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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靈魂伴侶就是這樣的吧

愛情面前誰都無法自拔


夢想面前愛情不堪一擊


祝福有共同追求的有情人幸福到老

所謂的靈魂伴侶就是這樣的吧



1980年,在美國讀書的賴聲川(右)與丁乃竺。


圖|作者提供

在一起,追尋生命的真義


中國新聞周刊》口述|賴聲川


整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丁塵馨


本文首發於2016年2月1日總第743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處幾十年。而且我們的關係不斷在更新,越來越好。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們非常珍惜。

活到60多歲了,我們見到那麼多伴侶。有的人開始時那麼美好,後來派私人偵探的;也有事業好愛情就好,事業不好了愛情就沒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靈的兩個人在一起,暫時時很開心,可後來碰到很多問題。我們覺得幸福、也非常幸運,但我們不是像英文所說,「take it for granted」,這是理所應當的一件事情。這非常難得的,所以我們要珍惜要保護這個關係。


我們的人生很奇妙,戲劇、佛法和家庭是完全連在一起的。要理解我們,就要在這個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兒,她嫁給了宗薩仁波切的外甥,現在女婿基本就跟著宗薩仁波切做事,我女兒也在幫忙。


相識


說到乃竺,她太特別了。她就是一個如意寶。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時我上大二,我大學時代的主要記憶就是在民歌餐廳里唱歌和玩音樂,在艾迪亞西餐廳玩音樂,跟一群高中時的同學住在一起,我們在不同的大學,生活得像一個烏托邦。

當時台大一個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女生叫丁乃竺,就像當年輔大有個胡因夢,她已經是傳說在外的人物。我一進輔大就聽說胡因夢了,那時候她叫胡因子。我們那個時代很多這樣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亞,餐廳有一個閣樓,他們跟我說,「走,到樓上去認識一個朋友」,那個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亞很小,我走上樓,那時候就覺得,我見過她!而且我們認識很久了。然後我就覺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時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們雖然互相有好感,並沒有做任何勉強的事情。那時的想法是很單純的,雖然覺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衝動地就趕緊去追求她。就覺得像見到了一個老朋友般的感覺。可事實上,我們之前從沒有見過。

後來我們就成了朋友,我們很能聊天,聊很長時間。但不是男女朋友。


兩年以後,我大四那年,我們自然地結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畢業後在她叔叔的律師樓幫忙。那時候的她非常風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種風光。台大畢業的一個女生,因為自己喜歡,穿著旗袍去辦事情;她又特別單純,風靡了各個單位。我當了2年義務兵,但很輕鬆,開始做樂隊,後來又被調去做英文播音員,所以我可以在那個時間裡繼續玩音樂,同時計劃結婚和留學。


我覺得我們結婚也是自自然然會發生的事情。我沒有特別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個默契,我們要在一起。當然在一個點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來求婚那種,我就問她那我們在一起吧,她說好。那時有一個插曲,因為她比我大一歲,她爸爸還蠻傳統的,尤其在那個年代,我不知道怎麼過她爸爸這一關。結果天助我也,剛好有一篇文章出現在報紙上,說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紀大的,離婚率比較低。


我就剪下來給我未來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時在台灣是一個著名的政論家,也寫了很多書,比如《北洋軍閥史》等等,他看了沒說話。就表示這事OK了。


我後來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家沒有婆媳的問題,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擔


我想到兩件事。


一件事是發生在結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雙城街一個老的日本房子,我12歲到台北後就是在那長大的。當時家裡有一個傭人,我媽媽當她是家人,後來她不給我們做傭人了,但還是住在我們家,還在那結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還有傭人的兒子三人在家,那時他才三四歲,他玩著玩著突然把頭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嚇死了。我沒有辦法想像乃竺當時之鎮定。她馬上問我,你們家的葯在哪,有沒有雲南白藥?我拿給她。我就看著她抱著那個孩子,很從容地處理傷口,她把那個傷口用手掰開,把葯塞進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這樣一個女人!」


這是第一次我有機會看到她的冷靜加上一種英雄氣概。


1978年,我們結婚了,過了一個多月就到了美國,在伯克利,我學戲劇(博士),她學教育行政(碩士)。那時有幾個學校可選,而伯克利沒有獎學金,一年的學費就要幾千美金,但我們還是選了伯克利。很多人誤以為我們是有錢人家,我們真的不是。我14歲時父親(曾為駐美外交官)過世,政府每年給我母親幾千台幣的補助。我不敢說生活過得很艱苦,但母親是很辛苦地把我們帶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氣在外但並沒有很多錢。


