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最後的潰敗

繼續來看這篇關於國共較量的長文。第一部分鏈接如下，點擊即可跳轉閱讀：

國民黨究竟敗在哪裡？

由於文章太長，考慮到大家的閱讀感受，今天坐觀君

（ID:china_2049）

給大家分享第二部分，最後一部分將在這兩天推送。上次推送後，有朋友表示疑問：為啥沒開通留言評論功能呢？有的朋友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涉及到中國近代史的文章，坐觀君基本都是不開這個功能的，畢竟這些話題相對敏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或麻煩，所以暫時關閉留言功能。文章都只是供大家參考而已。

還是要啰嗦一下：想看以前推送的兩篇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

在公眾號回復「國民黨」即可。

作者：高華

摘自：《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

四、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和共產黨對它的成功的情報滲透有密切關係

在40年代後期內戰環境下，國民黨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勝負。然而多數論者沒有注意到，或不了解，這就是在抗戰前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處於「非法」狀態的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就不再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是經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依靠紅軍的保護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布置」，對中共的動態了如指掌。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合作，實現了中共合法化，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用蔣介石的話說，中共從此獲得了「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

抗戰軍興，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對共產黨確實比較親密和友善，「中統」原來是全部對付中共的，但在抗戰後，「中統」將對共產黨的工作壓縮為一科，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原來專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轉向」人員，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王雲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許其離開各奔前程。193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張浩《黨的建設》小冊子的刺激，以及由敵後八路軍的發展、擴張而帶來的兩黨關係的摩擦。但是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蘇聯、英美和國內社會輿論的相當的牽制。

於是，1938一1939年，就成為中共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建立了一系列情報關係，重點針對國民黨黨軍政大員和國民黨的耍害部門，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員，對地方實力派，對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積極做統戰和情報收集的工作，總之三教九流，全面撒網。這些人中有「東北總會」的閻寶航、白崇禧的秘書謝和庚，以及黃慕蘭、董竹君等等。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為黨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中共西安情報處龐智(王超北)系統下的中統陝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轉變人員」，李1926年參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後加入「中統」，從1941年開始就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後才作為特例，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黨，並由康生代表中央，當著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為「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處長，李茂堂為副處長。爭取李茂堂為黨工作，對保衛陝甘寧邊區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有資格出席由胡宗南親自主持的極機密的、出席者均須化名的「黨政軍警憲特聯席會議」，李茂堂將每次的會議記錄「都按期交給西情處」,「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訴我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了許多敵人的重要軍事情報」。

為什麼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發展中共情報人員很不順利，但在1938年後，有許多人不為名利，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國統區有許多人敬慕八路軍；

2.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欽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顯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社會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普羅的民粹情緒;

5，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左翼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6.地方實力派害怕蔣介石以「抗日」為名兼并自己，他們要聯共以制蔣。

而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顯的，中共在抗戰後高舉的民主和民生這兩面旗幟，讓中共站在了制高點，吸引了不少人。

從技術層面而言，國民黨也是比較容易滲透的，國民黨是一個外表西化、內里非常「中國化」的黨。早年號稱學蘇俄，但始終學不會，國民黨的「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施政、辦事十分「人情化」，蔣給其部下，也是其黃埔的學生的電報，多稱對方為「弟」就是一例。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垮，軍隊雖有政工部門，但形同虛設，發揮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軍中任要職或帶兵，他的同鄉，同學、七叔八侄皆可引入軍中。如此情況下，國民黨的情報和機要部門就如大門洞開，中共地下人員滲人極為便利。

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

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粵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夾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楊尚昆所言極是，事實也正是如此，甚至蔣介石的身邊也有中共情報人員：沈安娜從1938年就潛伏在蔣的身邊，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脫身。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

劉為章即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斐的關係.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

郭汝瑰身居國防部三廳廳長的要職，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抗戰後期就萌生歸隊意識(郭原為大革命時期黨員，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脫黨)，曾幾次秘密和中共情報工作首腦之一的董必武見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為黨提供機密情報，作為黨對其的考驗。郭汝瑰在淮海戰役剛打響的關鍵時刻，以九份絕密情報帶出交給聯繫人，希望儘速交給解放軍，因交接情報的渠道不暢，聯繫人被抓，情報被毀，郭汝瑰未及暴露。郭汝瑰後在宜賓率七十四軍起義，即向李大章提出人黨要求，李回答：階級隊伍，談何容易。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雖名氣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台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郭汝瑰寫信給董必武要求人黨，董回信要他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1957年郭汝瑰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歷經35年的考驗，才被吸收為中共黨員。

