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遺忘的痛史：大後方廣泛流行「抗戰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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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抗戰八年，政治上有「偽組織」，如所謂的汪精衛政權；家庭中也有「偽組織」，即今日已鮮為人知的「抗戰夫人」。

「抗戰夫人」盛行於大後方

所謂「抗戰夫人」，又稱「戰時夫人」，所對應者，乃是滯留在日佔區的原配夫人（時人稱之為「淪陷夫人」）。作家王鼎鈞親歷過抗戰八年。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王對「抗戰夫人」這一現象的流行，有很深刻的理解：

「大後方的八年比後來在台灣的三十多年難挨。台灣後來有酒家歌廳，電影電視，後來有吃喝玩樂，旅行出國。抗戰時期的後方只有煎熬，沒處轉移，沒法麻醉。有些男人說，誰知道抗戰哪一天勝利？到那一天，也許我早已戰死了，炸死了，得猩紅熱得戰爭傷寒病死了，索性再結個婚吧，——雖然在老家有髮妻。女的想，誰知道抗戰到哪一天才勝利呢，也許在勝利之前，我已經被日本兵強姦了，管他呢，嫁給他！這就是出現了千萬『抗戰夫人』的心理背景。」

殺戮與破壞，刺激人心的脆弱；絕望與無常，拷問生命的意義。漫長的戰爭看不到盡頭，顛沛的客居日趨一日艱難，新戀情成為許多人熬過亂世的一根心理上的稻草。這些新戀情，大多選擇繞開法定手續，如在報紙上刊載同居啟示的方式（也有正式舉行結婚儀式者，但連「同居啟示」也無者更多），宣布事實上的結合。學者岑家梧「自民國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逐日搜集貴陽中央日報及貴州日報的婚姻廣告」，1944年，岑自貴陽轉赴重慶，「由三十四（1945）年一月起，又改搜集重慶大公報的這類廣告，直至抗戰結束。」據岑的統計分析：

「男女同居，在平時系不名譽之舉，公開登報聲明，絕無有之。戰時因夫婦分處日久，有夫之婦或有婦之夫，既欲解決當前兩性問題，又不欲置原配偶於不顧，所以只好建立『偽組織』，而『偽組織』的建立手續，便是在報紙上登載《同居啟事》。此種廣告，自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至三十三年（1944）三月止，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條。戰時有了這種同居關係，戰後便發生了所謂『抗戰夫人』與『淪陷夫人』的問題了。」

貴陽一地兩份報紙之記錄已然如此，整個大後方「偽組織」的普遍性不難想見。《同居啟事》風行報端，顯見一份新感情，對顛沛困頓中看不到曙光的亂離人而言，是多麼重要的慰藉。但另一方面，心理脆弱期里過於輕率的結合，也往往難以長久地維繫。比如，1939年，昆明地方法院只受理了8樁婚姻糾紛；1943年卻受理了541件之多。1942年，學者陳定閎也在文章中統計分析：

「戰時婚姻的急促、苟且而致婚姻不滿而離婚者，也數見不鮮。筆者嘗分析報上離婚的告白二百餘件，大約有二分之一是結婚一年左右，皆是戰後才結合的，這種婚姻來得容易自然也散得快。」

陳定閎的統計，雖然僅包括履行了法定手續的結婚者，但亦不難推想：那些僅發表了《同居聲明》，以及連《同居聲明》也未曾發表的「偽組織」，其結合與分離情形，自然要比履行了法定程序的結婚者更為隨意與自由。時人也深知這種《同居啟事》對「偽組織」並無任何保障，對其盛行懷有深深的憂慮：「連法定的手續也一概忽略了，登登報便同居的作風大為盛行，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忽略，……因為既不經過法定手續，沒有保障與維繫，家庭破裂，隨時可能……」

學者陳達抗戰期間隨校內遷，任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教授。據他記述，當時政府面對「抗戰夫人」的法律地位問題，常以「家屬」二字模糊處理：

「內政部近處，有臨時家庭，俗稱『偽組織』。大致因夫人在淪陷區，丈夫與本地女子戀愛，發生夫婦的關係組織家庭。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國十八年《民法》公布以來，妾無法律地位。此女子既與丈夫同居，並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屬』。調查員至某宅，老婦在家，調查畢，老婦領調查員至一旁屋，起竹簾曰：『我家尚有寶貝。』調查員視之，見髫齡美女。老婦問曰：『如何填法？』答曰：『家屬。』調查員問曰：『擔任哪樣職務？』老婦曰：『寶貝只會吃飯，沒有職務！』」

