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不望報酬」：蔣介石如何經營與宋美齡的感情

編者按：關於蔣、宋愛情的舊文兩篇。就筆者個人對材料的體察而言，1、蔣宋之間確有真愛；2、蔣、宋之間，蔣對宋的愛，超過了宋對蔣。祝各位都有一個美好的情人節。

圖：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舉行婚禮

蔣介石對宋美齡，有多少真愛

文 | 諶旭彬

自蔣介石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申報》刊登《我們的今日》一文，高調宣布其與宋美齡正式結合，關於二人乃是「政治聯姻」的質疑，就始終沒有停止過。

蔣、宋之結合，非「政治聯姻」

近年來，否定「政治聯姻論」者漸多，並在蔣介石日記中獲得了頗多支持材料。如早在1927年3月，蔣就曾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思念美妹不已」；5月，蔣日記中又有「今日終日思念美妹不置」之語。9月23日晚，蔣、宋有過一席長談，蔣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情緒綿綿，相憐相愛，唯此稍得人生之樂」，次日，宋即答應了蔣的求婚。28日，蔣赴日本向宋母請示婚期，與宋美齡辭別，日記寫道：「三妹情緒綿綿，何忍舍諸！不惟外人不知三妹性情，即余亦於今方知也。」這些材料能夠證實，蔣、宋結合，有過一個自由戀愛的階段。

蔣在1927年寧漢分裂時曾短暫下野。期間曾有情書致宋美齡，今日觀之，蔣對自己此番愛情追求，似乎信心並不太足：

「余今無意政治活動，惟念生平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姐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係。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囊日百對戰疆，叱吒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如女士才華榮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或許正是因為此種不自信，蔣曾被宋家大姐宋靄齡批評，說他在追求宋美齡的過程中不夠主動積極，「欠準備功夫，全憑臨時應付」。蔣對宋的追求，若夾雜著濃烈的「政治聯姻」一類的現實利益考量，當不至於如此。

新婚當日，蔣有一種被巨大的幸福撞擊的感覺：「今日見吾妻姍姍而出，如雲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於何處矣。」次日，蔣、宋二人終日在新房不出，「乃知新婚之甜蜜，非任何事所能比擬也！」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蔣又記道：「十年來未嘗有之歡樂，乃得之於今日！」1928年3月，蔣因北伐軍務，不得不與宋暫別，3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夢中如與夫人同眠，醒後凄涼。嗚呼！徵人無家庭之樂，苦矣！」5月，宋到徐州團聚，蔣又記道：「四十六日未得見，今日團聚，樂何如哉！」……此類或述恩愛之情，或訴離別之苦的文字，蔣氏日記中甚多。誠如楊奎松教授所言，「在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蔣和幾位妻妾之間的關係。他對毛、姚記述露骨，例如吵架的過程描寫巨細靡遺。但對宋則全無痕迹，只有美好的情節。」此種「只有美好的情節」，足以說明蔣氏對宋美齡確有真愛在其中。

但也有一點需要注意。蔣在日記中明言厭惡他人，往往是真厭惡，如對元配毛氏，因系奉母命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曾聲稱聞見其「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但日記中對宋美齡「只有美好的情節」，具體成色尚需持保留意見。因為宋美齡能夠翻閱蔣之日記。蔣之早期日記，曾一度交由宋美齡保管，宋甚至還在日記中夾留過條子，提醒蔣身為統帥，日記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謹慎，不能遺失或給別人看到。另據唐縱日記，曾提到宋美齡「私閱」蔣日記，看到蔣對孔家的批評，一怒之下到孔家公館住了好幾個禮拜。唐縱自1938年起長期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大概此時，蔣的日記已不再交宋美齡保管，故有「私閱」一說。

