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手足相殘的兩種倫理

作者丨胡丹

（一）

貞觀九年（635年）五月，已退位多年的唐高祖李淵去世了，太宗李世民忙著為太上皇處理喪事，一件在心裡隱藏很久的心事，再次翻湧上來。

十月的一天，他找來史官，提出要看高祖的起居注（註：起居注是對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記錄，由專門的史官負責）。他打算查閱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的記事。那個月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忽然死亡——兄弟倆是在後世所稱的「玄武門之變」中雙雙殞命的。

這僅僅是10年前發生的事，人們對此諱莫如深，誰也不敢提及，更遑論追究了！因為，玄武門之變的「肇事者」，便是建成之弟、元吉之兄，當時的秦王，今日的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殺死他的兄弟後，其父李淵立即下詔，立李世民為太子，並令所有軍國之事，無論大小，均委太子處決。李淵在痛失二子後，又痛失政權，一個多月後，他宣布退位，正式將帝位讓給太子李世民。

這是唐代宮廷發生的第一件大內亂，兄弟相殘，以子逼父，中國古代最著名「聖君」之一的唐太宗，做下了這件人倫慘變的惡事。

李世民提出要看起居注，就是想知道，史官是怎麼記載這件事的。然而，他索閱國史和起居注的要求，均被骨鯁、守史職的史官拒絕。李民不甘心，多次嘗試失敗後，他乾脆給宰相房玄齡下令，要求他將起居注中的有關內容「撰錄以進」。於是，在貞觀十四年（640年），也是太上皇去世五年之後，李世民終於如願看到了起居注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

（二）

對於聖天子做下的那件骯髒事，縱然是有史德的史官，也不敢完全照實直書。李世民所見起居注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語多微文」，寫的比較含糊，遮遮掩掩，反而疑竇百出。

對此李世民十分不滿。自從弒兄殺弟以來，李世民早已從良心的譴責中擺脫出來，而且時愈久，氣愈壯了。他對房玄齡說：

「周公誅殺其弟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鴆殺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

此時，他已將殺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誅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國利民的大義滅親之舉。

經他這麼一升華，黑錢洗白了，「偽鈔製造者」自然也心氣和暢、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於眾了。李世民主動將這件事公之於眾，是因為他是聰明人，他深知，玄武門之變可瞞一時，不可瞞一世。與其待後人紛紛議論，加他之罪，還不如由他親口做一個發布，為己正名，封堵後人之嘴。

於是他說：「公明正大之事，史官執筆，何必故意隱諱？」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當然，他說的「直書」，是只准按照他設定的議程來「直書」，也就是給兄弟鬩牆這件不義之事蒙上一張「大義」的外皮，讓人們不僅不指責他，反要像歌頌周公那樣歌頌他。

看看，這就是不能讓君王隨便翻閱本朝國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滿意的地方，便會情不自禁地使用權力加以篡改，那還有真史嗎？！事實上，正是從唐代始，開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書，從此史學便為朝廷之奴隸了！

（三）

自唐太宗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這塊唐初的言論禁區也就開放了，包括著名的《貞觀政要》都記載了李世民給房玄齡的那段大義凜然、毫無「虛心」的訓詞（卷七《文史》）。

由於唐太宗功業太著、名聲太盛許多人寧願相信他的解釋，如《舊唐書》的李建成傳，就寫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這樣的不實之詞。甚至有人說，如果以「殘忍」的建成為天子，「凶狂」的元吉為輔，唐必亡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辯詞，如《唐鑒》的作者范祖禹，就說李世民殺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於周公殺管叔、蔡叔，管、蔡勾結殷商殘餘勢力，並且流言誹謗周公，不是周公要殺他們，而是天下人要殺他們。可是建成、元吉何罪？是李世民自己要殺死他們，而不是天下人要殺死他們，他是為了一己之私才那麼做的。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中國人很重孝道和家庭倫理，兄弟之情被視為僅次於父子之道的一種關係，《三字經》里就反覆強化著這種觀念，如曰：「弟於長，宜先知。首孝悌，次見聞」；「手足情，血濃水」等等。

然而，我們從周公誅管、蔡的故事知道了，兄弟相殘不單是一幕家庭人倫悲劇，它也存在「政治正確」有否的政治倫理。周公殺弟可能不對，但在政治上卻是典範。

兄弟關係，首重長幼。長幼即尊卑，是一種天然的穩定次序。所以中國很早就確立了長子繼承製以及「立長不立賢」的原則。與「賢能」相比，長幼之序更加重要。就玄武門之變的對決雙方而言，李世民是賢（他功勞最大），而李建成的優勢在於他是長。李世民固然賢，卻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長，是根本不可能繼承帝位的。

功業偉大的他，實際上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囚徒，於是他試圖從政治倫理中突圍。

政治似乎是法律與道義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弒兄、殺弟，卻被立為皇太子，繼承了大位，沒有罰，只有獎，而且是傾國之獎，最終將整個帝國都獎給了他。然後他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重新闡釋，以求正統之名，為他統治的合法性加分——這塊牌坊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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