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洋人官員：中國人內心缺乏對自由的渴求

清末中英官員合影

1912年12月8日

「中國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我問濮蘭德，他現在正應哈佛大學羅威爾學院邀請到美國講授一門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課程。

濮蘭德於1883年第一次前往中國，隨後在滿清帝國不同部門供職長達13年。為表彰他的貢獻，他被清廷授予四品官爵，並獲頒「雙龍寶星勳章」（譯註：滿清政府於1891年為洋人設立的獎勵勳章）。有若干年，他作為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的私人秘書，隨後供職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他的這一職位，加之他在中國期間曾多年擔任《倫敦時報》 (London Times)通訊員，給予他充足的機會了解中國的人和事。

隨後，他來到北京，代表中英公司與滿清政府談判鐵路貸款。在1906年至1909年問，他主持與滿清政府簽訂了四份借款合同。返回倫敦後，他加盟《泰晤士報=》。除了為羅威爾學院正在講授的這門課程外，他還為紐約的殖民俱樂部開設一個講座。濮蘭德同時還是多部重要書籍的作者，包括與巴克斯(E．Backhouse)合寫《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China Undel the Empress Dowager)這部權威著作。該書被譯成多國語言，重印八次。他的新著《中國最近的事變和現在的政策》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剛剛在英國國內出版，因此他也成為當前最有資格解讀中國形勢的學者。他本身曾是一名清國官吏，且享有光緒皇帝親自授予的國民特權。

房屋被抵押，但還拖欠一大堆賬單

「中國並沒有多大改善。」他說到， 「全副武裝的八國聯軍對北京垂涎已久，一直沿水路嚴密控制。上海、漢口、天津等繁華租界都被歐洲人管控。過去30年，清國在歐洲列強的支配下，唯一真正擁有的資產僅剩下海關，而連這個機構也由外國人直接管理。」

「外國的控制已經延伸到華北及其他鐵路沿線。清國當局授權外國會計員對其政府的每一分錢開銷進行審核。隨後，由於它與德國政府進行的貸款談判並沒獲得此類保障，最終結果並不愉快。清國不再是她自己住房的主人，它的房屋被抵押出去了，而且還拖欠一大堆買傢具的賬單。造成這些事實的前提是，大清帝國沒有裝備精良的軍隊來捍衛它的利益。」

中國人很豁達，沉浸在豐收喜悅時不再想戰爭

我向濮蘭德先生詢問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情況。在上個星期天的《泰晤士報》中，c．c．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女士對此進行了一番有趣的談論。

濮蘭德先生回答道， 「現在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美國人理解的真正的共和國，有效率的共和政體並未建立起來。目前中國所呈現出的安靜，絕不是由於中國民眾對政治狀況表示滿意。大多數中國人對共和制度根本就沒有最起碼、最基本的理解。因此，更不用說他們是否真正接受這些想法了。」

「目前，大多數中國人民保持沉默，因為他們正忙於這個國家近年來最大的一次穀物豐收。中國人很豁達，當他們沉浸在豐收的喜悅中，就不再有時間去投入戰爭。而這個所謂的民國總統袁世凱，他正在按照慈禧太后的方式而不是美國人所熟知的共和體制來管理政府。換句話說，他建立了一個新的獨裁統治，來取代剛剛推翻的獨裁統治。」

相信中國會突變是愚蠢的，但無變革，共和不可能實現

「所以你不相信所謂的『中國覺醒論』，或者『新的時代已經在東方破曉』?」

濮蘭德回答說，「在中國有句諺語，非常貼切地隱喻了當前的形勢。它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事實是明顯的：一年前，現任民國副總統向袁世凱建議，不要繼續推進民國，而是登基稱帝。袁世凱今年8月對武昌起義者的處決（譯註：指處決武昌起義領袖張振武。），是典型的皇帝做法，而非共和制政體應有的做法，但它得到了人們的認可。換句話說，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制度只是換了個名字，其本質特徵並未改變。」