圖註：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

蔣鞭策自己努力與宋經營「純潔至誠之愛」

蔣、宋結合之初，外界雖議論頗多，後世也多有持「政治聯姻論」者。在蔣個人的角度，則確實希望宋能夠成為自己最真愛的伴侶。在宋之前，蔣已對姚冶誠、陳潔如在自己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失望，日記中曾斥責姚冶誠有「妒婦悍妾之險惡陰狠」，也曾批評陳潔如「遷租七十二元大屋」，乃「招搖敗名」之舉。但對宋，蔣在日記中卻呈現出一種迥異的面貌，頻頻稱讚宋乃自己的賢內助，如：「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三妹勸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三妹愛余之切，無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業自勉，是誠愧為丈夫矣」；「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氣，而我對下總不能溫和濃愛，使人無親近餘地，而且對學生亦如之，切戒之」；「三妹以余性質消極，多懊悔為恥，頗中余之病也。印象頗深，余將何以自勉，存心而已」；「與三妹相談甚樂，其規諫有理，故感之。決自明日起，按時辦事，再不決心墮氣，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結婚以來，每言輒以黨國為重，德業為要。如此情愛，彌可敬也」；……

蔣的這種稱讚，既是對宋的肯定，也是對宋的期盼，同時還兼具對自我修養的磨礪。蔣氏寫日記的一個重要目的，即通過日記來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勵，故其中多有誇張、鼓舞、打氣之語——如咬牙拒絕以蘇俄間諜牛蘭夫婦換回蔣經國後，蔣氏對無後一事耿耿於懷，日記中遂不斷以聖賢道理自我勉勵。就對宋美齡的稱讚而言，其實日記中還隱約流露出痛苦的另一面，如：「彼以作戰勞苦而作規矩，是使我太苦」；又說：古人所謂「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這一俗語，「乃有至理也」。所謂「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顯然是在慨嘆宋家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家教修養，都遠遠超越了蔣家。至於為何會有此種慨嘆，大概與宋美齡對蔣的上述種種「規諫」大有關係。因宋的「規諫」感覺痛苦，但仍時時不忘讚美宋的「規諫」，蔣修身蓄德的努力，不可謂不真誠，不可謂不努力。蔣說自己對宋有一種「敬愛之難制」的感情，也只有放到這樣一種環境中，才能夠理解「敬愛」二字的確切含義。

但「敬愛」之情，終究與尋常夫妻感情有別；當蔣氏遭遇大變故而亟需尋求情感寄託時，「敬愛」便顯露出了她的局限。1949年底，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台灣。農曆新年剛過，心境惡劣的蔣，忽然強烈思念起30餘年前的初戀情人李子青，在日記中寫道：

「近日事務較忙。朝夕各課皆覺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時起報復之意。此乃虛驕之始，又對過去恩怨亦沉浮無定，而對李氏子青之想念為尤，切相離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實在人世否？奈何戀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終身不能忘情耳。」

但正如胡適所言，蔣氏在修身功夫上所下之苦功，遠非常人所及，其在情感上的自我剋制與自我完善均相當自覺。故早在1934年12月，蔣宋結婚七周年之際，蔣氏就曾在日記中如此勉勵自己努力經營這段蔣、宋感情：「愛是不望報酬，此純潔至誠之愛也，勉之！」而蔣氏在日記中不斷讚頌宋美齡，多少也有自我強化以鍛鍊出「純潔至誠之愛」的用心，如1930年12月9日，蔣氏日記寫道：「當今之世，誠意愛我輔我者，惟妻一人」，這當然是誇張之辭，但類似的誇張之辭，蔣在日記中寫了一遍又一遍，自我強化、自我勉勵的味道，是不難體會的。

圖：西安事變時宋美齡親履險境。蔣感嘆：「妻之於夫，不惜犧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為惟一目的，殊為可感。」

