此，當八路軍還沒有現代化裝備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著重去「炸毀日本軍隊的交通線、鐵路橋」。

顯然，對於莫斯科這方面的提醒，王明等人沒有特別予以重視，這無疑使他們在隨後的爭論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王明認為若不聯合蔣介石，等於幫助日本

王明、康生、陳雲等人於1937年11月29日乘坐蘇聯飛機，直接降落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延安的簡易機場上。他們住下不久就聽說了中共中央內部圍繞著抗日的策略方針所發生的爭論。在12月9~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王明明顯地站在與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張聞天和毛澤東相反的一方。

他明確講：今天決定敵友有標準，是抗日不抗日。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國共合作的內容，一是要實現各黨派的合作；二是要建立全國統一的軍隊；三是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現在，這一切正在實現中，這證明中華民族開始向著好的方向發展，這是基於國共合作得來的。

當然，統一戰線中兩黨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的鬥爭方式必須注意，不要嚇跑國民黨。比如，我們必須承認，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程度，也不能空喊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不能動輒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分什麼抗日派與降日派，不要批評人家片面抗戰，不要使人家感覺與共產黨聯合便要失敗。

在軍事上，「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保證紅軍的獨立性在於：（1）保障黨的領導；（2）保障自己幹部的領導；（3）建立自己的教育與政治工作；（4）做打勝仗的模範。而且今天「我們一定要取得合法」地位，為此一切制度務必保持舊有形式，使國民黨安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目標。也只有和國民黨弄得更好，中國以及我們的軍隊才能更好地取得蘇聯的幫助。

張聞天毛澤東承認戰略方針有誤

由於王明多年工作在共產國際，又有著「欽差大臣」的特殊身份，他所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和他對中共中央此前工作的批評，自然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擁護。張聞天因此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雖然不承認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有錯誤，但也不能不承認，因為沒有經驗，有些提法和做法是不對的。

張聞天與毛澤東

按照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張聞天、毛澤東會後都發布指示，開始突出宣傳國共合作和堅持統一戰線政策，明確表示：共產黨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並不准備與國民黨爭取所謂領導權，「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

他們主張：「為達到統一戰線的目的，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發展的口號下」，共產黨人必須盡量爭取國民黨的同意與合作，暫時無法達成妥協者，寧可讓步，亦絕不自行其是和玩弄詭計。

王明的回國，帶有雙重使命：一是貫徹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意圖；二是作為「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前者而言，王明的工作總的來講是比較順利的；但對於後者，王明的做法就不那麼受歡迎了。

由於王明長期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分工負責拉丁美洲工作，又長期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習慣於對國內發號施令，甚至動輒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國內黨組織發布指示，這樣一種經歷使王明回國後也難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除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上不點名地批評張聞天和毛澤東以外，會後王明到武漢見蔣介石，並以長江局書記名義長駐武漢後，時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宣言，或以延安領導人，如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談話等。

其先斬後奏，包括要求將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搬到武漢去辦的種種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不滿。

1937年4月24日，黨中央理論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創刊號封面。

而這個時候，王明按照共產國際「抗日高於一切」的要求，搞好與國民黨的關係，實行「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努力，也遭到了明顯的挫折。無論是取得黨的合法化，還是加入政府，都得不到國民黨的認可。

且國民黨還組織宣傳輿論機構大肆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公開揚言：「國民黨是一切黨派中的驕子，它以外的黨派，根本不能與它講平等」。同時，朱德、彭德懷等因為敵後根據地的迅速發展，不得不突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關於八路軍所在區域「一切行政制度仍須保持舊有形式」的意見，建立了晉察冀邊區政府等敵後政權。

對此，王明雖堅決反對，斥其為「客觀上幫助了『抗戰勝後是共產黨天下』的謠傳」，稱其「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利影響」，但亦無可奈何。

相比王明，共產國際最後選擇相信毛澤東

由於按照王明的辦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在國民黨方面遭遇到極大的阻力，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有關獨立自主和領導權的問題再度成為會議的重要內容之一。張聞天就明確認為，經過幾個月的實踐，證明國共兩黨中仍舊是存在著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的。國民黨既需要共產黨的力量，又害怕共產黨發展壯大，雙方的摩擦難以避免。

毛澤東也突出強調了共產黨的地位問題，說明抗戰的勝利必須靠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民眾的力量。故他不認為國民黨的正規戰將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相反，他強調必須重視游擊戰在地域廣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地位。

王明與張聞天、毛澤東的分歧，終於在1938年3月暴露出來了。3月25日，以張聞天、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要求「召集真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全權的國民大會，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制定各種實施綱領的具體辦法」；「大量吸收全國人民中、各黨派中富有民族意識、積極勇敢、急公好義的，有威信、有能力的愛國志士參加政府」；「切實整頓地方政府，洗刷貪官污吏，開始實行區、鄉、保甲的民選制度」；「頒布在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下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等等。但此電卻被王明扣了下來。

他未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授權和同意，事先在武漢擅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國民黨臨全大會提交了一份較空洞的溫和提議。他並且告誡延安的領導人稱：「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任弼時

1938年4月，任弼時受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彙報中共中央貫徹共產國際各項指示的工作情況，同時也彙報了王明和延安領導機關之間所發生的種種矛盾。報告一方面肯定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也充分說明蔣介石國民黨力圖維持一黨政權，並千方百計削弱共產黨，不許八路軍就地籌糧籌款，不許增加經費，不允補充人員和武器的消耗，同時堅決反對共產黨在民眾中擴展自己的影響，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軍隊」「一個政府」的宣傳，但八路軍堅持通過游擊戰擴大敵後根據地，並因此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創立了大片敵後根據地，雙方既有合作，也有摩擦和衝突的複雜情況。

特別是任弼時的報告中用了大量篇幅談論中共中央如何貫徹「抗日高於一切」和「共同負責，共同領導」指示的情況，首先在政治正確上已滿足了莫斯科的要求。再加上王明在共產國際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米夫恰好成為蘇聯肅反鬥爭的對象，王明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不能被重用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內部所發生的種種分歧與衝突，採取了棄王抬毛的做法。

季米特洛夫明確告訴即將準備回國的王稼祥等人，中國黨及軍隊領導層應當加強內部團結，同時要支持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工作。這意味著，儘管王明自認為忠實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然而，共產國際還是相信，毛澤東既能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又具有較強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能力，只有他才能確保中共在如此複雜的戰爭和統戰的環境下，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