她做了兩年事存了一筆錢,我也存了一些,我媽媽給了我幾千美金。我們把這些錢放在一個很好的朋友那,這個朋友告訴我們,保證每個月可以給我們多少的利息。可不到兩個月,他倒了,我們再也沒見到這個朋友。我們的錢也沒有了。


我們跟學校講了這個情況,學校說可以下學期申請學費減免。可是生活怎麼辦?我們要面對的是,是不是要捲鋪蓋回家,因為真的沒有錢了。


這種情況下,人的個性就顯露出來了。


她鎮定到一種程度,讓我真的覺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兩個字。她就能一個人承擔。


她只對我說,「現在我們要想辦法自己賺錢了。」這種時候,她顯得冷靜和鎮定,一點恐懼都沒有。我想到我父親的一個同學,我們叫他錢叔叔,在舊金山開餐廳。電話還是乃竺打給他的,錢叔叔說,你們周五就可以過來工作。我們開了個破車過去,開始了我們的打工生涯。


那是個很豪華的餐廳。一到那就發給我們制服,我是服務員,管收盤子,分我的是一個土黃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領位員,還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狽,餐廳生意非常好,從下午5點半忙到11點沒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輪翻台,我的壓力非常大,因為我什麼都不會,一整天被罵到臭頭,「12號,收!」「25號,收!」「快擺台!」真是感覺被丟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累死了。夜裡12點多,我們就坐在床上,看著彼此。但沒有抱怨。


那天我們累得跟狗一樣,躺下就睡了。


本來我順順利利地讀了博士,沒想到命運給我這麼一個變故。可第二天繼續時,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命運。


我記得那天我賺了20多美金小費,高興得不得了。後來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來越得心應手,一晚上可以賺到100多美金的小費,我們也有獎學金了,情況慢慢好起來。


故事再往下講,你就會知道,這個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這個家撐起來的那個。


乃竺有一張拿到碩士文憑時拍的照片,那時她懷著耘耘(大女兒),學校希望她繼續讀博士,但她為了帶孩子,也為了支持我,就放棄了。她開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書,後面3年她就是一邊帶孩子和一邊打工。


在美國不像在中國,生了孩子有人幫你照顧。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來餵奶,大點上幼兒園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還得提前接回家……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她開始打工,在各種餐廳打工。最高峰的時候,在4個餐廳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舊金山灣區的時候,還開著車去我們以前住的地方轉了轉。那時我突然想起她曾經打過工的一個餐廳,那是開給學生的快餐店,一塊多美金一份,小費只有2毛錢。那個地方離伯克利很近,在一個商區里,是一對韓國華僑,父子在那做簡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時只有4塊錢。我問,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她說覺得他們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們。


她的人生裡面,總是這樣,看到別人苦,就想去幫他們。


這對父子,脾氣又大又不會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幫他們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時間大概持續了1年,她後來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但距離家很遠,在舊金山的另一邊。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來了。她就是像陽光一樣,到哪裡就點亮哪個地方。


修行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們吃的也不一樣,好比說她吃雞翅我吃雞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樣,愛好也不同。但沒關係,這樣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協調一點都不影響到我們,那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零。我們有一種更深的東西是在一起的,一種追尋。那種東西在一起,就什麼都搞定了。那種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追尋生命的本質,追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幹什麼。


我們有一大部分別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學佛的部分。對我們而言,修行是追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人生很奇妙。戲劇、佛法和家庭是完全連在一起的。


這三件事幾乎同時開始。


這得說回到乃竺的爺爺,他叫丁石僧,石頭的僧侶。這是他自己後來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懷瑾,和孫中山一起鬧革命的人。他後來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時候,本來叫丁乃蕾,結果她爺爺從雲南寫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後來還看到過這封信,信里說,此孫女與佛有緣,請改名為乃竺。


可爺爺從沒有見過她。大概她的佛緣這時候就有了。


乃竺十歲的時候,香港政府把她父親抓了起來,等他放出來後,全家就到了台灣。


我是在美國出生,12歲到的台灣,我們就像冥冥中的一種神秘的約定,從不同地方先後到了台灣。


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後來修行時的老師在佛法上和乃竺爺爺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從大學的時候對道家思想有興趣,還到台大去旁聽。因為我玩音樂,開始對國樂感興趣,她也有興趣,我們一起去學琵琶。我們的老師叫林古芳,他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好朋友叫陳國欽,陳國欽那時才二十多歲,是一個八卦拳很厲害的人物,於是我們跟著林古芳學國樂,跟陳國欽學八卦拳。陳國欽有一天問我們,有沒興趣去聽一聽藏傳佛法。


我們說好。


那個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們第一個老師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師。台灣和藏傳佛教的聯繫很薄弱,林上師是屈師祖的學生,是屈師祖帶著藏傳佛法到的台灣,而他和乃竺的爺爺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麼會不相信因緣,不相信因果?


