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人講報形成風氣，不識字的民眾也能了解時事

1905年4月，由一位湘學堂的英文教習劉瀛東捐《京話日報》30份，沿街張貼。後來陸續有人捐報，貼報處遍及北京四城。但是這種方式不便於管理，張貼的報紙也容易被商家的廣告覆蓋。於是，閱報處應運而生。

上海很早就有專門針對大眾的報紙，大報如《申報》創刊後不久，便於1876年發行了為民眾專設的白話《民報》。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江南的各類白話報已是如火如荼，1903年創辦的《中國白話報》甚至發行超過一萬份。

《中國白話報》

晚清京滬之間風氣差異極大，時人孫寶瑄認為兩地之間有一百年的差距（《忘山廬日記》）。即使在庚子事變之後，清廷的報禁有所放鬆，北京城中日常發行的本地報紙，仍然只有一張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南省也有幾種報紙在京寄賣，如上海的《中外日報》、《新聞報》、《申報》、《時報》，天津《大公報》、《日日新聞報》。所有這些報紙，只能在官場和學堂之中流傳，總銷量不超過兩千張。

當時北京有一批立志啟蒙的知識分子，他們大都曾是維新變法的支持者。但清廷對付「六君子」的手法讓他們心寒不已，庚子事變時「兩宮」（慈禧與光緒）丟下北京滿城百姓逃亡的舉動，使這些知識分子對朝廷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們決定從中下層民眾發起啟蒙，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辦白話報。

第一份白話報起名《京話日報》，於1904年8月16日正式發行，1906年9月28日被迫停刊，共753期，每期四版，第二年改為六版。這份報紙幾乎由彭翼仲一手創辦，其助手先後有杭辛齋、吳梓箴、文啙窳、春治先、劉炳堂（負責插畫）等。另外，彭翼仲的兒女親家梁濟等人也給予這份報紙很大的幫助。

《京話日報》

《京話日報》的社長彭翼仲將「北京人不讀報」原因歸結為兩條：「第一是各報的文理太深，字眼兒淺的人看不了，第二是賣的價錢太大，度日艱難的人買不起。」針對這兩種原因，他提出《京話日報》的對策：（一）用白話做報；（二）每份報只收三個當十大錢。

在北京辦白話報有著先天的優勢，報紙可以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語言即「京話」來敘述新聞和發表評論，相比之下，上海等地的白話報就只能用宋元話本式的「白話」辦報。

即便如此，白話報在北京仍然很難推廣，因為京城民眾仍然對報紙這種新事物持排斥的心態，一概目之為「洋報」，是洋人用來騙中國人的工具，有人甚至宣稱，「老團」（義和團）不久會回來，到時候這些報紙都會被剷除。

這種情形下，《京話日報》的經營狀況很差，1905年春節前後，彭翼仲甚至差點兒因債主逼迫而自殺。經過檢討和反省，北京的啟蒙者們開始更多關注「推廣」而非「編輯」。

1913年二次辦報前夕的彭翼仲

1905年4月，由一位湘學堂的英文教習劉瀛東捐《京話日報》30份，沿街張貼。後來陸續有人捐報，貼報處遍及北京四城。但是這種方式不便於管理，張貼的報紙也容易被商家的廣告覆蓋。於是，閱報處應運而生。

北京第一家閱報處是西城閱報處，它的成立甚至得到學部尚書張百熙的嘉獎。為了吸引讀者，這間閱報處不僅登報公告周知，還四處張貼傳單，上寫「請看報」三個大字，下面註明在哪裡看。這種作法，很快有人仿效，南城、北城、東城以及崇文門外、東直門外也紛紛設立了閱報處所，到1906年6月時共有26所。市民對這種從未見過的啟蒙形式，猜疑者很多，支持者也不少。比如有人在報上告白：「我有新修的三間房，坐落在新街口北，如有人肯立閱報處，我情願減價出租。」

為了讓目不識丁的民眾也能了解報紙，有識之士又進一步開設講報所。最早興辦專門講報所的，是一位婦科醫生卜廣海，他將自己經營的說書館改成講報所，請兩位朋友，都是「熱心愛國，並且口齒清楚」，天天講報，並且聲明「外送茶水，不取分文」。許多閱報所也每日請人講報，一時形成風氣。不僅如此，還有志願者沿街講報，意在能讓「人人能聽」。講報員中最著名的是「醉郭」，此人名郭瑞，字雲五，本來是一位教書先生，庚子事變後痛心國事，經常在街上宣講聖諭。《京話日報》創辦後，他又義務講報。後來彭翼仲與他達成協議，雇他為京話日報的講報員。

通過這些手段，越來越多的北京人接觸到報紙。《京話日報》的銷量在發行兩年後達到了一萬多份，並且成為北京中下層民眾傾訴心聲的平台。當上海《警鐘日報》的編者發現在北京「擔夫走卒居然有坐階石讀報者」，他們對於北京報紙可以如此深入底層，大表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