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我的修身啟蒙，就是朱子格言 | 大家

摘要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

作者：龍應台（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獨處的自己可不可以為所欲為？與群體相處的親與疏、進與退、逆與順，如何考量？個人相對於國家，責任和義務之間一刀怎麼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修身，今天的社會已經很少用這個詞了，但是修身若是理解為一個人對自我修養的要求和實踐的鍛煉，它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如同血液在血管中無聲的流動。

馬克·吐溫的課

《親愛的安德烈》里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安德烈和我曾經在一個昂貴的餐廳用餐。服務生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出錯，先是讓我們不尋常地久等 ，好不容易菜來了，卻不是我們點的菜，而且態度惡劣。忍耐了一陣子以後，我對他「正色」說：您——可以留意一點嗎？

服務生滿臉慍色地走開。安德烈說，「媽，你知道馬克·吐溫怎麼說的嗎？」

我對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備，沒好氣地問，「怎麼說？」

「他說，」安德烈慢條斯理地，「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這很可能是安德烈當場編來教訓他媽的，但是我啞口無言。

另外一次，我和老二飛力普去了巴黎，地鐵售票員粗魯得不得了，我氣極了但是又故作鎮定，不罵那個售票員，就罵那個城市，說：「你看，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國家，果然又爛又慢。」

這時飛力普轉過來對我說：「媽，你為什麼不這樣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離市區很遠的郊外，來這地鐵站上班可能要轉很多次車，所以今天下冰雨，她可能天還黑就出門了。她的煩惱一定很多，可能房租都付不起，她可能很累。」

兩次，都是十幾歲的人給我上「道德課」。

馬克·吐溫與母親，插畫出自St. Nicholas，1916

幼年的馬克·吐溫也上過這樣的課。

成長於南方的馬克·吐溫（1835-1910）家裡有很多黑奴。在自傳里，他曾經像賬房記帳一樣寫下黑奴的價格，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年租十二美元，二十五歲的女性二十五元，體格強壯的男子年租七十五到一百美元。

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叫「三迪」的小男孩，千里轉賣到了他家。小馬克·吐溫發現這個小奴工吵死人，無時無刻不在喧嘩——「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有一天他終於忍無可忍跑去母親那裡比手畫腳地告狀：「媽媽，三迪已經唱了一整個小時，一秒鐘都沒停過，實在受不了受不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閉嘴？」

他發現母親竟然眼裡湧上淚水，嘴唇顫抖，跟他說了一番話：「那個可憐的孩子唱歌，表示他沒在想他媽媽。他要是安靜下來，我反倒要擔心他在想家，那就太教人心痛了。孩子你想想，他這一輩子是不會再見到他媽媽的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們就只有感恩的份，絕對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誨，馬克·吐溫永生難忘。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爆發時，二十六歲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聯軍，但是參戰兩個禮拜殺了一個人之後就棄械離開了戰場，不回頭。

修身啟蒙

在台灣成長的我，「修身」課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第一個浮現的是父親的聲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陰沉，大家都還在被窩裡貪戀溫暖的時候，他像士兵對軍營吹號一樣用愉悅得近乎恐怖的聲音扯開喉嚨大喊：

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鄉話，就是這幾句朱子格言！

掙紮起床以後，昏昏沉沉坐下來吃早飯，他就繼續：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出門發現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帶傘，可是帶傘，多沒氣質啊，不要不要，他就說：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當我的小學同學們還把「綢繆」讀做「周廖」的時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該念做「仇謀」。我的修身啟蒙，就是這魔音穿腦的朱子格言，毋庸置疑。

等到長高一點了，他開始想跟我談他的同鄉，一個姓曾名國藩的人，但是父親往往不連名帶姓叫他「曾國藩」，他的這個湖南同鄉的名字有四個字，叫「曾文正公」。我長高一點了，代表也懂得閃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聽講的，通常是身為長子、身負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條，對我的影響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長，逃不了學校。身為民國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體有關。

衛生第一條，洗手記得牢，飯前大小便後，一定要洗凈。

衛生第二條，東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給別人…

衛生第四條，大便要按時，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衛生第五條，手帕記得牢，咳嗽或打噴嚏，蒙著口與鼻…

衛生第七條，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衛生第九條，刷牙記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縫要刷到。

台灣小學教室典型，圖片源自網友藍羊羊的博客

這首歌，據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一直唱到好幾代人在台灣長大。 「信條」，就是反面話，信條說到什麼就是你缺少什麼。可以肯定的是，在戰後物質缺乏的台灣，大部分人「飯前大小便後」是不洗手的；咳嗽或打噴嚏，是對著人家的臉噴出的；不常洗澡也不一定刷牙的。還有老師拿這過去的經驗來提醒現在的學生：要有同理心，不要輕率地嘲笑別人，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四維八德

