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國慶觀禮 是哪位把鄧穎超的名字劃掉了？

有人評價說，一位偉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會遮擋住與他互為伴侶的另一位偉人的光輝，對於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來說，就屬於這種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鄧穎超有個君子協議：兩個人不能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就是因為這個協議，很多人要求鄧穎超出任政務委員職務，周總理始終都沒同意。

鄧穎超回憶：「定工資時，蔡暢大姐定為三級，我按部級也該定五級，可報到他那裡給劃六級；國慶10周年我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人員的名單，他把我的名字給劃掉了。」

其實，以鄧穎超的才幹和資歷，擔任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職務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在周恩來生前的歲月里，鄧穎超一直保持著低調，除了在全國婦聯擔任一些領導工作外，她幾乎沒出任過任何國家重要職位。此外，鄧穎超對黨內存在的以權謀私、官僚主義、官風官氣、講排場、比闊氣，用公款請客送禮、特殊化等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她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妻子，她常陪周總理去外地工作，因為沒有個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費，連服務員的費用都自己付。

1976年12月，她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馬上就有人要為她換車。鄧穎超說：「不要換車。要給我加警衛員，我堅決反對。我從1958年就自動精減了警衛員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我當了政治局委員，有人建議我增加秘書、警衛員。我對他們說，我還要堅持原來的那樣，一切待遇不變。我們一切照舊啊！」

她經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職位變了，只是加重了我對人民服務的任務，加重了我的責任。在我們黨內也好，政府機關也好，只是分工不同，承擔的任務不同，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只是責任輕重大小的不同。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人民、黨的利益。」

1980年6月，鄧穎超率全國人大代表團去法國訪問，途經烏魯木齊。鄧穎超從北京到烏魯木齊，沒有坐專機，乘坐的是民航班機。下飛機後，新疆接待部門特意給她準備了一輛「紅旗」轎車。鄧穎超知道後，通知有關部門說，她不坐「紅旗」轎車，要和代表團成員一起坐麵包車。在賓館裡，鄧穎超睡的是硬板床。為了省電，房間不讓多開燈。那幾天，烏魯木齊天氣較涼，賓館工作人員拿來電爐子，鄧穎超卻不讓開。每日三餐鄧穎超堅持和工作人員一起吃。

鄧穎超一生都在設身處地為黨、為國家、為人民著想，在對待自己身後事問題上也是這樣。1978年7月1日，鄧穎超特地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安排自己的後事——

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1.遺體解剖後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3.不搞遺體告別。4.不開追悼會。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鄧穎超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到，她沒有個人財產，在她最後病逝的時候，堅持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補的舊西服，用的是周總理用過的骨灰盒。她以共產黨員的坦蕩胸懷，向中央提出了身後事的要求，不留骨灰，房舍交公，不給親屬任何特殊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