「夫婦同心救國，協力救民，為人生無上之幸福」

除「規諫」外，宋美齡生活上的體貼，也是蔣日記中讚頌的重點。如：「寓中布置之雅潔，惟吾妻能之」；「吾妻護我病，保我身，無刻不在心，無事不人微。誠賢良夫人也」；「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於割肉療疾也」；「孔姐與妻念念不忘經兒，其情至矣。吾重違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此種讚頌，大致應該屬實。但與「規諫」相似，此處蔣氏實際上也有意識地弱化了事情的另一面。其實，在讚頌宋美齡生活上的體貼的同時，蔣同樣為「家事」煩躁不已，日記中此類記載頗多，但大多語焉不詳。譬如：「家中意見不洽最為苦悶」；「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以家事煩惱，不勝抑鬱沉悶，強勉由杭來滬，此身幾無自由之趣，將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為哀樂，可悲之至」；……這些傾訴中，並無一字提到宋美齡的「體貼」起到了寬慰作用，這表示，宋大概也是蔣「家事煩悶」的當事人。1937年4月26日，蔣日記中還曾記道：「婦女智慧愈高者，虛榮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恆心，此婦女之所以歷來不能與男子共同建國之一因乎。」這段批評，除了針對宋美齡，並無第二種解釋，因彼時蔣身邊「高智慧的婦女」，唯宋美齡一人而已。

儘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許多「家事煩悶」，但蔣始終不曾明確指明與宋美齡有關。個中苦衷，仍在蔣期望與宋鍛鍊出「純潔至誠之愛」，故於日記中處處明白提醒自己宋的種種好，而諱言宋的種種非。而宋在大節處的果敢與擔當，如西安事變不惜以身犯險，淞滬會戰不顧生死赴前線勞軍遇襲身受重傷等，無疑也是對蔣經營此段感情的良苦用心的積極回應。蔣之感嘆：「夫婦同心救國，協力救民，為人生無上之幸福」，並非無的放矢。1934年，蔣曾寫下一份「家事約記」作為「代遺囑」，已將宋美齡確定為自己的「至愛」：

「一、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霞洞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余死後，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於豐鎬房者，皆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余死後，經國、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西安事變時，蔣立下遺囑給蔣經國、蔣緯國，再度重申：「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

彼時，蔣經國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強迫其以宋美齡為「惟一之母」，實在是不近人情強人所難。但這種不近人情強人所難，恰恰也說明蔣對宋確有真愛。

圖：1943年，《時代》周刊封面上的宋美齡。宋生前不接受口述訪問，也表示未曾留下任何日記類資料，宣稱「把一切交給上帝」，故其所思所想所做所為，因史料缺漏大都難以還原

宋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必過分誇大

歌德講：「永恆的女性，引我們飛升」。對蔣介石來說，宋美齡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女性。宋的家世、修養乃至信仰，都對蔣起到了很大的影響。1935年，曾激烈批評過國民黨的胡適，公開站出來刊文承認「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理由並不是因為蔣「最有實力」，而是因為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

「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

無疑，就蔣的日記來看，其「長進」與宋美齡是分不開的。蔣在日記中常常罵人，但「他從頭到尾沒有罵過的親近人物，似乎只有宋美齡一人」，這種克制，除了宋美齡自身修養因素外，恐怕也有蔣欲以宋為引領其飛升的「永恆的女性」的心思在其中。

至於宋美齡在政治上的作用，無論是正面——如其訪美對中國抗戰的貢獻，還是負面——如「夫人政治」帶來的腐敗，都不宜過分誇大。前者，早在宋美齡訪美之前，羅斯福政府已經基本確定了援助中國抗戰的基本政策，但這一政策亟需民意支持。為此，在戰時信息辦公室的干預下，好萊塢甚至已經開拍反映中國軍民如何英勇抗日的神劇《Dragon Seed》；宋美齡訪美所產生的最主要的作用，也不出這一範疇，乃是將中國抗日的積極精神面貌傳遞給美國民眾和輿論界，為此，羅斯福曾特意關照美國媒體，在宋的公開演講活動中，不要提不好回答的問題。換言之，宋的1943年訪美，技術難度並不高，乃至訪問過程中的一些不得體，也被美國政府當時的輿論控制消弭掉了。

