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都背後隱藏的地緣密碼：長安、洛陽、北京何以成為首都？

中國地緣政治系列終於來到完結篇。前面八篇鏈接如下：

中國地緣政治的特點究竟是什麼？

中國地緣政治的優點究竟在哪裡？

黃河流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有多重要？

京杭大運河的地緣政治意義究竟有多大？

從地緣政治角度讀懂三國故事

長征背後的地緣博弈

長江流域的地緣政治意義有多大？

它是對全國有關鍵影響的地緣樞紐

但這個話題不會結束。坐觀君之後還會繼續分享這方面的文章，視角將會放大到世界層面。

今天的完結篇主要包括兩部分內容。首先是關於中國歷史上首都選擇的重要性問題。然後是這個長系列的結論部分。

作者：張文木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ID:china_2049）

明朝陳建著有《建都論》，他通過對長安、洛陽、開封、北京等地比較，提出建都三原則：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

陳建只是從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慮建都的原則，這都沒錯，但國都選址更要考慮發展安全。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發展的安全，是國家政治考慮的關鍵。以生存安全為安全的結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台中日益自我邊緣化並最終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三國時蜀國立都選址於益州（成都），以陳建三原則看，此應打滿分；但從當時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標看，它使蜀國在這場群雄競爭中原的鬥爭中更加邊緣化。由此看，在當時成都就不應是蜀國好的建都選址，依蜀境內看，重慶接近中原，地形險固且交通八達，從發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國都的地位優於成都。

地緣政治，不出「門戶」「中樞」二義。前者關乎險塞，後者關乎距離。國都之所在乃全國人力物力資源調度中樞之所在。故此，國都選址的主要考慮是等距形成全國政治經濟力量中樞並由此有效調度全國軍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說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以御外敵為原則。秦、漢兩朝，中央政府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隴西匈奴諸部，故此兩朝分別定鼎於咸陽和長安。匈奴經漢朝打擊或西竄或分裂，其勢大衰。兩晉時期，鮮卑由東北南下，盡占匈奴舊地。這造成東漢至西晉的國都東移至河南洛陽。隋唐之際，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國」 期間的混亂而興起，為防它們東犯，此間朝都西返長安。唐末，東北遼河一帶活動的契丹部落興起並於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國（後改稱遼），統治中國北方。東北方向威脅加劇，這使北宋國都再度東移洛陽。東北方面的戰略壓力在元、明、清時期持續增加，其國都則進一步東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脅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邊」將國都從南京移至北京。

洛陽是上述中國政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進程中的重要節點。比較而言，長安雖據形勝，然運輸艱難，不利於充分調動和利用華北平原的資源。洛陽與鄭州雖居四方之中，大運河開通後又可乘水運便利，與徐州東西呼應，然其勢不足以鎮安遼東，且又受關中與河北西東兩向挾持，為四戰之地，其防禦形勢比較脆弱。顧祖禹分析說：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周之東也，以河南而衰；漢之東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亂。朱溫篡竊於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為歸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轍也，從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慮實在河北，識者早已憂之矣。女真之季也，懼蒙古之逼，乃遷於汴；遷汴未已，又遷於蔡；始為亡宋之資，終為自弊之地。當其亡宋之日，豈料其禍之亦中於此哉。

自從崛起於東北平原的部族勢力捲入中原事務後，中國安全範圍進一步擴大，因此，北京一帶的地理位置就顯示出「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 且南北兼顧的優勢。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鎮懾塞外鐵騎的侵擾，又可盡享東北和華北兩大平原的豐富資源和交通之便，處於「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調控全國資源和力量。顧祖禹說：「依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而負險，有建瓴之勢，太宗 深鑒於金陵之已事，建都於此，實為萬事計也。」

毛澤東似乎也注意到此舉的意義，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時讚揚說，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裡，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 。由此比較生擇都於遠離中原的成都、死葬於離中原偏遠的定軍山的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說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顯遠大。1935年，毛澤東與張國燾爭論長征路線時，主張北進，在新疆和陝甘兩地，毛澤東傾向進軍陝甘。他說「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