圖：1947年上映，以控訴「抗戰夫妻」為主題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

軍隊中的「抗戰夫人」

大後方的「抗戰夫人」問題，也同樣存在於前線軍隊之中。

對很多地方軍事派系領袖而言，維繫下屬將領對自己的忠誠度的重要法寶之一，就是默許其置辦「抗戰夫人」。這種現象，曾引起中央軍將領如陳誠等人的猛烈抨擊。如：1943年1月，桂系大別山根據地被日軍攻破，安徽省府臨時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毀。陳誠在日記中憤怒寫道：「五戰區大別山失敗之原因，在幹部個個（班長以上）有錢，班長以上均有臨時家庭，該部前軍長張義純並有『只要敵人來五戰區，無不敗之理』之語，今已驗矣——桂系萬惡、萬惡！」其實呢，中央軍也不能「免俗」，如駐滇遠征軍中下級幹部娶「抗戰夫人」的情形同樣頗為嚴重。

軍統局是抵制「抗戰夫人」最力的軍事部門。幾乎所有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軍統人員，都曾就此事在「文史資料」中猛烈抨擊過戴笠，指責其殘暴分離下屬家庭，不近人情。如據黃康永回憶，1940年戴笠曾下達手令，「凡有家屬在重慶的特務，都要把家屬遷回老家，至少也要離開重慶，理由是有家屬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

翻查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記（非1949年後寫的「文史資料」），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僅以1941年部分日記為例：

5月5日，沈醉記道：「在局本部紀念周中，老闆（筆者註：戴笠。下同）特申述非常時期之責任與意義，並以嚴肅本身生活相勸勉。世瑞（趙炎五）及外訓班史副主任（史泓），為了女人問題更被罵得一塌糊塗。獨身男子真要當心些呵！」6月11日，趙記道：「局本部巨頭緝私總署副署長趙炎五，近被老闆免去本兼各職，原因是為了要討小老婆。」8月22日，沈醉記道：「臨時想著今天下午四時開重要會議而停止，但結果亦沒有開會，原因是處長太太進了城，老闆決心要疏散眷屬。」9月1日，「重慶已半年多了。在老闆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們都變成了阻礙團體工作發展的罪人，我要為此而鳴不平了！妻是決沒有來重慶的資格……」（至於坊間傳聞戴笠個人私生活如何糜爛、情婦如何眾多者，乃是偽史，具體見：考證一、考證二、考證三）

在重慶中央政府的立場，一方面不能允許軍中「抗戰夫人」盛行；另一方面還要防範普通士兵的妻子另尋「抗戰丈夫」，以穩定軍心。據《出征抗敵軍人婚姻保障條例》，軍人出征期內，其妻不得請求離婚；出征期內，其妻與他人訂婚者，婚約無效，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相與訂婚者亦同。其妻與他人重行結婚者，撤銷其婚姻，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千元以下罰金。其相婚者亦同。但該法令並不能完全阻止生活困頓的軍屬通過尋找「抗戰丈夫」來改善處境。

圖：大公報關於「抗戰夫人」觸犯的法律問題的報道（圖片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字典藏）

「抗戰夫人」與「淪陷夫人」之戰

抗戰八年，究竟有過多少「抗戰夫人」、「抗戰丈夫」，從來沒有過完整的統計數據。1947年《現代婦女》雜誌上的一篇報道稱：

「在此八年抗戰期間在重慶的官員已經別娶抗戰夫人者不下二、三萬人」，這「二、二萬的抗戰夫人，還是比較有保障的太太；另外在全國各戰區的前線，至少有數十萬的臨時太太，她們只是當地駐軍官長們的臨時洩慾器。」

這當然不是一種嚴謹統計的結果，甚至也算不上嚴謹的報道——事實上，並不僅政府官員和軍隊長官擁有「抗戰夫人」，文化人（如田漢、郭沫若）乃至一般公務員、普通工人等，很多也有「抗戰夫人」。這些「抗戰夫人」中的絕大部分，也並非男性的「臨時洩慾器」。但抗戰勝利時，「抗戰夫人」確實已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倫理問題（因社會風俗的緣故，「抗戰丈夫」問題往往由當事人私下「解決」，很少引起輿論的關注）。早在1944年，就有學者提醒當局：