「普選代議制並不是解決方案。在現今中國，它是不可能實現的，並且在今後若干年也不可能實現。歷史經驗表明，相信中華民族會突然出現激進變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次變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國的悲劇在於白種人禁止他們向外移民

「中國的悲劇在於這個偉大民族被不斷緊縮的限制牢牢局限於本土，因為白種人不可能任由其競爭以求生存。這是極大的悲劇，白種人不斷取得成就，而中華民族永遠是一個被動的民族。」

「美國排華態度異常強硬，但為中國人送來了醫學——教會他們如何挽救垂危的生命、如何對抗流行病(這些疾病過去可能奪走無數人的生命)。美國人不僅傳授知識，並且培訓他們使用各種西方醫療設備。人El數量大大增加，同時卻沒有採取任何手段抑制早婚和一夫多妻制導致的人口畸形激增。傳教士們通過建立醫院以及其他醫療手段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但每一條生命的挽救意味著下面這個問題的嚴峻性又增加一分：他們中有多少人最終能夠生存下來?」

「美國排華，英國和加拿大也排斥這些從痛苦中逃脫出來的中國人，禁止他們進入白人的領土。我們實際上並沒有讓他們得到解脫，因為他們自己的土地現在不足以養活他們。我們為他們送去科學技術，幫助維繫生命；IS]時送去精神導師，向他們反覆灌輸道德準則，防止從前的種種行為，避免人口激增。對我而言，現代社會中最令人絕望的悲劇性場景，就是基督文明的慈善行為與亞洲國家冷漠無情的自我保護意識之問存在的痛苦衝突。」

「英國和德國，即便在其現有人口壓力下，如果沒有通過移民來緩解壓力，其後果也將是非常嚴重的，能夠支撐的時間不會太長。在很短一段時期後，經濟壓力就將浮出水面，並且不可避免地只能通過戰爭解決，這也是一個自力更生、不願忍飢挨餓的民族寧願選擇的一種辦法。」

「中國已被證實無法通過向國外移民來解決人口增長的棘手問題。沒有移民可能，人口問題只能通過三種方式解決，而在中國歷史上也一直是這樣的，它們分別是饑荒、瘟疫和對叛亂的屠殺。」

大多數中國人內心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

「這裡並沒有誕生一個『全新的中國』。國家不會新生，只會演變。從結構上看，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特性，政治屬性和中國官員的秉性並未改變。人類歷史經驗和科學研究表明，中國這種根植於民族傳統、綿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兩年內或者一代人之內就發生改變，是根本不可能的。」

「去年11月在武昌起義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與土耳其在1908年曾經經歷的事件十分相似。一小撮組織嚴密、盤踞在廣州的政客從大批追隨者中招募到了數量充足的士兵，製造了這場所謂的革命。然而，中國人的內心並未因此發生任何天翻地覆的變化，並沒有步調一致的起義，大多數人的心中也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

向西方學習的風潮風行一時

「所以說，我們最近總聽到的『中國覺醒論』之類論述是不確切的?」我問到。

「這樣的論述從1860年起就不絕於耳。自從蒲安臣使團首次讓美國開始關注中國事件，關於中國正在覺醒或者將要覺醒之類的論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1860年前後的太平天國起義，爭取到了在華外國人以及歐洲人或多或少的同情。太平軍所承諾過的那些東西與1898年開始推動維新變法的中國青年政治家們的承諾如出一轍。自從1905年日本取得13俄戰爭的勝利，向西方學習的風潮在中國風行一時。商業貿易激增，影響國內貿易流通的人市稅『厘金』也被廢除。」

選舉權不應該與人的髮型聯繫

「我觀察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總統與你的通信中，關於你對中華民國的見解，他一字未提。」

