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用人：一般標準和最高原則！

武職官員的標準也有四項。

第一要「才堪治民」。

就是你的才能能夠服眾，能夠讓下面的人由衷地欽佩你，這與文職官員不一樣。武職官員必須到第一線去，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成績來，把山頭打下來，這就必須得服眾。

第二是不怕死。

第三是不急名利。

第四是耐受辛苦。

之所以如此排列，曾國藩回答說，一個人要治理他的轄地，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讓下屬、讓所有這個團隊心服口服，非常欽佩你。才堪治民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不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人肯定不服氣，不勤則業務必然荒疏，故第一要務在此。

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這樣下屬才能追隨你，因此作為第二個條件。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遲則生怨，稍不如意再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員工爭毫釐，因此列為第三個條件。身體弱過勞則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則散，因此作為第四個條件。他還提醒說：

下級弁勇對於本營將領，其他事尚不深求，惟銀錢是否乾淨( 清廉 )，保舉是否公道，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

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系衝鋒陷陣，某弁系隨後助勢，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

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沒有生氣的人。他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強調「秀才帶兵」，希望藉助於他們的知書明理，練習韜略。

以上四條只是一般標準，文官也好，武官也好，這四條標準只是一般性用人標準，而重要的、關鍵的崗位，僅有這四條標準是不夠的。為此他提出一個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標準，用他的話叫「上上之選」。那麼，這個最高標準是什麼？曾國藩用了四個字——「忠義血性」。

「忠」與「義」在先秦之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如孔子說：「為人謀而不忠乎？」( 《 論語?學而 》 )，「教人以善謂之忠」( 《 孟子?滕文公 》 )

而「義」指的是辦事準確，幾乎包括處理一切人際關係，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雲」( 《 論語?述而 》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 《 孟子?梁惠王 》 )。

後來「忠」的含義表達的是為人不貳，為人忠誠，更多的是對國家而言，要公忠體國，盡心王事。「義」也演變成行俠仗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義行。血性，是忠義赤誠的性格。一般而言，有血性的人疾惡如仇，敢說敢做，敢作敢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

尤其是當別人有危難時能夠挺身而出，而絲毫不顧及個人得失。曾國藩提出，忠義血性才是上上之選，是最好的人才。這就是說，人要有激情，有持久的激情，不能五分鐘熱血，虎頭蛇尾，更重要的是敢於擔當，有承擔。

他說：古往今來的英雄，並非一開始就一定要成為一個大英雄，而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就的。這就是說，「忠」是對一個組織而言的；「義」是對個人而言的；「血性」是有激情，有擔當，敢作敢為。曾國藩挑選的接班人也好，重點提拔的人也罷，都是從「忠義血性」這個視角當中選擇的。

曾國藩說，表面上看來，如果一個人具備了四條標準，但不具備忠義血性，則不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必須具備忠義血性這個上上之選的最高標準。如果一個人具備了忠義血性，即使前面的四條只具備三條、兩條或一條，但也能夠逐漸地將四條都具備了。

相反，一個不具備忠義血性的人才，即使具備前面的四條，但最後臨大難，在重大、關鍵的時候，還是不可靠。所以曾國藩說，忠義血性是上上之選。

他說，湘軍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血性必減一分。若打仗能出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為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可成大器也。

而忠義血性大多具有樸實廉介的特點。因此曾國藩又延伸了他的用人思想，指出：大概觀察人的辦法，以樸實廉介為本質，有這樣的品質再加上特殊才能，這樣的人是最可貴的。如果沒有品質，就是有長處也是靠不住的。「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說的人無本不立，其意義就在於此。

方宗誠觀察到，曾國藩「平日取人，皆誠樸厚重一流，而不喜才華浮薄者。若德行文學之儒，則奉為上賓，出入談論而不肯煩以吏事」。

胡林翼也說：

成就大業總以得人為主。子游為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鳴琴可理；即長孺卧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操勞，而無濟於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朴而邑多巧，野尚質而邑尚文也。

又說：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則剛而無虛，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致敗乃公事。

前面提及，文官和武官各有四條標準，而忠義血性是上上之選。曾國藩還提出一個具體入手之處——檢驗人才能不能勝任，將來有沒有發展前途的「五到」，這也是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他說，辦事情，人才要以「五到」為要。這「五到」分別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和口到。

關於「身到」，曾國藩說，文官有身到的要求，武官也有身到的要求，就是要下基層。一個領導沒有下過基層，就不是一個好領導。文官就要「親驗命案」，還要「親巡鄉里」，這個地方的每一個州縣、每一個鄉，你都要看一看。如果是武官、將帥，就應該「親巡營壘」，探清敵方，包括太平天國那邊的營壘是什麼樣子，這就是到第一線，下基層。

「心到」就是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和終條理。

我們前面講，曾國藩用人強調有條理，他說：「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

「眼到」主要有二：認真看公牘，著意看人，留心看人，看他是哪方面的人才。

公牘，包括國家所有的大政方針都是通過官方文件下發的，公牘裡面體現出一些政策上潛在的重大趨向。

「手到」就是每天去做，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記錄，以備遺忘。

俗話說，好記憶不如爛筆頭。曾國藩一生留下許多日記，他隨手記的文字非常多。

關於「口到」，曾國藩說，不能只憑上司的一紙公文就完事，還要苦口叮嚀。

千叮嚀，萬囑咐，讓下屬真正體會你的思路和想法。

曾國藩說，做到了「五到」，再加上前面文官和武官的四個方面，再有忠義血性，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人才。