現在有資料顯示，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在抗戰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觸，在1947年衛立煌從法國回國之際，也曾和中共溝通，表示「為了儘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1948年1月，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還急電巴黎，將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國內，讓汪擔任他的秘書處長，以便和解放軍取得直接聯繫。

1948年3月後，東北戰事已十分危急，蔣介石「急令衛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以解放軍已佔領錦州瀋陽間的要隘溝幫子、國民黨駐沈部隊須經相當時期的整補方能投入戰鬥為由，拒絕了蔣的命令」。「1948年5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他決心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根本不同意，陽奉陰違使事情不了了之」。

在國民黨軍隊中位居要職，卻為共產黨做事的，還有一位是韓練成。他於1942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1947年2月萊蕪戰役時，在中共聯絡人員的引導下，來到了華東野戰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部。

韓練成

本擬率四十六師戰場起義，由於他的僚屬多系白崇禧的親信，條件還不成熟。中共聯絡人員按照陳毅司令員的指示精神，勸告

韓練成

突圍時，秘密離開部隊，退出戰場，使所部自潰。這個建議被

韓練成

接受了。果然在華東野戰部隊發起總攻後，

韓練成

離隊使其率領的四十六師失去指揮，造成七十四軍長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萬餘人被殲滅，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被俘。

事後

韓練成

又謝辭陳毅的挽留，表示願回南京繼續為中共工作，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後，與

韓練成

串聯，編好說辭，讓他假裝敗仗後隻身逃脫。為保障

韓練成

的安全，陳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軍營級以上軍官一個也不能釋放。

韓練成

由共方情報人員陪同並在其身邊掩護，利用曾在中原大戰時救蔣介石一命的特殊關係，再度潛回南京到蔣介石的身邊工作，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

韓練成

常在隨行之列。送蔣介石看的戰報要經

韓練成

之手，蔣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經韓煉成過目。

韓練成

將刺探到大量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並利用其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有意誤導國民黨的剿共戰爭。

蔣介石用人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對一些和自己有淵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蔣介石的這個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的身邊。這些人雖有國民黨情洽人員的多次舉報，蔣介石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例如：在韓練成被解放軍派回南京後，萊蕪戰役被俘的國軍整編第四十六師一個受傷團長也逃回南京治傷，對韓有所懷疑；華東野戰軍有個幹部叛變，都談到

韓練成

在萊蕪戰役中的反常表現，從而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高層注意。中統局長葉秀峰也對

韓練成

旁敲側擊，甚至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蔣介石都未聽進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韓任甘肅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

韓練成

在萊蕪戰場「通共」的情報，調

韓練成

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

韓練成

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於1949年1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毛澤東對

韓練成

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

正是因為有了

韓練成

、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人共軍包圍圈，蔣介石焉能不敗?

五、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大廈將傾，蔣介石就是盡人事卻無力「補天」了

1948年國民黨的軍事失敗是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後，國民黨雖還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國承認，但是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中共勝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寫道：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我國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介石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蔣介石責美國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是失敗於俄史(蘇俄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美國馬歇爾),「美必後侮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蔣介石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取，挾匪要脅，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漢市私籌一千萬金元，由某個人支配應用，不令中央知雲也。時局稍變則叵測之徒即起異心。」3

月7日，又大罵李、白：

「革命紀律與黨德全為李宗仁等掃地殆盡，白逆之罪惡更大」

。到該年底，蔣介石設局以閣揆之位誘白祟禧去台，還派人攜其信函及金磚去海口慰問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蔣的假象誘騙，白崇潛遂在1949年12月30日從海口飛台灣，從此沒離開台島一步，以後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務的監控。

蔣介石下野後隱息於奉化，遙控各地，最關鍵的事，還是細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陳誠為台省最高負責人，統領三軍，俾使白己和「黨國」保有一後方基地。蔣對空軍，更是親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見空軍司令王叔銘，更指令陳誠，對撤退來台的空軍及其眷屬，應特別協助安置，如有必要，經費可先津貼，准予報銷。此舉極為重要，當「兩航」宣布在香港起義後，國民黨能用上的就是軍機，若沒有軍機往返台北和大陸，不知有多少國民黨軍政大員要落人解放軍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下南京，5月23日佔領上海後，國民黨已沒兵可打了，中共占絕對優勢，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將失信心，兵無鬥志」，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最清楚，把國民黨軍隊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澤東原以為用五年時間打敗國民黨，是從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澤東看到新形勢了，就改說：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國民黨那裡，毛澤東的「五年說」在國民黨內部盛傳就成為中共預定以五年時間奪取全國，他們以這句話做救生圈，僥倖以為還有兩三年時間，讓國民黨「從容做好充分準備」，但實際上，「大家對軍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解放軍渡江後，「四野」南下，直撲華中、華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兩個主力軍團：