「戰後的法院里恐怕要充滿了『偽組織』的案件，國家若想依法辦理，最好多設監獄；否則預先要在立法上或法律的解釋上準備下一個補救的方法。」

最有名的「抗戰夫人」與「淪陷夫人」之間的戰爭，發生在「海軍上將薩鎮冰的侄孫薩本駒」身上。薩本有夫人陳季政，參加抗戰工作期間與女同事史璧人發生感情結成「抗戰夫妻」。1946年，檢察官以重婚罪對薩、史二人提出公訴。一審判決二人有期徒刑四月，緩刑兩年，並處以罰金若干。二審撤銷罰金，仍維持了兩年緩刑，若二人仍有「通姦」行為，則執行一審的有期徒刑四月。但「抗戰夫妻」牽涉甚廣，法庭亦未敢明確就薩、陳、史三人的婚姻糾葛做出明確的結論。於是戰爭又繼續到次年8月，三方才達成協議，由薩氏付給陳氏3億元生活津貼，換取薩、陳的正式離異。（11）

戰後輿論，對「抗戰夫妻」大多持義正詞嚴的斥責立場。如，卜嘉在評論前述「薩、史案」時，對「抗戰夫人」一詞就極為排斥，認為是在「巧立名目」，欲將「通姦」罪行美化為「心照不宣的正當合法事情」，在卜氏看來，「在許多所謂『抗戰夫人』案子中，有許多主角（放縱的男子）即使不抗戰也要與人通姦的。」（12）再如，1945年《女聲》雜誌舉辦「『抗戰夫人』問題座談」，與會的歐陽美容女士，也拒絕體諒現實對人心所造成的傷害：「大半娶抗戰夫人的人，都有一種不健全的觀念，以為戰事的結束，遙遙無期，糟糠之妻既無團聚的希望，不如另組家庭，這種缺乏抗戰必勝信念的心理，大有漢奸心理的嫌疑。」（13）這樣明確的立場，不能說錯；但數千萬乃至過億西遷難民（14），八年間所承受困頓與絕望，那巨量的心理創傷，也在這明確的立場中，被一筆抹消了。1945-1946年間的亂象之中，生不出「體諒」與「理解」。

抗戰勝利，政治上的「偽組織」全部消亡；家庭中圍繞著「偽組織」的戰爭正式打響。此類案件一度成為戰後律師事務所的核心業務。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頒布大赦令，鑒於「抗戰八載，艱苦異常，民不安生，易觸法綱，顯與平時情形不同」，凡「犯罪在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其最終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均赦免之。」因犯「通姦罪」遭起訴的「抗戰夫妻」，亦因此全部免予起訴和懲處；惟「抗戰夫人」與「淪陷夫人」的奪夫戰爭仍在繼續。及至1949年，這場巨大的倫理創傷，未及痊癒，又被更巨大的鼎革洪流所淹沒。

在今天，「抗戰夫人」已是一段幾乎被遺忘了的歷史。但它是絕不應該被忘記的，它的存在提醒後人：八年抗戰，民族所經受的苦難，絕不僅僅在於肉體的折磨與生命的消亡，精神和心理也同樣深受重創。

圖：「薩史抗戰夫人」案庭審報道，《見聞》（傷害）第1卷第14期，1946。資料來源：陳雁，《性別與戰爭 上海1932-1945》。

注釋

王鼎鈞，《怒目少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P174。岑家梧，《從婚煙廣吿觀察中國戰時婚姻問題》，《社會建設月刊》1948年第7期。陳定閎，《戰時家庭問題》，《婦女月刊》1942年第4期。姚傳鈺，《戰時家庭的問題與戰後家庭的建設》，《婦女共鳴》，1943年第11-12期。陳達，《浪跡十年之聯大瑣記》，商務印書館，2013，P285。國史館，《陳誠日記》，1943年1月16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P411。黃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沈醉日記》，收錄於《沈醉回憶作品全集》第四卷。韓學章，《「抗戰夫人」與「淪陷夫人」》，《現代婦女》第8卷第4期，1947年。王政，《家庭新論》，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P68。（11）陳雁，《性別與戰爭 上海1932-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P251-252。（12）卜嘉，《所謂「抗戰夫人」》，收錄於：《擬情書》，卜嘉/著，真善美圖書公司，1947，P57-58。（13）《「抗戰夫人」問題座談》，《女聲》1945年第24期。（14）抗戰八年人口遷徙數量，學術界有很多說法。陳達估計戰時內遷人口約1400萬；孫本文認為戰時內遷難民在3000萬以上；陸仁民估計達5000萬之眾；張公權認為到1940年，逃往大後方的民眾高達1.8-2.3億。張根福則根據行政院救濟署的戰時損失調查檔案，認為「調查結果顯示，戰時各省市難民及流離人民總數為9500多萬人」，「抗戰時期中國人口的遷移數量當在1億以上」。參見：張根福，《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 兼論對西部開發的影響》，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P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