「我聽說，美國一些重要人物認同我的見解，但雖然這些觀點可以獲得他們內心的認同，卻不能影響最終的決策。很重要的一點是，任何外國勢力一旦對中華民國有了如此的認識，他們便需要停下來重新思考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人民本身其實還沒有真正認清它。在進行真正的選舉前，政府都只能是l臨時性質的。就算是最聰明的學生，如果他保持誠實，也無法準確預測中國的選民因素可能在選舉中產生的影響。即使選舉最終實現，實際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為中國從未進行過人口普查，也未準備過任何選舉名單。」

「如果國民黨在首次選舉中勝出，那只能表明一小部分當前得勢的、已分化為兩三個派系的政客們在盡全力操控選舉。少數商人和其他上層階級的人士可能會認真行使他們的選舉權，但目前，整件事都被一種極其敷衍和幼稚的方式對待，其結果也是預先知道的。選舉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西方人眼中看來可能是荒唐可笑的。例如，國民黨非常嚴肅地提出，任何留有長辮的人都不得參與投票。不知道這是否可以作為袁世凱更具政治家風度的一個例證，因為他認為選舉權不應該與人的髮型聯繫起來。」

袁世凱相信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

「你認為袁世凱是真誠的嗎?」我問到。

「他在今年9月發表的聲明是真誠的。同時毫無疑問，他個人相信，共和政體並不適合當前中國的需要，也與人民大眾的利益背道而馳。他不同於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他是由於時勢需要被迫成為總統的，正如副總統也是被迫成為副總統。他並不想被選為總統，直到被人用手槍指著腦袋，才勉強同意成為總統。」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可以表現出當前總統和副總統對於共和政體的態度。去年12月，當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進行談判時，現任副總統黎元洪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如果聰明的話應該抓緊稱帝，因為時機對他非常有利，並且提醒他李鴻章在1900年朝廷潰敗時，便愚蠢地沒有抓住類似良機。」

「所有關於中國正在發生巨變之類的言論，都不過是令人錯愕的老生常談。歐洲那些關於中國的報紙，一度錯誤地以為，昏庸無能的滿清政府已經垮台，黎明的曙光和嶄新的未來正在這個東方帝國出現；留學西方的新派學生被認為是這個國家的救星和新時代的先驅，就像土耳其和希臘的『改革者』一樣。」

深埋在社會體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騷亂根源沒變，經濟因素是直接導火索

「坦白地說，中國人仍處於政治無意識狀態，他們接受『青年中國』就像接受上天賦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們在精神上仍存有習慣性的保留。別人告訴他們，與苦悶、貧困、飢餓、貪污、苛捐雜稅相聯繫的舊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每個人都將變得富有和快樂。他們中那些樂觀積極的人相信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當成了救世主，以為所有美好的東西將很快實現。直到三個月過去了，他們才突然意識到這種想法的愚蠢。把舊事物換一個新名字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即使總統自己，在他的總統敕令中也承認，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敲詐勒索、行賄受賄、威脅掠奪、暴力犯罪並不比舊時代少多少。人們通過自己的雙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滿目瘡痍、搶掠四處泛濫，他們終於意識到太平盛世仍然遠未到來。」

「正如我之前所說，中國今年幸運地獲得了上天送來的大豐收。這種暫時的平靜已經到期，過去幾個月在華中出現的騷亂便是證明。深埋在社會體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騷亂根源一直沒有改變，而經濟因素則是直接導火索。」

「這種觀點並不僅我一人具有。這是生活在中國的、消息靈通的外國人的共識。《字林西報》今天對我進行了採訪。這份報紙起初帶著極大的熱情歡迎革命，並對其抱有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認，由於沒有一個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變得更加糟糕。」

在西方民主原則和儒家思想之間搖擺

「它指出，所謂的『共和』，只是毫無意義的稱謂。」

「這裡的『共和』並不是字面意義所說的共和，這對於一個公正的觀察家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而它在未來將會意味著什麼，將由這個自封的『國民黨』逐漸揭曉。」

「它在西方民主原則和儒家思想的強大影響力之間來回搖擺，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立憲遲遲沒有進展，為什麼這個新成立的黨派幾乎沒能力做成任何事。」

