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誠信思想的三個維度

「誠」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範疇。孔子認為君子應當「主忠信」（《論語·子罕》）。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最早將「信」與「誠」連在一起使用的是《逸周書》：「成年不嘗，信誠匡助，以輔殖財。」在漢儒那裡，則將「信」與「誠」的意思完全打通，《白虎通·性情》：「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一般來說，「誠」指一個人內在的真誠，「信」則指一個人外在的信用。儒家十分重視誠信的價值，即所謂「儒有不寶金石，而忠信以為寶。」（《禮記·儒行》）在儒家看來，「誠信」不僅是個人也是國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即所謂「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要達到誠信，在個人修行上就要「內誠於心，真實無欺」，即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要達到誠信，與人交往中就要「外信於人，言行一致」，即所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這些，就是儒家誠信思想的主要內容。

關於「誠信為本，立國立人」。

儒家將誠信視為安身立命的根本，個人如此，國家也同樣如此。對於國家而言，「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在孔子看來，一個國家，需要有充足的糧食賦稅，充分的軍備武裝，但這些都不是立國的根本，真正的立國之本在於民眾對政府的充分信任。

對於個人而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信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一個人如果沒有信譽，將無法立足於社會。政府的信用與民眾個人的信譽二者關係密切，前者是後者的先導，後者則是前者的基礎。《呂氏春秋·貴信》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在其作者看來，誠信樹立了，那麼虛假的話就可以鑒別了；虛假的話可以鑒別了，那麼天下百姓就歸服了。與此相反，如果君臣不誠信，那麼百姓就會批評指責，國家就不會安寧；做官不誠信，那麼年少的就不敬畏年長的，地位尊貴的和地位低賤的就相互輕視；賞罰不誠信，那麼百姓就容易犯法，不可以役使；結交朋友不誠信，那就會離散怨恨，不能相互親近；各種工匠不誠信，那麼製造出來的商品就會粗劣作假。總之，從官府到民間，無不以誠信為本。

關於「內誠於心，真實無欺」。

所謂「誠」，就是真誠、真實的意思。在儒家看來，這是個人內心修養的一種境界。孟子指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誠，就會得到最大的快樂。《中庸》指出：「誠者，自成也。」真誠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發端和歸宿。一個真誠的人，能發揮自己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眾人的本性；能發揮眾人的本性，就能進而發揮萬物的本性；能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云：「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真誠是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無論是修學還是為事、自謀還是待人，都不能沒有真誠。

《禮記·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真誠實意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亦不為人所欺。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岩在其杭州胡慶余堂藥店中，掛了一塊「戒欺」的牌匾，並在跋文中寫道：「凡百貿易均不得欺字，葯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餘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願諸君心餘之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為余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為謀也亦可。」這裡所概括的修合誠心、採辦務真、修制務精、真不二價等原則，既是經營藥店的商業倫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反觀當代社會，政界中人的空話假話大話、學界中人的剽竊抄襲作偽、商界中人的假冒偽劣欺詐，究其原因，都是喪失了「真誠」這一人之為人的寶貴品質。明清之際的儒者黃宗羲指出：「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孟子師說·卷七》）真誠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之一，如果人沒有真誠而欺詐作偽，那就是喪失了人性的禽獸行為。我們要通過廣泛而持久的道德教育，呼喚真誠、推崇真誠、恪守真誠，保持做人的底線，從根本上堵住社會道德崩壞的缺口，使真誠成為各種善行的根源，社會文明的基石。

關於「外信於人，言行一致」。

從漢字結構來看，「信」由「人」與「言」兩個字組成。《春秋榖梁傳·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這裡，完整地闡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首先，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能夠言語。言語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也是人之為人的外在標誌。其次，言語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能夠表達承諾。如果言而無信，言語再多也沒有意義。最後，信譽之所以可靠，是因為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道義，那麼言語和信譽也就沒有價值了。由此，儒家十分重視「言」與「行」的關係，就個人修養來說，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就與人交往來說，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就判斷他人來說，則是「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

據《論語·衛靈公》記載：「子張問行。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獲得他人的信任，那麼即使是在蠻荒陌生的地方也會行得通；如果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恭敬實在，就是在本鄉本土，也處處受阻。孔子這段話，很有現實的意義。當代社會轉型，從所謂「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有些人在本鄉本土循規蹈矩，很講信用；但到了異地他鄉，卻放縱自我，坑蒙拐騙。其實，信用是一個人內心真誠的外在標誌，「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陸九淵集·主忠信》）如果一個人自甘墮落，行禽獸之所行，那麼他所遭遇的也只能是禽獸的境況，面對的也只能是一個醜陋而可怕的社會。

《左傳·僖公十四年》指出：「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意思是說，如果自己喪失信用，背棄鄰國，遇到禍患又有誰來同情自己呢。失去了信用，一旦禍患發生，沒有人來支援自己，就一定會滅亡。由此可見，重諾守信是十分重要的，對熟人如此，對陌生人也同樣如此。我們只有內誠於信，外信於人，始終講求信用，才能獲得社會的信譽，得到他人的信任，從而取得自己人生事業的成功，同時營造一個「講信修睦」的美好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