我們就這麼懵懵懂懂地接觸到了藏傳佛法。那是1976年,它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有了這樣的基礎, 1978年,我們決定在五峰山結婚,然後出國留學。


我們剛到美國,伯克利也有個佛法中心。我們搬了家後,總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後來發現那是孔雀的聲音,打開窗戶看出去,對面就住的一個喇嘛。那是一個很奇妙的緣分,我們總是碰到和佛法有關的事情。


後來我們從美國回到台灣,就陸續請一些活佛到家傳佛法,一傳就是一兩個月,我們家就成了聚會的地方。那時候台灣沒什麼人學藏傳佛教,我們把它當學術來研究。


我們不但一起研習佛法,也面對生死。


我們在1985年就認識了宗薩仁波切。那時他才二十齣頭,第一次到台灣來,我還記得丁姐回到家說,「不得了了」。當年她的身份是翻譯。別人將藏文翻譯成英文,她再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她還替老師翻譯佛法。早期學藏傳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會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譯的,肯定是非常準確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麼多年,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麼學的。


「這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我就是知道。」她說。


她教我學會忍辱


當時我們的生活忙碌到什麼程度,你可能沒辦法想像。導戲就已經要瘋掉了,在台灣很長時間我還教書,教書的量是一般教授的兩到三倍,因為缺人,沒有人教這些課。我當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時就夠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個小時。她開始時在電腦公司上班,還要搞劇團,還要為佛法的活動籌款,還要翻譯。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為宗薩仁波切一個很大的活動籌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這麼累,他們有基礎可以蓋廟了。可是我發現,不斷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會去繼續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萬靈丹,傳說中的如意寶。誰有任何問題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細心又耐心地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為我們不應酬。到了一個年齡,我們都不大出門,除了工作就是在家裡。


乃竺到底在做什麼?我可以稍微透露一點。有時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廳,他們很小聲地和乃竺在談話——又有一個朋友因人生中碰到問題找乃竺談話。


她不只是為我做事情, 她為太多人做事情。對一無所有的人、大財團的人,她都沒有分別心,不論他是什麼人。


但她不願意出現在台前。她沒有很想演戲,我和金士傑都覺得她是《暗戀桃花源》里雲之凡的理想人選,但她就是不愛。如果她個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個大明星。她有那個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個能力。但她都退在後面幫助別人。


當然從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我有個新加坡的朋友,叫郭寶坤,他也是新加坡的「戲劇之父」,1988、1989年的時候,他和榮念增會組織一些華人精英的研討會或者講課,包括余秋雨、楊世鵬和我都受邀,我因此和郭寶坤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8年的時候,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最近忙嗎」,我說「很忙啊,在做一個新的戲」。郭寶坤是一個很典型的、優雅的中國人,在新加坡講一口北方話。他說,有個事可能要請你幫忙,我6月份有個演出,希望你幫我導。我明天要進醫院切除一個腫瘤,可能沒辦法導,你能幫我嗎?


他這樣說我沒辦法拒絕。


那部戲就是和人藝合作的《紅色天空》,主演是林連昆等人藝的老藝術家,我們的合作非常愉快。他跟我說你一定要來北京導戲。


到了1998年底,我們就去了北京。


其實在1992-1993年,楊世彭幫我們導《推銷員之死》的時候,因為用英若誠做翻譯,我們請英若誠來台灣。後來他回請丁姐到北京玩,帶她到處看,那時候丁姐就對北京有很深的印象,她回來後跟我說,我們可以慢慢地考慮到大陸做演出。


2008、2009年,我們有個很大的改變。我們第一次和大陸合作創作新的作品《一起看電視》。這個過程,乃竺在推動很多事情。2008年底,我做了《寶島一村》。2009年女兒結婚,我做了聽障奧運會。將近兩年時間裡,她作為總監製,擔任所有的繁瑣的工作。那之後我們開始做大型活動。


後來就碰到「百年慶典」。當時的「副總統」蕭萬長親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來,讓乃竺對付。最後剩不到一年了,他們又找到我,說真的沒人做。乃竺想到她爺爺的淵源,說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這麼大一個反彈。(註:台灣「百年慶典」,正逢選舉期間,賴聲川總策劃、導演的慶典活動被綠營抓住進行大肆抨擊,他因此陷入「弊案」風波,和「攀附權貴」指責。)


