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罷免安格聯：中國關稅自主的轉折點

文/《看歷史》綜合

1926年7月，顧維鈞出任杜錫珪內閣財政總長，揭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頁。

顧維鈞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

「在我到職之後，各司司長前來拜訪，幾乎每個人都建議我應該如何如何。他們建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訪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爵士。他們說，歷屆財政總長就職後都要拜訪他。我驚問其故。他們說他是財政部屬下的官員，但握有全權。」

財政總長顧維鈞的下屬們說的都是實話，這的確已成為一種慣例。不過，他們顯然刻意隱瞞了安格聯的綽號——「太上財政總長」。

二五附稅

1927年新年伊始，剛剛走馬上任的顧維鈞內閣發布了3道大總統令，決定獨自開徵附加稅。此時的海關在安格聯的統治之下，變成了比赫德統治時還厲害的外國統治機構，沒有他的點頭，公債無法發行。這個「太上財政總長」，實在不是浪得虛名，直接掌握著北洋政府各屆內閣的命運。

此時的政府，本為吳佩孚所擁立，但驕橫跋扈的安格聯，一向不把北京政府首腦放在眼裡。中秋將至，由於他不肯提供「秋節庫券」保管基金，並授意銀行界不願承募，從而導致了一場軍警強索現金的「中秋危機」。

恰逢吳大帥在鄂戰敗，張作霖聲勢增強，便以軍隊索餉事件為由，迫使杜錫珪攝政內閣辭職，財政總長顧維鈞調外交總長代理閣揆。

1926年10月5日，做了3個多月的財長之後，38歲的顧維鈞成為國務總理。又是3個月之後，剛剛改組上任的顧維鈞內閣，於1927年1月12日發布了三道大總統令：

一、自1929年1月1日起，行使關稅自主權；

二、自1927年2月1日起，徵收華盛頓條約附加稅；

三、令財政部會同稅務處徵收此項附加稅。

這三道命令的實際意義在於，顧維鈞內閣無視華盛頓條約的規定，不再等待關稅會議的批准，獨自決定開徵附加稅，向列強硬索。

早在關稅會議被束之高閣之際，廣東國民政府對列強侵略特權發起了猛烈衝擊，決定行使關稅主權，從1926年10月中旬開始徵收「出產運銷物品內地稅」，稅率為一般貨物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該稅的徵收不經過海關，另設專門徵稅局負責。

這一歷史性的事件，為日後的南京國民政府收回關稅自主權、實行國定稅則，開了先河。

矛盾重重的列強，除於11月發表了一項聯合抗議之外，未能採取任何有力行動。廣東政府徵收新稅的成功，不僅使它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更加深得民心，而且得到一筆可觀的財政收入。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北洋軍閥和外交系名流，使北方要人「羨慕不置」。

一來，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下，以顧維鈞為首的北洋外交系一向以超黨派的民族外交家自居，十分願意在激昂的民眾面前充當收回國權的代表。

二來，顧維鈞有了「中秋危機」的前車之鑒，為了安然渡過即將到來的舊曆新年，他必須有所動作。1927年1月3日，在北京關稅委員會會議上，實行二五附稅案一經提出，一致通過，決定由海關來統一徵收。

生死抉擇

廣東國民政府開徵附加稅的消息，對安格聯而言，猶如五雷轟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英國外交部。英國政府想要儘可能地爭取即將成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因此決定默認這些新稅「並希望海關予以協助」。

二五附稅的徵收機關，不是海關，而是在「海關、常關收稅所附近徵收」，這是對海關地位的否定，勢必造成海關行政的分裂。顯然，這威脅到海關及安格聯本人的地位，因此，他再也坐不住了。

只要一想起廣州工人糾察隊搜查外輪的場景，安格聯就立刻會聯想到他們「勢必和外輪職員直接衝突，造成混亂，引起國民政府和各國政府的摩擦」。但英國政府已決定將妥協進行到底，指示安格聯「海關在廣東和其他地方對國民政府保持一種友好的合作態度，會大大地有利」。

無望之下，安格聯便挑動各國出面干涉。他認為，「如果主要的航海國，一致決心阻止不負責任的排外煽動摧毀海關，我相信我們可以在可能發生的任何政治動蕩中安然無恙」，因此他主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由列強來規定海關的地位，維護海關的完整，從而有效地保護英國和其他各國的在華利益。

然而此時的英國輝煌不再。面對北伐軍在兩湖的勝利，既不敢也無力單獨相抗，對喪失所有在華特權、尤其是長久以來對海關的控制，甚為擔心，為此，它派出新任駐華公使藍普森前往武漢與國民黨建立聯繫，成為列強中第一個訪問國民政府的外國使節。

12月18日，英國代理公使歐馬利又向各國公使提出了被稱為「聖誕禮物」的《英國對華新政策備忘錄》，聲稱「北京政府權威漸至低減，殆及於無」，而「廣州有一強健國民政府」，主張各國在共同促使中國尊重既有條約的同時，「現即對於華會附加稅，予以無條件之應允」。

