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保險箱里的秘密：一張神秘收據毀了日本反戰派

1931年9月19日，日軍衝進大帥府，砸開保險箱，驚奇地發現，裡邊竟然只有一塊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

大帥府遭到浩劫

1931年9月18日，陣陣槍炮聲過後，日軍突破城垣，逼近大帥府。

大帥府經歷了張氏父子兩代近二十年的積蓄，府內有著數不清的金銀珠寶，自然為日軍所矚目。佔領瀋陽的日軍不等硝煙散盡，便急不可耐地衝進了大帥府。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災難，大帥府沒有絲毫準備，帥府內二十年來的珍藏完全來不及轉移，張氏父子多年積攢的家底輕易地落到日本人手裡。

上百個日本兵在帥府里東走西竄，一會兒抱倆瓷瓶出來，一會兒又抬出兩箱金條，忙得不亦樂乎。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僅在帥府內抄走的金條就有20多箱，至少有56,000兩，另外還有銀元40多箱，古玩字畫無數。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我從前沒有別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畫。我有一幅字，王獻之的。是我當年是花三萬塊錢買的，現在這幅字，有人看見了，在日本橫濱博物館裡。 」

曾親歷了那場浩劫的邊業銀行員工孫競寰老人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前，邊業銀行剛剛從上海購進了一批黃金，數量達7,000兩之多。日軍在佔領大帥府的同時，也佔領了張家的私家銀行——邊業銀行。此後，這一批黃金便不翼而飛。另外，張家有許多貴重物品都存放在銀行里，如張學良曾存放在銀行幾個樟木箱子，裡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畫，這些珍品也一併落入日本人手中。

關於張家財產的損失情況，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當記者問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聽說本庄繁將您所有的個人財物運去北京，送還給您，這是不是事實？ 」張學良說：「不是所有的財產，送來兩列火車，他派一個人見我，我對那個人說，我絕不收。我說，我倆雖是朋友，但現在等於敵人。這樣待我，等於羞辱我。我對本庄的人說，你把我的東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車站燒了，後來，他們真的運回去了。 」

整整兩列火車的財物，仍不是張家全部財產，但就是這兩列火車的財物也在返回瀋陽途中，被沿途的日軍搶劫一空。

神秘的保險柜

混亂中，一小隊日本兵衝進了位於大青樓二樓的張學良卧室，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盯上了位於屋角的一個大保險柜。這個保險柜，完全是鑄鐵打造，櫃門上上了一把碩大的鎖頭。一看到這個保險柜，幾個日本兵欣喜若狂，這裡是張學良和于鳳至的卧室，保險柜中一定鎖著帥府內最最貴重的寶貝。於是，日軍一哄而上，一陣亂砸，將鎖頭撬開。當一個士兵顫抖著雙手拉開櫃門時，所有人都傻了眼，他們實在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原來，偌大個保險柜里既沒有古玩字畫，也沒有金銀珠寶。仔細一看，才發現櫃中一個角落裡靜卧著一枚小小的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

這塊銀元就是張學良六次拋擲，決定楊、常生死的那枚「袁大頭」。而打開信紙後，發現它實際是一張收據，上面寫有「收到現大洋五十萬元整」的字樣，署名是「赤冢、鶴見」，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這張普普通通的收據背後又隱藏著怎樣一段故事呢？

張學良盯上「政界夢遊症患者」

皇姑屯一聲巨響，使張學良背負了對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審時度勢之後，張學良寄希望於「堡壘從內部攻破」。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內閣換成親華派或者和平派，中日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大大縮小。所以，當日本在野黨——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竹二郎準備參加日本第十七屆大選時，張學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床次竹二郞，是跨越大正、昭和兩代的日本政界實力人物。他做事雷厲風行，有鐵腕之稱，是一位權力欲極強、在政治上慣於縱橫捭闔的政客。為了謀得大權，他曾多次轉換政黨，被人戲稱為「政界夢遊症患者」。

在權力爭奪中，為扳倒田中內閣，床次竹二郞還不惜背上叛國的罪名，協助張學良的情報人員蔡智堪獲取《田中奏摺》。

事發床次一命嗚呼

張學良收買日本政友本黨，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進行中，雙方都採取了極謹慎的態度。努力失敗以後，張學良為慎重起見，便將赤冢和鶴見寫下的那張50萬元的收據收藏於卧室的保險柜中了。

誰料想「九·一八」事變突發，一夜之間，大帥府為日軍佔領，根本來不及處理，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險的地方。這件收據被日軍發現並上交，直至出現在日本內閣的會議桌上。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以叛國罪，將時為眾議院議員的赤冢和鶴見逮捕，並在日本報紙上公開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受此打擊，不久，床次竹二郞病故，政友本黨也從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