「在中國，人們在空談理想的西方治國理念；但最好的中式政治理念其實是袁世凱在今年1 1月試圖推行的政策，這套具有建設性的理念與光緒皇帝在1898年戊戌變法中提出的理念相類似。」

「這套政策可以逐漸打破滿漢隔閡，促進種族融合；可以廢除滿人沿襲已久的世代享有的特權；可以廢除在各省城駐紮的毫無用處的滿族部隊；可以建立君主立憲制，並從地方自治開始逐步推進改革，在十年內實現上下兩院的議會選舉。」

「這個政府將在很大程度上學習日本模式，建立君主立憲制。然而最重要的是，整個政府結構將建立在儒家體系的基礎之上。」

「這是康有為和『戊戌六君子』努力想要實施的政策，也是當前梁啟超領導下的立憲派的想法，他們是溫和的改革者，以保皇會作為組織，人數在一天天擴大。袁世凱在今年秋天闡述了這樣的想法，在多年的政治混亂甚至分裂之後，他堅信只有這樣的政府模式才能在這個國家生存。」

中華民族信仰可概括為三條：家長制度、宗族觀念、勞動義務

我問，「那麼，這是當前局勢最有可能的結果嗎?」

「不一定。中國經歷了許多巨大的變動，也有可能經歷這一過程。儘管革命派在中國聲勢旺盛，儒家體系下的統治方式仍將堅持下去。人們的內心並沒有因為革命家的激情煽動而改變。我不是說改變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改革的進展一定會異常緩慢。中國的體制也許可以改變，但需要審慎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城頭變換大王旗。」

「中國人內心深處需要儒家體系，儒家體系已經深入到這個民族的性格。整個中華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為三點：家長制度、宗族觀念、勞動義務。在兩千年歷史中，這個地球上同質程度最高的民族，從未向他們的統治者，不論是同族或是異族，提出過任何要求，他們只希望享有在這種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權利。」

「因此所謂『青年中國』的觀點，將註定失敗?」我問到。

「如果新青年運動通過良政而獲得逐漸的演變，或通過新的國家形式來取悅大眾，那麼民眾將會尊重這個他們選舉的政府；。如果它不能夠滿足這些緊迫的、現實的、不可迴避的政治需求，那麼我們會發現，民眾將保留他們起義的神聖權利。」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

「正如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梅多斯(Meadows)在60年前所說，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

「他們總是隨時準備起義。他們在香港被英國人統治，在膠州被德國人統治，在遼東半島被日本人統治，在北滿被俄國人統治。顯然，這些統治者的國籍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只要統治者足夠聰明、公正，並且尊重他們的傳統和信仰，他們便會安於現狀，接受統治，和平生活。」

「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10年，這裡有60萬中國人，我不斷發現新的證據，證明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像中國人這樣對於一個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納度。」

「那麼，為什麼中國人比日本人落後?」我問到。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有一次回答過這個問題，他說，本質上，我們不可能通過一次革命帶來的突然改變來扭轉一個人的政治習性和社會習慣，伊藤博文也曾經向中國人闡述過這個觀點。」

我舉出了美國大革命和它的偉大成就作為反例。

濮蘭德先生回答說，「美利堅合眾國是數個世紀來根植於英國民族內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表現。這種精神起源於英國憲章革命(Magna Carta)，通過移民由『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成為英美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權利的基礎。你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大叫兩聲『共和』，便可以把這種精神成功地灌輸給那些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人們。」

「但事實是，」我提出，「中國人自己在追求『共和』。」

他回答說，「我告訴過你，民國現任副總統曾鼓動總統利用革命造成的有利局面登基稱帝。」

東南沿海三省居民在人種、社會習俗和政治生活上都有別於華中、華北居民

「那麼革命真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它意味著接受西方教育的廣東人突然得勢，他們是滿清王朝土崩瓦解之際唯一有政治組織的群體。東南沿海三省(譯註：泛指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和附近地區。)的居民無論在人種、社會習俗還是政治生活上，都有別於生活在華中和華北平原的居民。他們被內地人視作蠻子，反之他們也毫不掩飾對內地人的輕蔑。北京的店鋪里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招牌：『出售廣東及其他洋貨』。」