1948年，毛澤東將中央所在地從延安進一步推進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定都於北京，這些將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進的決策對推動解放戰爭取得全國勝利和隨後的抗美援朝的勝利，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國歷代王朝的國都從長安經洛陽到北京的遷都路線，恰好與東西走向的萬里長城及黃河的走勢大體平行，這反映了中國歷史安全壓力變遷的軌跡。

處於這一層面上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區域分布廣闊且亂源多出。中國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多出自這一

「廣大條形地區」

；而古代中國政治史幾乎就是處理這一地帶政治關係的歷史。這一地區兩端即新疆至東三省乃至朝鮮半島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定鼎於此線的長安、洛陽、北京等國家京畿中樞，如果中樞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退向中國地緣政治的長江一線。而中原政權退至江南引發的必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對打過「三八線」並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美軍採取堅決反擊的深層原因。

中國自近代東北部族捲入中原政治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後，作為國都，北京較之長安、洛陽、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勢不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的地緣政治優勢，由於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還有利於國家以開放推動發展的目標。與東海和南海相比，北京受到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鉗型護衛，這有利於抵制海上來犯。在大國經濟已捲入並且日益依賴於世界市場的近現代，北京作為首都，其倚陸向海——也是另種「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於中國在較為弱勢的起步階段對外開放和吸納世界資源來反助中國的發展。

對於象英國、美國、俄羅斯等國的近代崛起強國而言，它們多是近海擇都。為了表明對波羅的海出海口的重視，1703年彼得一世在波羅的海岸邊涅瓦河口的沼澤地修建了彼得堡，並遷都於此，此後彼得堡成了沙皇俄國的政治中心。同時，沙皇俄國正式使用了「俄羅斯帝國」的稱號。馬克思對彼得大帝遷都的歷史意義和戰略作用曾有過精闢的分析：

彼得堡這個帝國的外偏中心從一開始就表明：一個圓周尚有待於劃定。

因此，僅僅對波羅的海諸省的征服並沒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與其祖先的政策區別開，都城的遷移才顯示出他征服波羅的海諸省的真正意義。彼得堡與莫斯科公國不同，它不是一個種族的中心，而是一個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個民族的悠久業績，而是一個人物的瞬時創造；不是使一個內陸民族的特徵得以傳播的媒介，而是使這個特徵消失的濱海地區；不是民族發展的傳統核心，而是一個為進行世界性陰謀而精心選中的巢穴。通過遷都，彼得斬斷了把老莫斯科公國沙皇們的蠶食體制與大俄羅斯種族天賦的才能和抱負連接在一起的天然紐帶。通過把都城建在海邊，他向俄羅斯種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開挑戰，並把那個種族貶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結構中的一個砝碼的地位。

從十六世紀以來，莫斯科公國除西伯利亞方面外沒有取得重大擴展，而且在十六世紀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藉助於東方才得以實現。通過遷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過來藉助於西方來影響東方和各緊鄰國家。如果對東方的藉助由於亞洲各國人民的停滯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話，那末對西方的藉助則由於西歐的活動特徵和頻繁交往而頓時變得毫無限制和無所不包了。遷都表明了這種對藉助對象的有意識改變，而波羅的海諸省的征服為實現這種改變提供了手段。因為它立即使俄國在北方各鄰國中居於優勢地位；使俄國與歐洲所有地方保持經常的直接接觸；奠定了同海上強國建立物質聯繫的基礎，這些國家由於俄國征服了波羅的海諸省而開始依賴俄國供應造船材料；這種依賴關係，在莫斯科公國這個出產大量造船材料的國家沒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來掌握這些出海口的強國瑞典沒有擁有這些出海口背後的土地時，是不存在的。

馬克思評論說：

波羅的海諸省，單是從它們的地理形勢來看，就自然屬於任何控制著它們背後的土地的國家。總之，彼得至少在這個地區只是奪得了對於他的國家的正常發展所絕對必需的東西。從這個觀點看來，彼得大帝只是想通過他對瑞典的戰爭建立一個俄國的利物浦，並賦予這個俄國的利物浦一條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帶。