事後回想起來,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責。我不斷地安慰她,我跟她說,一點問題都沒有。我說,我們的人生裡面不管順的還是逆的,我們能接受的話,最後的結果都是好的。說實話,比如我能夠體會勞工階級、廣大群眾在想什麼,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為什麼更了解人性,就因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爺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過來就得到太多東西。


像這次,「百年」的事給我們那麼大的打擊。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你做錯事被人罵,你要檢討;如果沒做錯事被人罵,那叫修行。


要學會忍辱。去學習任別人胡說,不還口。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個性不是這樣,你誤會我污衊我,我沒做錯事,我絕對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斷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還手,一點用都沒有。」「了解你的人就相信,不了解你的永遠覺得就這麼樣的。」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課。


而她那時候受的打擊就因為我,她不忍心看到別人這樣對我,所以會自責。反過來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是我的人生里做的決定,這個決定我做了,我不會怪任何人。」我一秒鐘都沒有怪過她。


她自己覺得怎麼誤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們錢被騙光了一樣,對我們是一個轉折。而且時間會改變很多。現在,這事情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了,而我們還是一樣非常幸福。


它也讓我在人生里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們的重心就轉移了,轉到大陸,轉到美國。回頭去看台灣,舞台已不在那了,雖然那裡曾經是。


彷彿不斷有強烈的暗示,讓我們不斷地改變。


這之後,我們和央華合作在大陸演出,做烏鎮戲劇節,《如夢之夢》能重做,又有了上劇場,我們還是那麼幸福,還有了兩個(外)孫子。人生在不斷前進,靠的是這些事情。佛法上我們也沒有停止,不斷在修行。所以就是這樣,我們在過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忙碌生活。


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我們


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還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們可以在一起共事。我們分工明確,我管創意、她管製作。當然有交集,但我們就討論。我們之間的溝通一直非常好,我們一直很在意彼此間的溝通,一天沒講過話,就不舒服。講的話都是所有事摻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摻在一起了。這感覺很微妙。


郭寶坤在我們家住過一段時間,他寫過一篇短文談我們,他說:朋友和家人不分,工作和休閑不分……什麼都混為一體就對了。


我們以前住在陽明山的時候,車庫就是我們的辦公室,我穿過廚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總是看到,演員不按門鈴就進家了,或者穿著僧袍的人在家走來走去。上世紀80年代,家裡最高峰時每天晚上有一兩百人,他們來聽佛法,一待就是兩個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進行修行的,隨時有體會都會彼此說。她不會有問題,一定是我有問題問她。我還沒碰過我有問題她解答不上來的。我一直鼓勵她開一些課,她堅持不肯。


她很少有過度的情緒,一直很平和。


我們做《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的時候,和張小燕(台灣著名綜藝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對乃竺也有些了解,後來在節目里她公開說,「丁乃竺啊,如果這時候房子燒起來了,她也會說,『嗯,也不錯。燒完還可以重蓋』。」


「百年」的事情,我們最難的時候,她也沒有太大的情緒,她就是每天看網上的狀況是什麼,我們還能做什麼。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發現我睡不著在那翻,她就會幫我按摩,一直到我睡著為止。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但她不會讓別人感覺到「我在奉獻」。你真要了解一個人,要從這些細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東西跟我不一樣,比如我會累積東西,她會丟掉;她要減少,我要增加。我們出去旅行,她沒有任何意見,全部我主導。她可能覺得我比較亂,但就說一兩句,沒別的了。在這些細節上,我們彼此從來不會抱怨。


我現在看她,中國人講的那句話再貼切沒有,就是「另一半」。這是很深刻的感覺。「另一半」的意思是,我們單獨是不成立的,我們是一體的。就好像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我們。


我們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們也不炫耀。我也不認為夫妻就是該這樣,世界上的愛情和情感維繫都很艱難,像我們這樣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願意這樣說。所以我們特別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間沒有更深的追尋,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關係是建立在金錢或者簡單的吸引力上,那個東西很快、幾年內就可能散了。那個追尋,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麼的,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以及生命到底是幹什麼的。有這樣更深的彼此的追尋,你才有真正的話題可聊。如果你的話題總是,「表坊今天怎麼樣,賣了幾張票」,兩三年就疲了;或者「你愛不愛我,我愛不愛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長久不是這些。


我們到今天已經結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東西,要不然兩個人早就不說話了。


這些年,我們兩個都會找時間去旅行,好比去年,我們到美國俄勒岡導戲,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們喜歡的地方,就兩個人,安安靜靜地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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