屋漏偏逢連夜雨。幾乎與此同時，消息靈通的安格聯，獲知了顧維鈞內閣也有意徵收附加稅。

南北兩個政府，一前一後，開徵二五附稅。

安格聯深深地感到，「海關充滿危險的局勢，並可能在口岸造成各種各樣困難」。在這劃時代的大變局中，他已經到了必須作出抉擇的時刻。

進退兩難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在宣布遷都武漢的同時，由財政部「實行徵收與粵一致之增征普通品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之新稅率」。

兩天後的下午，武漢各界群眾在江漢關鐘樓廣場舉行集會，慶祝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和北伐勝利，現場氣氛熱烈。英國租界當局十分恐慌，英軍水兵衝出租界，撲向手無寸鐵的聽講群眾，製造了漢口「一三」慘案。

1月5日，武漢罷工、罷市、罷課，召開30萬人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向英租界挺進。工人糾察隊員率先衝進租界，拆除防禦工事，包圍巡捕房和工部局，驅逐巡捕。

安格聯對漢口有著特殊感情，曾任江漢關稅務司的他，將這裡視做發跡之地。5年前江漢關大樓奠基那天，已升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安格聯欣然攜夫人來漢，親自主持奠基典禮。

時過境遷，匆忙趕往漢口的安格聯悲哀地發現，英國政府對武漢工人沖占租界一事，不僅不作為，還表示「在武漢發生排外騷動時，不允英軍保護英租界附近的海關，也不保護在海關供職的英國臣民」。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安格聯不得不發出「英國政府已經放棄海關」的哀嘆。

這樣的判斷一經作出，安格聯南下武漢的指向性更加明確，試圖與國民政府建立某種聯繫的企圖，昭然若揭。

安格聯抵達漢口後，與國民政府宋子文等高官頻頻接觸，討論海關問題，試圖消除誤會，修復關係。此時，顧維鈞內閣已發布徵稅令，因附加稅的保管及徵收手續等，均有和安格聯磋商的必要，於是電召安格聯，急切地盼望他回京。22日，當安格聯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透露他將為北京政府開徵附稅時，部長發火了。

陳部長當面警告安格聯，「如果海關在任何地方開徵（附加稅），國民政府將馬上在其轄區內接管所有海關，摧毀現存（海關）行政。」

在國民政府的威脅之下，安格聯陷入兩難境地。如果回去，他就得為北京政府開徵附稅。為北京政府徵稅，則國民政府將摧毀海關，若不為北京政府徵稅，則又違抗了北京政府的命令。

安格聯所處的這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使他無法再以海關一直宣稱的「中立」立場自處，為了保全海關，他無可選擇，只能暫時規避。

北京政府屢次發電促其早日歸京，安格聯為服從英國新的對華政策，保全海關，回電堅稱：「海關不能徵收未經條約列強批准的外貿稅。無論政府決定採取什麼行動，海關必須獨立孤行。」

對於安格聯這種桀驁不馴的態度，顧維鈞很生氣，決定將其革職。與此同時，幕後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決心2月1日無論如何必須實行徵收附加稅，以增補龐大的軍費開支，因而支持顧維鈞內閣對安格聯採取強硬手段。

就地免職

1月22日，顧維鈞正告英國公使藍普森，張作霖在考慮採取行動免安格聯職，又一連幾日，向外交使團聲明中國方面對於此事的鄭重態度。當英方意識到事態嚴重、發特急電催安格聯立即北返時，己經太遲了。

非但是顧維鈞，大多數閣員的忍耐都達到了極限。張作霖懷恨在心的一樁舊事，終於也到了該了斷的時候。那是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安格聯曾將奉方從法國購買了十幾架飛機，並用法船經香港運往牛庄之消息告訴國務總理顏惠慶，而顏又通報了曹餛大總統並派軍艦追蹤該船。雖說飛機最終安全抵奉，但安此舉已嚴重傷害了奉方。

「安氏獲任總稅務司」之初，赫德去函諄諄告誡：「你必須自己劃你的獨木舟」！如今，為所欲為十數年後，安格聯這艘獨斷專行的獨木舟，終於在1927年1月30日晚間擱淺。

這天夜裡，在顧維鈞主持的關稅委員會會議上，由財政部長湯爾和提議，呈請明令將總稅務司安格聯即行免職。會上，內閣一致通過將安格聯免職，並決定委派現任總稅務司主任秘書易紈士暫行代理總稅務司。

翌日凌晨，代行總統職權的北京政府總理顧維鈞，發布大總統令，宣布了罷免安格聯的決定。

安格聯被免的革職令公開後，在政界、輿論界引起了很大震動。

從中國海關設立總稅務司的1859年始，總稅務司一職一直由英國人擔任。後在英國公使的一再要索下，又明文規定，在英國對華貿易占第一位時，總稅務司一職應聘用英國人。

英國獲得了攫取總稅務司職權的法律依據，中國政府只保留了任免權。但實際上，在列強的逼迫下，這種任免權也早己名存實亡。

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國權」的呼聲日益高漲。以顧維鈞為代表的外交名流們上台後，北京政府在對外交涉中漸趨強硬，才出現了罷免安格聯這一衝擊列強強權、收回國權的振奮國人的事件。

中國政府長期聽憑列強操縱海關要職的慣例，至此打破。英人控制下的「中國海關光輝時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