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從前都不足道，現在我是「新銳作家」

擰巴：「非常規」的溫和

作協大廳靜得瘮人。做電梯直上八樓，腳步聲的迴音都能聽見。李敬澤在這裡辦公，他是中國作協副主席。

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身份，與之相伴的，還有「才華橫溢的文學評論家」稱號。李敬澤「浸入太深，半輩子都交代在裡面了」，但他的天性，「最好是做一個無所事事的人，閱讀不是為了寫字，也不是為了寫字而寫字」。

1984年北大中文系畢業，文學雜誌編輯出道，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場域，時至今日被主流文學體制圈內人稱「青年作家教父」。半生為文，用李敬澤很喜歡的一個詞形容就是「擰巴」。在理想讀者和理想作者之間，他一直在打一場「擰巴」的拉鋸戰，把糾結的內心戲留給自己，返回給公眾的，是一個「假親和、真武斷」（畢飛宇語）的高冷批評家形象。

做了二十幾年文學批評，李敬澤習慣了一種生活狀態——總在去往大大小小的文學研討會和新書發布會的路上。在文學批評這件事上，已故的德國著名批評家、被稱作「文學沙皇」的拉尼茨基那種「能夠毀掉作家的人，才能成為批評家」的氣勢，李敬澤沒有，「我常常想，一個作家就算寫了一部不靠譜的書，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墳罵娘的這種氣概去痛加修理嗎？」

他以「不罵人」著稱，這些年發現並鼓勵了很多文學新人，阿乙、李娟、蔣一談、馮唐。名氣再大一點的畢飛宇也得益過他的評薦。他說自己成為文學批評家走的是「非常規」路子。一直以來文學評論家有兩種，走學院派的理論路線、和作家更近的「創作型批評家」，李敬澤卻懷疑自己是孤例，「90年代做文學批評的志向基本是學術知識生產，但我不能按牌理出牌。這不是說我很高明，我對『牌理』充滿敬畏，但『牌理』不是我做批評的動力」。他屬於那種從一開始就紮根在文學生產現場的批評家。最早是編輯，1984年進入《小說月刊》，六年後調入《人民文學》，繼續做編輯。

編輯的天性，很像一隻老母雞——看見一隻蛋就眼裡放金光，想過去孵一下。從前做編輯時，李敬澤「發現一個好作者，就四處幫他聯絡出版方」。成為評論家後，這種「毛病」更難改過來。

但這種熱情漸漸消失了。

偏執：尋找歷史的文學趣味

《青鳥故事集》，作者：李敬澤，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批評做了二十多年，有些意興闌珊。他覺得自己還有力氣尋找新的熱情。《讀無盡歲月》《小春秋》《致理想讀者》《反遊記》……以幾乎每年一本的速度不急不緩地推出，他沒放棄探索寫作的可能性。借16年前一本小書《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修訂再版，寫作者李敬澤重新出發。

這本書里，李敬澤打破散文、隨筆和小說的界限，把想像、虛構、歷史、事實混雜在一起，表現一種彰顯歷史想像的「混搭寫作」。2016年底，他增補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頭上》《巨大的鳥和魚》三篇，修訂成《青鳥故事集》，由譯林出版社推出，與法文版一起面世。

《青鳥故事集》像是一本「誌異錄」，寫外國人在中國迷路的故事：形形色色的外國人——不遠萬里來華的傳教士，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16世紀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形形色色的怪物——從龍涎香到玫瑰，還有義大利人利瑪竇獻給萬曆皇帝的兩座自鳴鐘……李敬澤漫步茫茫史料中，時間跨度從唐代及今，鉤沉索隱，把對歷史的考據與文學的想像放在一個寫作熔爐里鍛造。

李敬澤對歷史一直有興趣，他有家學的底子，父母都畢業於北大考古專業，童年時他常在文物庫房裡瘋跑，一部《二十四史》研究了很多年，如今讀史書甚至比讀文學多。

窺視歷史的癖好「偏執」地住在基因里，「主要從前閑的發獃，亂翻書，《太平廣記》、唐宋筆記叢刊、清代筆記叢刊、馬克思、福柯、布羅代爾……差不多看了個遍。」這些都教給李敬澤文學的「微觀史」，「歷史絕非帝王將相，那不過是舞台上的泡沫，真正重要的是泡沫之下恆常的普通人生活狀態」。

他關注那些「歷史書中只是順便提一句的人」，比如「翻譯官」，在一篇名為《飛鳥的譜系》的文章中，李敬澤從史料的蛛絲馬跡中辨認那些無名的翻譯——1792年由英國向中國派遣的馬戛爾尼使團中兩位中國留學生，「朱神父」和「李神父」，暗自竊得了第三種權力，在兩個帝國、兩種語言之間上躥下跳，然而史料記載中卻未留下姓名，他們就這樣悄然遁入東西方世界裂縫的黑暗中。

