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加繆

在阿爾及利亞長大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依然無數人心中的「男神」，儘管他已離開我們半個世紀。

1957 年，44 歲的加繆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用一部分獎金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盧馬蘭村買下一座小別墅，在那裡他可以在一種更加融洽的氣氛中休息和寫作。他熱愛足球，以至於走路也愛踢小石子，他終身保持著運動員般的身材。從這項運動中，加繆也得到了自己的人生感悟：「球從來都不會從你預想的地方傳來，認識到這一點對我的生活很有幫助。」

三年後的 1960 年，加繆與一位朋友返回巴黎的路上，在一場車禍中不幸遇難，年僅 47 歲。

他曾說過很多被後人牢記的話，比如「一切特立獨行的人格都意味著強大」。1913 年，加繆出生地阿爾及利亞的三種景象支配了他的生活：熱情的阿爾及利亞陽光，涼爽的地中海，和他默默忍受痛苦的母親。他還不滿一周歲時，父親（生前是一位僱農和酒窖工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加繆從小就在貧民區長大，由於被承認為戰爭陣亡者的孤兒每年可以得到一點撫恤金，得以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和上小學念書。上小學時，有時他會一個人站在海灘上，口中含著小石子，對著大海大聲朗誦詩歌，鍛煉自己的演說能力。由於身體較弱，比起與大家一塊玩，他更喜歡看書。

能在上學期間遇上一位好老師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因為它會極大地改變一個人的人生。加繆就是這麼一個幸運者：十歲時他進入特級教師路易·日耳曼的班上，後者儘可能地「推動」他向前，從而改變了他的未來。後來加繆把諾貝爾演說詞獻給了他這位小學老師。

高二那年，來了個新的哲學老師格勒尼埃，他知識豐富，熱愛生活，愛好寫作，與學生打交道沒有架子，再次改變了加繆的人生軌跡，加繆終生都稱其為「老師」。由於這時加繆得了困擾他一生的肺結核，不得不放棄了踢球和其他活動（並重上了一年高二），轉而去讀書思考。在格勒尼埃老師的幫助下，他可以看到巴黎出的新書、最新的文學雜誌，從中吸取新思想，感受到書籍的力量。

25 歲時，他成了一名記者加入《戰鬥報》，撰寫文章大力抗擊所有這些「荒謬」。隨著戰事的進一步發展，加繆對重建過去的舊體系不再抱什麼希望，在做了一些徒勞的想要影響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政治的事情後，他從公共生活中撤退出來，開始投身寫作。29 歲的加繆，寫出了兩本令人不安的書：一本是《局外人》，另一本是《西西弗斯神話》。這兩本書處理了我們人類發現自己面臨的帶有毀滅性的荒謬，只因我們存在。

加繆 30 歲不到既已成名，一生有過兩次婚姻，情人無數。情史的豐富程度不亞於他的好友讓·保羅·薩特，甚至連薩特的終身伴侶西蒙娜·波伏娃都曾鍾情於他。加繆「殘忍」的私下裡對朋友說：「想想吧，以後她（波伏娃）躺在枕頭上會說什麼。多恐怖：一個嘮叨鬼、徹頭徹尾的女才子——無法忍受。」

不過，加繆和波伏娃之間仍就很多重要問題做過交流，或在私下，或當著薩特的面。波伏娃更理性，加繆更感性，顯然他們不是同一路人。但波伏娃在自傳中寫到，聽說加繆去世的消息，「她一度茫然震驚，欲哭無淚」。

加繆的「骨灰粉」伊麗莎白·豪斯曾寫道：「這個低調的『情聖』將女人視為他的知己和傾訴對象，對她們比對男人更坦率、更樂於相助，反過來，她們也給予他最迫切需要的理解和忠誠。」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加繆極有女人緣，卻鮮少遭人嫉恨的緣由。他極像他筆下的西西弗，知道自己的價值，同時也很清醒自己並不完美；極為崇尚道德，卻發現自己與他的願望、他的生活水火不容。

加繆去世的時候，卡特琳娜和她的孿生兄弟只有 14 歲。卡特琳娜對父親非常崇拜，加繆的遺著《第一個人》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後三分之一是草稿，字跡非常潦草。是卡特琳娜一個字一個字還原，並將它出版。

和加繆一樣，這對雙胞胎成年後相當低調。幾位加繆傳記的譯者，都對加繆子女成年後的經歷一無所知。只有一件事讓他們站到了台前。2009 年，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打算將加繆的遺體移至先賢祠，遭到加繆兒子讓·加繆的反對，被指為「利用和消費」加繆，遂作罷。他說：「父親一生反對虛名，是不會同意住進先賢祠供人膜拜的。」

加繆的哲學圍繞著「荒誕」這一概念構建而成——荒誕是他對人類生存境況和我們的困境的全面概述。加繆的人道主義是一個自由戰士反抗一個荒誕世界的個人宣戰，它是一種呼喚——呼喚個體去進行反抗和超越。

最後，讓我們一起回憶加繆的那句話：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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