1.白崇禧還有5個軍團，約25萬人，佔據著湖北和廣西; 2.胡宗南集團，佔據川、陝、康等地，下轄3個兵團，共12個軍，總兵力40萬。

白崇禧部號稱善戰，特別善於打山地戰，林彪以「四野」90多萬對付白祟禧部。毛澤東說;「白匪本錢小，極機靈」。毛在1949年9月9盡給林彪等人的電報中說：「白崇禧是中國境內的第一個狡猾陰險的軍閥」。白崇禧有實力，毛澤東看重他，對其盡量爭取，毛澤東對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長期在桂系和共產黨之間協調溝通的劉仲容說，白建生很喜歡帶軍隊，他的廣西部隊只有十來萬人，將來和談成功建立國防軍，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讓他指揮30萬軍隊，人盡其才嘛。毛澤東甚至說，我們過江後……只要白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

至於湖南的程潛，有號召力卻無實力，毛澤東給林彪等的電報中說，「可考慮予程潛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熟讀史書的毛澤東順手拈來一個古代官職，用於對他當年從軍時的老長官搞統戰，但在對部下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程潛、陳明仁「就範」。毛澤東兩手並用，很快實現了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從背後給了白崇禧沉重一擊。

毛澤東指示用大迂迴，包抄白祟禧的後方廣西的戰略戰術來消滅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消滅白部精銳第七、四十八軍的4個師，約4 . 7萬多人，極大挫敗白崇禧部的銳氣，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斷了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往雲、貴的道路。隨後，「四野」尋機在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殘軍逃往海南島，兩萬多家屬在欽州被解放軍截住，而在附近的一個村子裡，逃難到那兒的一千多家屬被當地村民剝去衣物，裸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一片哭嚎聲。白祟禧和蔣介石雖然矛盾甚深，最後還是歸去台灣，白祟禧沒有相信毛澤東所說的，「三年不進廣西」的口頭承諾。

胡宗南部則由「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解決。毛澤東鑒於胡宗南重點防守秦嶺，下令以大迂迴，從貴州、川東南人川，以斷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開始南撤，進入川北。蔣介石一向偏愛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親筆寫信給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請王為他本人幫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額補齊，王陵基無奈，只得將其好不容易強征的、準備留給自己保命的保安團共8萬人送給胡宗南。蔣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介石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從解放軍渡江後的1949年4一12月，蔣介石奔波各地，部署軍防，舉大要者，有東南防衛計劃，廣州保衛戰，還有西南保衛戰，說起來轟轟烈烈，其實也就是盡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陳誠擬「我軍今後作戰計劃」，提出國軍以持久戰為目的，將確保廣州和重慶兩大陪都，沿浙贛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區準備第二抵抗地帶，但此時國民黨軍已是「兵敗如山倒」，任何努力也無濟於事了。

蔣介石還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計劃：調胡宗南從陝西後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護衛川東，調華中的黃傑增援貴州，使川黔與兩廣聯繫起來，再使張淦兵團、徐啟明兵團、魯道源兵團肩顧湘南和粵北，調駐海南的劉安棋兵團的兩個師到廣州駐防。蔣介石的這個方案也是說時容易，做時難。1949年6月，閻錫山內閣成立前，專程赴台向蔣介石請教，蔣指示：

「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

在解放軍大舉進攻之際，蔣介石說不出來什麼具體對策，卻空談發展，完全不切實際。

進人10月，大陸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11月14日，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蔣口稱保衛大西南，卻讓閻錫山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從台北直飛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銀行的僅有的周轉資金80萬銀元。此時蔣介石已眾叛親離，手下都做叛蔣起義的準備，蔣介石心中全知。11月28日解放軍逼近重慶郊區，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巡視重慶市區，當天日記記載：沿途車輛梗塞，憲警已無法維持秩序，一般民眾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同日，解放軍攻抵南溫泉，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蔣介石抵機場後，即登「中美號」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與解放軍相距僅20里。11月30日，解放軍佔領重慶，之前，10萬銀元因送不上飛機而留在重慶白市驛機場送給了解放軍。連陳立夫、谷正綱等一批部長，也搶不上飛機，而是坐卡車逃到成都的，差一點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1949年12月1一10日，是蔣介石一生在大陸的最後10天。王陵基每天見蔣介石几次，蔣總是諱莫如深，聽不出他一點口氣，他身邊的親信也閉口不談，王陵基只是每天見著蔣介石對著軍事地圖發獃。

蔣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專機成員不準下機，隨時準備逃跑，新近披露的蔣介石的日記提到，文武官員要他儘早離蓉去台，而蔣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為了掩護胡宗南部隊的集中」，但因盧漢、鄧錫侯和劉文輝起義，他對胡宗南的掩護作用已失，他才飛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點，蔣介石自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前往台北。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應了那句著名的詩詞：「別時容易見時難，無限江山!」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