至於後者，不妨參考曾任蔣介石秘書、上海市長、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的說法：

「也許在他們婚姻生活的早期，蔣夫人對蔣有較大的影響，但在以後的生活中，她決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蔣夫人受到指責，是因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這給外界人士以這樣一種表象，即孔祥熙與宋子文就是因為這種關係，才得到了蔣的寵信。我不認為是這樣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響比蔣夫人大得多。至於宋子文，雖然中國人在感情上總認為親戚要比非親好，但蔣夫人從來不喜歡宋子文。……（蔣夫人）在對外國人，特別是對美國人方面對蔣是有用的。首先蔣需要一個口譯員，在非常機密的談話中，他還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譯員?其次，他認為蔣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對付美國人。除此之外，我並不認為她有多大影響，特別是在蔣決心將台灣的權力交給他兒子之後。這也很可能因為夫人已年過60了，她的影響真可謂是太小了。」

吳國楨的說法，能夠得到許多材料的證實。譬如蔣經國上海打虎，鬧出孔令侃揚子公司風波；媒體普遍譴責稱：蔣經國辦不了孔令侃，乃是宋美齡在後面替孔令侃撐腰。但蔣經國日記中卻另有說法：「前天發現的楊子公司倉庫裡面所囤的貨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則擴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頭痛」；「××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

綜上，略言之，蔣介石對宋美齡，確有真愛。抗戰戎馬倥傯之際，蔣氏曾記：「林泉睡眠妻旁，為之心安」，非懷有真愛者不能做如此語。

附文

宋美齡早年的感情經歷和愛情觀

文 | 諶旭彬

作為近代最受矚目之婚姻，蔣、宋之結合，自其伊始，即流言蜚語不斷。近者，如所謂「宋美齡本已與劉紀文訂婚，蔣介石系第三者插足」；遠者，如「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偷情蔣介石帶兵捉姦」、「蔣介石搞婚外情宋美齡遠走巴西」，抗戰末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上述流言，如今已證實全系偽造。如劉紀文之子曾公開闢謠：「坊間傳聞我父親在美國留學期間與宋美齡訂婚，但其實我父親從未去過美國留學，他是在英國劍橋留學。與我父親訂婚的是古應芬長女古婉儀。」楊天石先生則用詳盡考據，證明了所謂「宋美齡與威爾基偷情」毫無可信度，「編造得極為拙劣、低下」。

至於「蔣介石搞婚外情」，按蔣氏夫婦當日判斷，背後實有政治陰謀。考慮到該種陰謀之危險，蔣氏夫婦曾於1944年7月5日舉行茶會，約集包括政府各院院長在內的高級幹部及歐美人士60人，「坦白說明外間之流言蜚語與敵黨陰謀之所在」 。以一國元首之身份，為個人之「緋聞」，召集如此高規格「闢謠」會，可謂史上罕見。堪與其比者，或許唯有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證明「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

上述謠言之外，迄今仍存爭議未有定論者，莫過於蔣宋之聯姻究竟是否政治婚姻。蔣對宋之感情，其日記已有詳盡之交待，確實存在真愛。宋對蔣之感情如何，卻因宋氏生前宣稱「把一切交給上帝」，不接受口述訪問，亦未曾留下日記類資料，故予人撲朔迷離之感。

圖註：1938年(左)、1943年(右)，宋美齡兩次登上《時代》封面。

所幸的是，宋氏青年時代曾與其大學好友Emma DeLong Mills女士有過不少書信來往。通過這些原始資料，不難窺見青年宋美齡的基本擇偶觀。建基於此種擇偶觀基礎上的宋、蔣結合，能否算作政治婚姻，亦不難得出一個客觀的結論。

1917年6月，宋美齡畢業。在回國的輪船上，曾遇到一位令她「神魂顛倒」的外國建築師Mr·Van Eivigh。二人相處僅十餘天，即進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在給Mills的信中，宋氏將Mr·Van Eivigh稱作「我的命運」，但「家人因為他是外國人而瞧不起他，好像他是個野蠻人」。心情鬱郁的宋氏對Mills說道：「既然我不能和我真正在乎的人結婚，我也不會和其他任何人結婚，除非是為了名聲和金錢。」