台灣的選舉和街頭運動多年來已經成為華人地區的觀光節目。2006年在反對陳水扁的示威現場，人群簇擁著一個巨大的字，「恥」，在街上遊行。看熱鬧的人可能以為，這個字就是一個單一的概念，罵人「不知羞恥」。可若是繼續看下去就會發現，「恥」的前面還有「廉」，「廉」的前面還有「義」，還有「禮」。原來「恥」只是是一組特定修身概念中的一個元素而已。因此抗議者想說的不只是單純的「你不知羞恥」，而更是「你違背了我們從小就學的所有的倫理價值」。

「禮義廉恥」出自管仲《牧民篇》。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大規模的「新生活運動」，把「禮義廉恥」當作全民道德教育的核心主軸，希望把這一套修身哲學貫徹到政府官僚系統、社會生活層面，尤其是學校教育體制裡面去。延續到後來的台灣，「禮義廉恥」的「四維」成為所有學校的基本校訓，代代相傳。街道名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青年守則十二條》，像基督教的主禱文一樣，每周的周會裡全校師生跟著合聲背誦。

在中國大陸成長的人，受文革的影響巨大。事實上，在台灣長大的我們，所受的影響一點也不少。為了抵抗文革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台灣在一九六六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用「文化復興」來對抗「文化革命」。「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滲透進入教育。

《國民生活須知》成為全民的修身守則。很多大陸人到了台灣之後對台灣人溫文爾雅的進退舉止印象深刻，我就會想起林林總總九十六條《國民生活須知》里的第九條：

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車搭船，上落莫擠；

先讓婦孺，老弱扶持。拾物還主，相識見禮。

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

莫作吵鬧，莫先搶說。約會守時，做事踏實。

當然不能說，台灣人現在的「氣質」都來自這些政府推動的修身教育。一九三四年蔣介石一推出新生活運動，胡適就大加批評說，國民素養不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宣傳運動，它必須植根於總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提升人民的經濟水平而後國民素養才會水到渠成。胡適所說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幾十年以後台灣逐漸發展出來的模式。

1934年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

操場上一張藤椅

我們的時代比從前亂嗎？

2016年被國際媒體總結為近年來最令人不安的一年。敘利亞和葉門的血腥戰爭、恐怖攻擊的席捲全球、成千上萬難民的浮屍公海、英國脫歐導致的歐盟動蕩、川普帶來的民主大顛覆，更別提我們身在其中的南海衝突和台海局勢。全球化和網路科技使得我們的不安和恐懼變得極度透明，無所隱藏。在飯局上，在座談中，常常可以聽到「時局不好」的用詞，「亂世」的不安感普遍瀰漫。

可是，今天真的比從前更亂嗎？李鴻章怎麼說他的時代？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用今天的語彙來翻譯——這不是在講全球化的侵門踏戶嗎？

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不是在說訊息科技的急速發展使人措手不及嗎？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的變局描述，其實提醒了我們：

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震撼，並不始於今日。 新時代衝撞原有價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們生在怎樣一個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

一面是精微的知識，一面作殘暴的行動；

一面聽道德的名詞，一面看欺詐的事實…

宗教的勢力衰落，道德的藩籬頹毀，權威的影響降低。

舊的信仰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樹立。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人趨於彷徨，由彷徨而懷疑，由懷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覺到生命的空虛。

這段話彷彿在描述二零一七的時代情緒，卻是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一九四二年所寫，而他的時代，頭上有轟炸機群丟擲炸彈，腳下是熾熱冒煙的焦土、肚腸爆裂的屍體。

在命如草芥的亂世中，修身有意義嗎？經歷了慘烈的重慶轟炸的梁漱溟，或許是一種答案：

……一九四零年五月初旬的一天... 我們逃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中心放著一張藤圈椅，問下來知是我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坐著看書的。

那客人鼻架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是梁先生！長袍馬褂是國民參政會的禮服。

漫天硝煙中一張安靜的藤椅、一襲整齊的禮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時如是，戰時如是；盛世如是，亂世如是。

《On Reading》主題攝影之一，圖片：Steve McCurry

大解構

但是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挑戰，絕對嚴峻。二零一七年一月發表的二十八國「信任」普查極為憂慮地指出，民主世界裡人民對於機構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原有權威結構的崩潰解體——人民不信任總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知識菁英，不信任企業，不信任慈善機構……

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基礎崩塌，整棟大樓會如何？李鴻章、羅家倫、梁漱溟的時代，知識菁英雖然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但是他們可以很篤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然後要給天下帶來太平。今天的知識菁英面對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當網路科技把知識話語權的門檻拆掉以後，羅家倫時代讀書人的自我期許在網路時代簡直變成了「笑話」：

知識分子是民族最優秀的份子，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更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 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捨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

知識菁英在社會結構里不再具有話語的專有權，這才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問題是，一方面知識菁英失去了影響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前瞻長遠未來、尋覓問題出路，其實又不能缺少知識菁英，在這樣兩頭不銜接的大解構變局裡頭，讀書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課題。

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

註：本文原標題為《亂世修身》，擷取自龍應台在香港浸會大學2017/01/19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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