蔣介石雖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飛機，說走就飛走，其他高官都在為一個機位而發狂，「行政院長」閻錫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飛機座位，200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部長、次長、司長，包圍閻錫山大吵大鬧，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那種混亂不堪的情況真無法用筆墨形容」。所幸，閻錫山有「豐富的經驗和靈活的手腕」，最後答應撥五駕次包機，讓這些「國大代表」成行，每人還發給黃金一兩、銀元40做生活費，使他們去台灣後成為「法統」的象徵。

在蔣介石離開前一天，「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一批要員也飛離成都逃往台北。閻錫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軍已渡江、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後也隨國民政府前往重慶和成都。12月9日，閻內閣的「財長」關吉玉和「次長」陳良通知王陵基去領幾萬兩黃金，王不想去，因為他覺得此時黃金也沒啥用了。這筆錢，原是在閻錫山和顧祝同的要求下，陳誠每月從台北撥5萬兩黃金做西南國民黨軍隊的經費和其他開支，首批10萬兩於11月23日運到成都，改鑄小條。到11月底重慶易手後，台北方面就不給了，由於閻錫山和顧祝同力爭，蔣介石也同意，陳誠才如數又撥來，閻錫山交給王陵基4萬兩，留在成都制幣廠化整為零進行改鑄，因為還沒改鑄好，想運回台灣又沒有飛機，就留給王陵基。就在12月9日，陳立夫、朱家驊與閻錫山搭同一班機離成都逃台時，在川與鄂交界處，遇到氣流，飛機兩翼結成厚冰，往下墮落七百尺，不能前飛，只能回返成都，機師將情況宜布，陳立夫望見機下燈火一片，還以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漢口，掏出手槍，準備一落地就自殺，當發現還是飛回了成都，才放下心來。後來方知，閻錫山在機上載金條幾十箱，使飛機超重才險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飛，閻錫山寧可減少衛士數人，也堅持要把金條全帶上。

1949年12月6日，「二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而後合圍敵於成都地區，以軍事進攻和分化、勸降兩手，爭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義、投誠。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他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起飛後因西昌氣候不好改飛海南島，在榆林港機場降落。胡宗南飛往海南島後，沒有立即飛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龍無首，更加混亂。此時解放軍大軍壓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國民黨軍大批倒戈，正所謂「一片降蟠出石頭」，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個兵團，共20多萬全部戰場起義，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戰役結束。

胡宗南部不戰而降使蔣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把一切責任推給胡宗南：「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瓊島之故徹底失敗絕望矣」。12月28日，胡宗南派羅列飛台灣面見蔣介石，報告其離蓉赴瓊的經過，蔣並親筆手書指示胡宗南：「大陸局勢繫於西昌一點……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飛西昌，「單刀前往，坐鎮其間」。胡宗南於30日飛回西昌，其時他的部隊尚未到達，只有此前從漢中空運至此的700餘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萬胡宗南的殘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l月25日，蔣介石派蔣經國飛西昌傳達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並轉告胡：「如台灣失陷我必死於台灣以盡我職責」。從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運彈藥七次，共40架次。只是國民黨大勢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軍完全包圍西昌，國民黨軍只剩下1萬多人。

要不要派飛機救出已陷人絕境的國民黨高級指揮官，蔣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蔣介石派飛機接走了顧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無線電電話後，請求派飛機來接他，卻沒有得到迴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團的李文會合一起往西邊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帶的李文部已被解放軍包圍。本來在12月9日，王陵基還是有機會隨楊森、孫震同機逃台的，以後顧祝同也叫他同機走，但他不敢不聽蔣叫他和胡會合的命令，謝絕登機，沒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聯繫，王陵基最後被解放軍活捉。

蔣介石本來對胡宗南極為惱怒，一度想丟下他，要他與殘軍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蔣介石才默許派出兩架飛機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賀國光飛海南島返台灣，而賀國光言，胡宗南有自備專機，另台灣飛來一機，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當地土司的掩護下，當解放軍逼近時，適遇地方土司截擊，將其阻於河對岸數小時之久，彼等始得起飛，否則實無法脫逃。胡宗南、賀國光下台，留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指揮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殘軍全部覆沒，羅列化裝繼續流竄大陸4個月，才輾轉逃回台灣，後獲蔣介石重用。

陳立夫晚年曾議論，他說，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真不為人諒解。一直跟隨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也說，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其幾十萬部隊不戰而降，使他「感到憤慨」。

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主力軍隊全部被消滅，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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