在曾國藩的湘軍高層里，李鴻章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咸豐十年九月，曾國藩派李元度駐防徽州，打了敗仗。李元度這個人戴著高度的近視鏡，很有才能，長於出謀劃策，本是坐辦公室的人。曾國藩想提拔他，讓他駐防徽州。安徽就是由徽州和安慶的合稱而來。

曾國藩告訴他，你一定要改掉文人習氣，尤其要戒浪戰，一定堅壁自守。李元度防守徽州的時候，太平軍李侍賢部天天罵他，說他是縮頭烏龜。後來李元度違抗曾國藩堅壁自守的命令，出城一戰，幾千人的人馬，幾乎全都被吃掉。曾國藩很氣憤，要給清廷上奏摺，彈劾李元度，有革職、永不敘用之類內容。

按照工作分工，李鴻章負責起草這個奏摺，但李鴻章說：「一定要參劾的話，門生不敢擬稿。」李鴻章心裡在想，曾國藩這次識人不明，李元度出謀劃策是其所長，臨守戰場是其所短。曾國藩說：「你不寫，我自己來寫。」李鴻章想以去留相爭，因此說：「那樣的話，門生也將告辭，不能留在您的身邊服侍了。」

曾國藩答以「聽君自便！」李鴻章一氣之下走出了曾國藩的幕府。李鴻章打算回南昌，中途到了湖北。胡林翼是湘軍高層中最有貢獻的，他是湖南益陽人，半路上把李鴻章攔到湖北巡撫衙門，勸李說：「你環顧天下，能夠因依誰而起，我相信你最終能夠發跡起來，但舍掉曾老夫子，似乎不好。」

李鴻章回答說：「沒有想到你老英雄也是這樣看人。我原來把你當成豪傑之士，現在看來，我的眼光有問題。」胡林翼一再挽留的同時，立刻給曾國藩寫信，說：「從面相上看，李是富貴之相，李某終將會發達，不若我們引之前進，足以張吾軍。」

讓曾國藩一定把李請回來，曾國藩也意識到這樣不好，立即寫信把李鴻章請回來。在李鴻章的書信中，保留了多份他勸阻曾國藩不要彈劾李元度的信函。

李鴻章的作用確實很大。舉一個例證，這也是曾國藩一生當中遇到的三大難題之一。1860年9月，英法聯軍攻佔天津，直逼北京。咸豐皇帝在逃往熱河之前，下令天下帶兵之人，帶兵保衛京師。如果皇帝被外國人抓住了，那真是奇恥大辱。

因此所有臣子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道理，應該立即帶兵前去。曾國藩接到這個命令後，感到十分為難。為什麼？因為他制定的戰略是在這個時候要把安慶拿下來。長江自源頭至湖北省宜昌為上游，水急灘多；宜昌至江西省湖口為中游，曲流發達，多湖泊( 鄱陽湖最大，洞庭湖次之 )

湖口以下為下游。長江中游，從武漢而下緊接著就是九江、安慶，下面是蕪湖，最後是南京。如果把安慶打下來，太平天國就沒有天險可以憑藉，被攻滅是指日可待的事。而湘軍進圍安慶已有一年有餘，現在如果撤兵，勢必前功盡棄。

為此，曾國藩感到非常苦惱，他請所有的幕僚出主意，召開討論會。李鴻章只說了一句話，八個字，「按兵請旨，且無稍動」。他說：「外國人已經到了家門口，所謂入衛只是一句空話，三國連衡，將來不外乎是這樣一種結局，就是割地賠款。

現在勞師遠道而來，安慶距離京城遙遙幾千里路程，每天急行軍即使走百里路，還有糧草輜重，至少也要一個月，等你到京城的時候，城下之盟早簽訂了。」但是這個話又說不出口，曾國藩不是以忠誠為天下的表率嗎？

這樣做就是不忠誠、不忠心。所以李鴻章用「按兵請旨」這四個字，實際是拖延。曾國藩隨即向皇帝上了一個摺子，請求皇帝在曾國藩和胡林翼當中，派一個人帶軍北上。

那個時代沒有像今天這樣的信息傳遞手段，軍報傳遞，六百里加急，往返也要十幾天。等咸豐皇帝接到這個奏摺的時候，他已經逃到了熱河，讓所有帶兵的人都回去。李鴻章幫助曾國藩渡過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難關。

曾國藩本人不是足智多謀的人，但是精於算計，尤其善於吸收眾人的智慧。曾國藩於咸豐十年五月初十的日記寫道：

與希庵( 李續宜 )熟論安慶、桐城兩軍應否撤圍，約沉吟二時之久，不決。中飯後得少荃( 李鴻章 )數言而決。因寫信與胡中丞( 林翼 )，定為安慶、桐城二軍皆不撤動。

當時尚未接到進京之旨，至九月六日，上奏請派他或胡林翼帶兵入衛。以後多日記載皇帝逃往承德、英法聯軍進京、和議已成等事，非常詳細。直到十月初四，他接到不必帶兵北上的廷寄，懸著的心才放下。日記寫道：

旬日寸心擾擾無定，因恐須帶兵北上入衛，又須進規皖吳，兵力難分也。今接奉此旨，可專心辦南服之事矣。

隨即，他又將無須北上的諭旨遍告各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