李敬澤看到這些「鳥媒」在歷史褶皺處忽明忽現的臉，「我們在黑暗中，把一個人的一種命運辨認出來，再把他照亮。在當時的中國，這些人極其卑微、極為孤獨，被籠統歸檔，迅速遺忘。他們夾在兩個世界之間，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辨認這些人時，也在幫助我們理解大歷史的真正面向。」

警覺：當人心越來越粗糙

「人心隔肚皮」，李敬澤認為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尤其是對中西方交流歷史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青鳥故事集》是一本「誤解小史」。《布謝的銀樹》里，法國國王的使者魯布魯克來見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兒子蒙哥。他的使命是說服蒙古與西方合作，對抗橫亘於歐亞之間的伊斯蘭帝國，但這之前蒙古人必須接受洗禮，皈依上帝——那時候蒙古人正在席捲歐亞，孱弱的歐洲人實在是天真。顯然這正是對現實的誤判造成的誤解；《利瑪竇之鐘》里，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走了十八年才走到明朝帝國的中心，等到萬曆皇帝召喚時，他卻只是對利瑪竇帶來的兩座自鳴鐘感興趣，從此以後直到清代，傳教士的一門必修手藝就是修理鐘錶。

時至今日，李敬澤說：「我們依然被全世界誤解著。」16年前寫《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時，他看到國人在處理西方異質經驗時面臨的尷尬。16年後，他說「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誤解並不比嘉靖或乾隆時代更少」。

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新媒體時代，李敬澤警覺到「全球化」是一個危險的詞。好奇心在消失，人心越來越不敏感，在唐朝的大街上遇見一個波斯人，是「西洋鏡」。明代一個葡萄牙人晃晃悠悠跑到桂林去，大家都把他當怪物。那個時代的奇觀，卻變成了這個時代習焉不察的日常經驗。

他看見現代人的傲慢逐漸屏蔽日常經驗中的誤解：「全球化是一個謬論，世界好像更開放了，技術給我們『一切盡收眼底』的幻覺，我們已經意識不到，在時間面前，人是有限度的。」

熱情：重新出發以此抵抗虛無

時不時地，他也感到虛無。面對虛空，寫作者需要依靠什麼？「靠書寫者的信念，我相信行動的意義。」時下出現了很多否定生活的小說，李敬澤感到不適：「這是這個時代很多寫作者的誤區，寫來寫去是為了告訴我們生活沒有意思。那麼我為什麼要看這個小說？『喪』是一種廉價的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沒什麼不同。」

他喜歡加繆，「加繆的『信』是在懸崖邊抓住一棵樹的姿勢，這個姿勢本身就是有力量的。」相比之下，李敬澤覺得中國當下年輕人的「虛無觀」實在是「無病呻吟」，「西方人說，『一切堅固的都將煙消雲散』，他們原來有『信』，消散後是為了新的『信』繼續生長。我們的底座是空的，何來消散？」

無論這「虛無」是否廉價，許多作家已經意識到對當下表達的無力感，現當代文學圈正在蔓延一種「新古典主義」的風潮，有人質疑這是由於中國作家缺乏直面社會的勇氣所致，只能在歷史和傳統中尋找避難所。

李敬澤承認，而今面臨著認識當下的巨大難度，而「考驗作家力量和雄心的，一定是看他能否寫好當下這個時代」。而對於作家回到傳統中找力量的做法，他說「不能簡單化為一種逃避的姿態。面對當下時，很多寫作者都『漂』著，一個人在真空中沒法發力，他需要立足點。回到傳統，恰恰給了作家發力的一面牆」。

他自己也在嘗試。2007年，他寫過一本漫談春秋歷史的隨筆集《小春秋》，今年計劃重寫，本來只想修訂，卻發現「已經不是俏皮話可以應付，需要推倒，變成『大春秋』」。

春秋時代，孔子所言「禮崩樂壞」的軸心時代，給予李敬澤強烈的感受，「《左傳》里的人都是巨人，無論善惡，都精力充沛，脾氣暴躁，那麼決絕而暴烈，那麼在意自己的道德實踐，為此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一方面相砍相殺，一方面卻持有精神上極端敏感的潔癖。這些在現代人看來不可理解了吧？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起點啊。」

《青鳥故事集》出版後，很多人分不清它的體裁界定。李敬澤說：「我寫這書就是為了讓你們糊塗的，中國文學有『文』的傳統，《莊子》《戰國策》《史記》是什麼文體？你沒法定義。」

他追求的，原來是一種回歸傳統的「元寫作」，「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每每山重水複的時候，就要回到那強健充沛、元氣淋漓的源頭上去。至於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文/柏琳）