馬克思對彼得大帝建設彼得堡作為國都的評價也適合理解中國的地緣政治。在陸權時代，漢、唐兩朝立國都於長安，使國家面向西塞，這促成了「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國與中亞和歐洲的交流；而當歷史進入海洋時代，元、明、清三朝和中華民國繼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代均將國都立於北京，這對於中央政府加強對東北平原的民族融合和國家對外開放，將中國帶入近代工業化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能否認，作為國都，南京與北京一樣，也有助於中國向世界，尤其向海洋開放的地理優勢。但是，這種優勢隨近代以來中國制海權的缺失及由此產生的台海分離，使南京容易受到海權強國的直接威脅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不久就受到東面來自海上英國和西面來自湘軍的夾擊並很快覆滅，而中華民國藉助於南京的位勢則很容易獲得東南亞華人財團的支持，強化與太平洋國家的聯繫，但同樣也更容易為海上強國比如日本所驅逐或控制。

西方海權國家看出了這一點，為了實現對中國的控制，1900年馬漢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為入侵中國的列強出謀劃策說：

對海上強國來說，也有一個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的位置。由於自身力量的特點，海上強國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通過中國人來發展中國，只能激勵而不能取代現存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們希望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後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近代依附於西方海上強國的買辦或傀儡政權，都喜歡在南京紮營。比如蔣介石願意當買辦，卻不願意作傀儡，在當買辦時，他立都於南京；而為了避免當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慶；汪精衛則一頭扎在南京，甘當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在中國沒有實現西太平洋制海權，至少在台海統一之前，南京無疑具有對外開放和台海統一的橋頭堡的作用，但作為國都的選擇，則不利於中國的獨立自主外交的展開。

坐觀君

（ID:china_2049）

插話：到這裡，中國地緣政治系列的分篇就結束了。當然，最後還有一段總結。算是這個系列的結論部分：

至此，我們即將結束關於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及其變動規律的討論。如果將上述特點綜合起來，就會發現貫穿其中的主要是如下規律：

第一，與對稱型碎化分布的歐洲各國不同，也與處於絕對主體地位的美國不同，中國在東亞相對主體的地位使中國天然地成為亞洲的重心。亞洲多國力量不對稱向中心中國聚合的板塊結構有利於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並使亞洲——與歐洲美洲比較——聚集更多的穩定因素和由此形成更大的可持續發展潛力。這正是今天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崛起並將持續崛起的深層原因。

第二，中國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東面低地呈階梯形鉗型包抄的地形組成，對中國國家統一起到了積極作用：廣泛的山地及其複雜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國的地方割據，其偏安位勢既難在山嶺間橫向兼并，而自身又沒有足夠的資源以長期自保，這些地方割據勢力最終必以奪取資源豐富的中原為結果；而中原一面臨海三面環山，因而攻易守難的「四戰」地形使其在中國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區。山地極多而平原極少的地理特徵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據力量競爭的門坎：佔據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諸割據勢力博殺後留下的力量最強且有餘力由中原再向四方輻射的雄主，他們佔據中原後便利用那裡的豐富資源最終形成了最有實力實現中國統一的政治力量。這一特點產生的地緣政治規律則是中國在五千多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著版圖的統一，其中儘管有邊界的盈縮，但始終沒有發生器質性裂變；歐洲、印度多平原少山地的地緣政治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稱型破碎的政治結果則是中國統一規律的反證。中國地緣政治的這一規律甚至讓歐洲哲學家黑格爾羨慕不已，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麼，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一個帝國。」

第三，「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 不言而喻的是，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及其產生的規律還必須有人的因素才能發揮作用。「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人民的政治需要是地理要素變遷的根本原因，中國多次從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走向統一，其版圖歷經五千年而不能被分裂，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民對國家統一的願望和實現這種統一的能力。無疑，技術條件、地理環境的變化可以化解也可以製造某些矛盾，但解決不了作為終極表現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就基本無解。當階級和民族壓迫發展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時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

坐觀君：這個超長系列到這裡結束了。今天這篇文章可收藏，前面有之前九篇的鏈接，可以連起來好好複習。這個系列結束後，並不意味著地緣政治系列的終結。之後，我還會分享關於地緣政治的其他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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