「這三個省份被綿延廣西、廣東直至浙江的山脈與中國中部隔開，生活在這裡的居民兼具山民和漁民的特點。所有移民到美國和太平洋諸島的華人都來自於此。他們聰明、勇敢、富有開創精神，在經商上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這點通過白種人的各種排外法案也得到很好的證實。」

「你很難相信吧?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們的排外法案是必要的。如果你們允許華人自由進入，他們將會吃掉你們。我敢保證，五代以後，將不會有任何白種人存在。」

「美國人之所以對中華民國得出錯誤結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對中國人的了解僅僅局限於廣東人和福建人。一個由東南三省組成的共和國是絕不可能超越所有可能的束縛的。而在許多觀察家中存在的分裂主義傾向，使得他們認為這樣的共和國趨近完美。但在華中地區，對廣東革命黨派的政治對抗正在籌劃中，而且在數量上將很快超越他們。袁世凱去年12月談起這方面話題時認為，中國南北之間的差異是不可調和的。」

美國對華政策反映出良心與政治需求間的激烈鬥爭

「那麼你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何看法?」我問道。

「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及對其他許多國家的政策，」他回答， 「反映出良心與政治需求間的激烈鬥爭。一方面，是利他主義的念頭，是對弱小國家的同情和人道主義精神；另一方面，是對外擴張的強烈願望，以及對國家未來政治和經濟需求的認識。在我看來，美國向巴拿馬和加勒比海的擴張，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新的居民點，僅僅是出於對未來面臨巨大經濟壓力的認識，以及尋找新市場的必要性。」

「不斷成長的製造業和下一代人對工業發展的強烈追求，將促使美國對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為推進這種政策，美國政府在處理中國事務時一直示以慷慨和大度。這體現了其明智的想法，我相信近年來飽受詬病的『金元外交』政策也正基於此。」

「但是，由於美國國務院缺乏經驗和能力，這些明智的想法和主動性可能帶來的好處，大部分都被偏見和損失所取代。」

「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國務卿諾克斯(Knox)先生關於日俄修建滿洲鐵路的中立態度，便是在一個關鍵時刻犯下的嚴重錯誤。國務院的這個愚蠢錯誤，催生了日俄兩國對無助的中國人民共同採取的侵略行為。」

「美國國務院在這段時期內感情用事的機會主義，看起來源於他們幼稚地相信條約、協議的效力。這些協議本來是用來保護弱小國家免受強大鄰國的侵犯，保護無助民族免受強者的欺凌。」

「作為一個英國人，很欣慰看到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正基於更廣的經驗和更全面的信息而逐漸完善。借用塔夫脫總統最近的言論，不可能如同美國兩年前的對外政策一樣，僅憑如此初級的外交方法就成為一個理想中的偉大國家。這幅圖景將會展現更光明的一面，因為天意使得美國在滿洲問題上的潰敗成為其對華政策的終結。如今，滿洲和蒙古已淪為日本和俄國的戰利品，並且得到了歐洲列強的認同。在一個優秀的觀察家看來，這意味著日本先前通過太平洋甚至南美洲緩解的巨大人口壓力，未來若干年中將在他們掌控的中國西北部幅員遼闊且人煙稀少的地區找到出路。日本無疑在限制勞工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問題上表現出了遠見。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既然日本拒絕了諾克斯先生的中立方案，它顯然希望美國對其在中國領土上的擴張表現出善意。一個絕頂聰明的日本人， 《遠東時評》 (The Oriental Review)編輯本田(Honda)先生在11月16日的伍斯特會議(WorcesteI Conference)上坦率地陳述了這一形勢。」

本文選自《共和十年：民初觀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