因家長反對，宋氏這段感情歷時半年，無疾而終。大約同期，宋氏感情世界裡還有一位HK先生。HK出自權勢家庭，其父是上海兵工廠總辦。二人在美國讀書時彼此喜歡，有過約定；宋氏回國後，HK常來看她，但宋氏對他已轉向冷淡，最後發展到拒絕相見、努力迴避HK的程度。宋氏曾向Mills談及其與HK的尷尬處境：

「昨天，我午飯後與林方慧一起回她住的賓館，HK正好在等她，我先看到他，立即放下東西逃走了。方慧追上我，我只好回去。我不知為什麼，但我確實不想見到他。我心裡因尷尬而痛苦的滋味只有天知道。我沒有理由這個樣子。我們兩個都冷漠地客套著。起初，他試圖提起以前，但我想我當時太生硬和冷漠了，結果也讓他冷了場。今天再見到他我決定採取一種快樂而又漠不關心的態度。」

圖註：1953年，宋美齡在白宮與艾森豪威爾夫婦合影

1918年4、5月間，宋氏曾喜歡上一位已婚男士。在給Mills的信中，宋氏寫道：

「我不介意告訴你，如果我終於結婚，也不會是因為愛。因為很不幸，我愛的那個男人，已經結婚了。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們兩個人經歷了太多的痛苦。……當然我們不會做什麼不光彩的事情……噢，真是糟透了。我以前從來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最糟糕的是，在變得太遲了之前我一直沒有醒悟，至於他，他說他會免費下地獄。但一切都是徒勞的，我試圖讓他離開上海幾個月，我沒有辦法離開爸爸（註：宋父病重）。你不用擔心我，我會做正確的抉擇。但我無法使自己與其他任何人結婚。」

也許是出於療傷心理，6月份，宋氏告訴Mills，她有意接受一位年長她15歲的男人的求婚，但她並不愛他：

「跟我結婚的那個人從我這裡只能得到友誼。……有個比我大15歲的男人向我求婚。他知道我不愛他，且永遠都不會，但他仍要我嫁給他。我喜歡他尊敬他。他有很強的行政能力，安靜又風趣，更重要的是思想保守。他很富有，告訴我說如果我嫁給他，我可以和他管理工廠的數以百計的工人。……這個男人是位紳士，家庭和社會關係都是上等的，他很善良、體貼且文雅。我設想他不會像我那樣發脾氣。至於愛——這是我不能給他的，我可以努力做個好伴侶、體貼周到的同志。然而，任何事情一方面很簡單，另一面又很複雜，很難做決定。」

宋氏青年時代感情生活相當豐富，其擇偶觀也一直在現實與理想間來回搖擺，如1921年，她還曾寫信給Mills，說自己喜歡一個新遇到的外國人Birnie，超過此前遇到的所有男性；但同時，宋又告訴Mills，自己正準備接受另一個「有優越的家庭」的男人的求婚。此種權衡搖擺，一直持續到1927年蔣、宋正式結合。

注釋

《劉紀文與宋美齡從未訂婚》，信息時報2012年10月19日A21版。楊天石：《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百年潮》2003第10期。楊天石：《蔣介石的「婚外情」傳說——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三》，《世紀》2008第1期。盧弘：《「文革」前夕發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炎黃春秋》1992第6期。諶旭彬：《蔣介石對宋美齡究竟有多少真愛》，《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32期。Emma DeLong Mills遺囑將此批書信交給威斯利女子學院存檔，宋美齡去世後，威斯利女子學院已將該批書信公開。Letter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1917-08-07，Shanghai，China，to Emma Mills；Letter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1917-08-16，Shanghai，China，to Emma Mills。Letter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1918-06-29，Shanghai，China，to Emma Mills。宋時娟/翻譯。Letter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 1918-04-25, Shanghai, China, to Emma Mills。筆者自譯，或有謬誤，歡迎指正。Letter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1918-06-29，Shanghai，China，to Emma Mills。宋時娟/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